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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冰冰 郭广生
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明确列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任务。“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作出深入推进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的战略部署。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将其列为年度重点任务，明确提出建设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并将其与新一轮“双一流”建设一体部署，纳入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战略框架。从战略部署到专项规划再到年度任务，一条清晰的制度路径已然铺展：国家交叉学科中心作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交汇点与关键制度抓手，其以国家赋权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破解知识生产专业化与问题解决综合化之间的深层矛盾;以重大任务为纽带，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科建设深度共嵌，推动教育科技人才深度融合、有机共生、一体发展。
把握变局之源：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因应时代变革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往往萌芽于深厚的基础研究，产生于学科交叉领域，大学在这两方面具有天然优势。然而，将这种天然优势转化为制度胜势，绝非学科自发交叉所能实现。特别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集成电路等前沿领域的突破，越来越呈现出大交叉、大协同、大融合的鲜明特征。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不仅是高等教育布局的结构调整，更是我国主动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重塑国家创新体系、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根基的战略之举。
一是抢占未来科技制高点的“策源地”。纵观世界科技发展史，许多重大原创性突破往往诞生于学科交叉的边缘地带。全球科技制高点的争夺早已演变为创新体系效能的整体较量，无论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系列交叉研究中心，还是欧盟“地平线”计划中的旗舰合作项目，无不指向以跨学科建制应对综合性挑战的转变。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重构知识生产体系与科研组织模式，推动原创性、颠覆性成果加速涌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交叉学科中心不仅是高校科研平台，更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培育拔尖创新人才的“蓄水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深刻重塑人才成长逻辑，科技创新越来越依赖复合型、战略型、跨界型人才。但传统人才培养模式下的学生长期被限定在单一学科框架内，知识结构相对封闭，创新训练偏向标准化，虽专业成绩优异，却缺乏系统整合能力与复杂问题解决能力，难以适应未来科技创新需求。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则通过真实科研任务、重大工程项目和跨学科团队协作，让学生在“真刀真枪”的科研实践中成长，在复杂问题情境中训练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和跨界能力。其培养逻辑遵循问题驱动与创新共同体培育，有利于打破“高分低能”和“学科偏科”的现实困境，加快培养能够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拔尖创新人才。
三是打破学科孤岛效应的“黏合剂”。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学科体系形成于工业化时代专业分工逻辑之下，虽有效推动了学科专业化发展，却也导致了院系分割、资源封闭和协同不足等现实问题。交叉研究平台名义上是独立实体，实则处处受制于传统院系逻辑，在运行中普遍陷入增量机构嵌入存量体制的困境，使得一体改革在“最后一公里”常常落空。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则以国家赋权实现制度升维，通过重构物理空间、制度空间和创新生态，在传统的“校—院—系”纵向架构之外建立横向协同的制度平台，推动高校从学科治理转向问题治理，形成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内生动力。
洞察融合之核：国家交叉学科中心推进一体发展内在机理
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核心要义在于把握三者共生耦合、相互赋能的内在关系，通过制度设计形成“1+1+ 1>3”的系统效应。从深层次看，国家交叉学科中心深刻揭示了教育、科技、人才三者在现代化建设中互为因果、协同向前的内在融合机理。
一是以教育革新为根基，涵养人才活水。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规律表明，能够跨越边界进行知识迁移与重组的能力，是其最核心的素质。国家交叉学科中心以跨学科导师组制打破单一导师的知识局限，以项目制学习让学生在真实科研任务中建构跨学科知识体系，以柔性学位授予机制解除学科归属对培养过程的刚性约束，使教育不再是封闭于院系围墙内的知识传递，而是与科技创新同频共振的人才锻造。学生在攻克“卡脖子”难题的实战中增长才干，将前沿科研成果同步转化为教学内容，真正实现了在创新中育人、以育人支撑创新的共生模式，使教育真正成为科技发展和人才成长的源头活水。
二是以科技需求为牵引，重塑教育供给。传统知识生产以学科划分为前提，这一模式在推动知识积累专业化的同时，也内生出研究选题由学科内部问题驱动，评判标准由学科共同体把持，人才培养按学科口径设置课程体系的“自我指涉”的倾向。然而，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理论指出，当代知识生产正从以学科为中心的“模式Ⅰ”转向以问题为中心、以应用为情境、以跨学科为特征的“模式Ⅱ”。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通过打破学科边界，以国家战略需求和重大科技问题为“原点”反向组织研究力量。一方面，中心围绕国家重大科技问题重构课程体系与培养模式，将人工智能、未来制造、生命健康等前沿领域嵌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另一方面，中心推动科研平台、产业场景与育人体系深度融合，使学生在真实创新场景中提升实践能力与原创能力，推动知识生产回归其服务人类认知和实践需求的本质目的。
三是以人才汇聚为核心，赋能科技创新。根据复杂系统理论，一个组织若要产生颠覆性的创新能量，系统内部必须有持续的异质要素输入并维持非平衡状态。传统的院系结构是典型的平稳态系统，学者共享相似的知识背景和话语体系，容易陷入认知闭合与路径依赖。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天然具有人才引育的“磁场效应”，其核心机理在于构建了一个高流动性的耗散结构，通过打破传统的编制壁垒和人事归属，实行人员流动“旋转门”机制。当具有计算机、生物、材料、数学等截然不同底层逻辑和思维范式的顶尖人才汇聚在同一个物理空间和科研链条中时，不同学科的异质信息流在此发生高频次的非线性碰撞。这种跨界融合的人才生态，能够有效提升知识流动效率和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使不同领域的知识体系在协同攻关中实现深度耦合，从而提升国家整体科技创新能力。
四是以体制机制改革为保障，释放一体发展红利。交叉学科建设难，根本难在体制机制改革。当前，高校资源配置、人才评价、科研组织和成果认定等制度体系仍带有较强的学科化、部门化特征。许多交叉研究难启动、难持续、难评价，背后反映的正是制度供给滞后于创新需求的深层困境。国家交叉学科中心作为高校深化改革的“特区”，其本质是通过制度创新破解深层障碍，其内部探索的“双聘制”人事制度、跨院系课酬与成果共享机制，以及“不唯论文、唯实质贡献”的多元人才评价标准，本质上是在重塑利益分配机制，将原本阻碍教育、科技、人才三者融合的行政边界、资源壁垒进行系统性消解，使得人才、资金、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能够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最大限度地降低要素协同的交易成本，将制度摩擦力转化为融合向心力，从而释放出一体化发展的最大内生红利。
谋划践行之策：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夯实一体发展根基路径
国家交叉学科中心的高质量建设，需要将顶层设计与机制突破有机结合，通过战略、制度、生态的系统性重塑拓宽一体发展路径。首先，锚定国家战略需求，科学设置交叉方向。高校应构建“国家战略需求—产业痛点清单—前沿技术预见”三维研判矩阵，优先布局人工智能、低碳能源、生命健康等战略性交叉领域，并引入“揭榜挂帅”机制遴选首席科学家;在准入上实施“先试点、后评估、再转正”的项目制孵化程序，确保学科方向动态调整、精准锚定真问题。其次，破除行政管理壁垒，赋予中心自主事权。通过推行经费总额包干制以落实独立预算权，建立跨院系“双聘流动”机制实现人留院系、事在中心，并构建“任务完成度+标志性成果+协同贡献”的多维评价矩阵，结合研究生招生单列计划，让制度供给全方位赋能科研协同。再者，拓展开放协同网络，深化产学研用融合。主动对接国家实验室与领军企业，在共建联合实验室、共享大型资源的同时，构建“基础研究—概念验证—中试熟化—产业孵化”全链条成果转化体系，并推行“产业+学术”导师双轨制，将企业真实研发难题转化为研究生攻关课题。最后，涵养宽容失败文化，健全鼓励探索机制。管理层需率先破除短期考核倾向，对交叉研究实行长周期评估，设立“高风险高回报”专项基金与“交叉创新贡献”评审通道，明确非主观失败项目的免责机制，让每一个有价值的“异想天开”获得落地生根的机会，为一体化发展筑牢生态根基。
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本质上是一场以增量改革撬动存量调整、以组织创新带动制度创新的深层变革。它既是对过去五年交叉学科建设“有探索、难突破”的制度回应，也是面向未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的战略布局。当国家交叉学科中心真正成为贯通三者的制度枢纽，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根基便将越筑越牢。这不仅是建设教育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进程中，探索大学治理现代化的积极探索。
(李冰冰，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郭广生，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原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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