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公是医生,退休后每天喝酒抽烟,我问公公:您自己为何不戒?公公的回答让我沉默了

1

“爸,您自己就是医生,还是呼吸科的,这烟酒您怎么就戒不掉呢?”

我把最后一道菜端上桌,看着公公又摸出了裤兜里的红塔山,终于没忍住。这话我憋了三年。从我嫁进这个家,从他退休第一天起,我就看着他早上白酒晚上啤酒,烟是一根接一根。客厅的吊灯都被熏黄了,我新买的布艺沙发吸饱了烟味,怎么洗都散不掉。

公公的手停在半空,夹着烟的指关节粗大发黄。

他没看我,把烟叼嘴里,划燃火柴,呼出一口白雾。

“工作一辈子,退休了还不能有点爱好?”

“可您有肺气肿的底子啊,”我把碗筷一顿,“去年体检那个结节,医生怎么说的?您自己开的药,自己又不吃。您劝别人一套一套的,怎么到自己这儿全忘了?”

婆婆从厨房探出头,朝我使眼色:“哎呀,吃饭吃饭,玲玲你别管他。”

我不管?我肚子里的孩子五个月了,每天闻着二手烟,我夜里躺床上都怕。赵磊倒是说过他爸几次,每次都被一句“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多”给顶回来。

公公掐了烟,端起酒杯抿了一口,夹了块红烧肉嚼着,慢悠悠地说:“烟酒这东西,讲究个度。我这辈子给多少人看过病,开过多少戒烟的方子,我心里有数。”

“您要真有数,怎么不给自己开一剂?”

他笑了,眼角的皱纹堆叠起来:“给自己开方子的人,那是真病糊涂了。”

我被这句话噎住,胸口堵得慌。一桌子菜冒着热气,电视里放着新闻联播,婆婆在旁边打圆场说菜咸了淡了,赵磊低头扒饭不敢吱声。这个家里,公公说什么都是对的。退休前是科室主任,退休金比我和赵磊加起来还高,又是长辈,我一个小辈媳妇儿,确实没资格指手画脚。

但那烟味又飘过来了。

我放下筷子:“我吃饱了。”

回了卧室关上门,赵磊跟进来,声音压得很低:“你跟他较什么劲,他就那样。”

“你爸那样,你妈惯着,你也惯着,以后孩子生出来怎么办?你见过哪个婴儿房里烟熏火燎的?”

赵磊挠头:“我明天跟他说说,让他去阳台抽。”

“这句话你说过多少遍了?他听了吗?”

赵磊不说话了。我躺床上翻了个身,手机屏幕亮了,是我妈发来的消息:闺女,婆婆有没有给你炖汤?要补钙。

我没回。把手机扣过去,盯着天花板。

第二天周末,公公照例在客厅里泡茶,旁边放着一碟花生米,半瓶二锅头。婆婆一大早就去菜市场了,赵磊加班。我起来给自己热了杯牛奶,从公公身边经过的时候,他忽然叫住我。

“玲玲,坐。”

我顿了顿,在他对面的小马扎上坐下。

公公把烟灰缸往远处推了推,居然没抽。他给我倒了杯茶:“昨晚上你说的话,我想了想。”

我以为他要说以后注意。结果他喝了口酒:“你这孩子心思细,但有些事情,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的身体,我自己管了几十年了,能出什么事?”

“那肺结节呢?上次的片子上写的什么,您比我清楚。”

公公摆摆手:“结节这东西,十个人里八个都有。该吃吃该喝喝,别自己吓自己。”

他说着又把烟点上了,翘着二郎腿,眯着眼睛看窗外。阳光打在他灰白的头发上,我忽然发现他瘦了很多,袖子空荡荡的,手腕细得只剩下一层皮。

胸口有什么东西翻了一下。

我没再争,喝完牛奶回了自己屋。但那股不安的感觉像根刺,扎在那儿拔不掉。我鬼使神差地打开了手机相册,翻到去年公公生日时拍的全家福。照片里他搂着婆婆笑,脸色红润,跟现在判若两人。

我放大照片看他的眼睛。眼白上全是血丝,黄得不太正常。

心里那根刺又往里钻了一寸。

上午十点,公公下楼遛弯。我趁他不在,推开了他那间屋的门。他有锁门的习惯,今天居然忘了。屋子不大,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书桌,墙上挂着退休时医院发的荣誉证书。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床头柜上堆着一摞医学期刊。

我拉开抽屉。

里面码着一排药盒子,拆过的、没拆的,整整齐齐。我挨个拿起来看——氨溴索、头孢克肟、盐酸氨溴索片、乙酰半胱氨酸泡腾片……全是化痰消炎的。

底下压着一张折叠的处方笺。

我把它抽出来展开。

上面是公公自己的笔迹,日期是上周五。开的药不是消炎药,是止痛的。曲马多。下面还有一行小字:缓释片,早晚各一次。

曲马多。

我虽然不是医生,但我知道这药是用来干嘛的。

指尖发凉。我把处方笺叠好放回原处,把抽屉归回原位,轻手轻脚退出去。门掩上的时候我的手在抖。

公公从没说过他哪里疼。

他每天喝酒抽烟说笑骂人,跟个没事人一样。可我看见那张抽屉里全是消炎药,底下压着一盒没开封的曲马多。如果只是肺结节,为什么要吃止痛药?还是医生自己给自己开的止痛药。

我站在走廊里发愣,直到听见钥匙转动门锁的声音。公公回来了,手里提着一袋橘子。看见我站在走廊,他愣了一下。

“怎么了?”

“没、没事。”我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

公公看了我一眼,眼神很深。他没有追问,把橘子放在茶几上:“给你买的,酸口的,孕妇爱吃。”

他转身去阳台收衣服,背影瘦得像一张纸。

那之后我变得很安静。公公照旧抽烟喝酒,我不再念叨了。婆婆都觉得奇怪,偷偷问我是不是不舒服,我说没有,就是孕期犯懒。赵磊倒是松了口气,觉得我终于不跟他爸较劲了。

可我在算日子。

公公每天早上一杯白酒,白天抽一包烟。但他出门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以前一天下楼遛三回,现在只出去一次,二十分钟就回来。回来就坐沙发上闭眼歇着,呼吸声很重。有时候他咳嗽,要咳很久,脸憋得通红。

我端着水走过去,他把头转开。

“爸,喝口水。”

“不渴。”

“那您歇着,我把窗户开开通通风。”

他不说话,点点头。我转身开窗的时候余光瞥见他按住了肋骨的位置,手指攥得很紧,指节发白。

晚上我躺在赵磊旁边,翻来覆去睡不着。赵磊迷迷糊糊:“你烙饼呢?”

“你爸最近是不是瘦太多了?”

“老头儿嘛,老了都瘦。”

“他才六十三。”

“哎呀睡觉吧,明天我给他买点营养品。”

赵磊翻身就睡过去了。我睁着眼到凌晨三点,终于做了个决定。

第二天趁公公去医院拿药的空当,我翻出了他的医保卡和身份证。我背着包出了门,打车去了他退休的那家市三院。我在挂号机上给自己挂了个呼吸科的号,排了四十分钟的队,推门进去的时候里面坐着一个年轻医生,不是公公。

“哪儿不舒服?”

我坐下来:“大夫,我不是看病。我是李国平主任的家属。我想查一下他的病历。”

年轻医生抬头看了我一眼:“李主任?他退休了,病历不归我们管。你要查的话得到病案室去申请。”

“我公公最近身体不好,但他不肯跟我们说,我想了解一下情况。”

年轻医生犹豫了一下:“您是家属的话,去病案室填表就行,拿身份证和关系证明。”

我出了诊室直奔病案室。填了表,递了身份证和医保卡,工作人员在电脑上敲了几下,抬头看我。

李国平?你是他什么人?”

“儿媳妇。”

“儿媳妇不行,得要本人或者直系亲属,配偶子女。”

“他儿子上班,我婆婆年纪大了,我一个人来的。大夫,我公公以前是这个医院的主任,你们不认识他吗?”

工作人员顿了顿,似乎犹豫了。旁边另一个年纪大点的护士凑过来看了眼屏幕,脸色变了变,把我拉到一边。

“你是李主任家闺女?”

“儿媳妇。”

护士压着嗓子说:“李主任半年前在咱们这住了半个月院,你不知道?”

我脑袋嗡的一声:“住院?他从来没说过。”

护士看着我,表情很复杂,张了张嘴又闭上,最终只是拍了拍我的肩:“姑娘,你回去问问你公公吧。他要是不说,我们也不好说。”

我失魂落魄地走出医院大门。

站在大太阳底下,身后是门诊楼,身前是车来车往的大马路。我掏出手机给赵磊打电话,响了七八声他才接。

“你爸半年前住过院你知道吗?”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知道。”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玲玲你别急,爸不让我跟你说。他说就是个小手术,切了个息肉,没什么大事。”

“切息肉住半个月院?赵磊你是不是傻?!”

我把电话挂了,站在路边蹲下来,浑身发抖。心里那根刺终于在那一刻彻底捅穿了。我蹲了多久自己也不知道,直到手机又响起来。是婆婆。

“玲玲你跑哪儿去了?中午饭也不回来吃,你公公到处找你呢。”

我深吸一口气:“妈,我问您件事。爸半年前住院那次,到底怎么回事?”

婆婆沉默了很久。

电话那头传来她强忍着什么的声音,最后只说了句:“你回来吧,让你爸自己跟你说。”

我打车回家。

推开门的时候公公坐在沙发上,没喝酒,没抽烟。茶几上摆着我翻过的那盒曲马多,处方笺压在药盒下面。

他抬起头看我。

“翻我抽屉了?”

我没说话,走过去坐在他对面。

公公叹了口气,把烟盒从兜里掏出来,捏了捏,扔进垃圾桶。酒瓶也拿起来,倒进了水池。

“行了,不抽了,也不喝了。”

他看着那瓶酒流进下水道,声音忽然低了很多:“肺癌。晚期。半年前查出来的,做了手术,没干净。前两个月复查,转移了。”

我的眼泪一下涌出来。

公公别开脸:“哭什么,我自己就是干这个的,什么结果我比谁都清楚。肺上的东西,十个有九个发现就是晚期。我抽了四十年烟,一天两包,我没怨过谁。”

“那您还……”

“还抽?还喝?”他笑了一下,“反正都这样了,活一天算一天。戒烟戒酒多活仨月,遭那罪干啥?我开了一辈子方子,劝了一辈子人,到头来轮到自己了,才知道那句话——医者不自医。”

我死死攥着膝盖上的裤子。

公公看着窗外:“玲玲,我藏这个不是骗你。我是怕你知道了,整天哭哭啼啼盯着我,我难受。我这辈子最烦的就是被人当成病人看。”

“您现在还在疼是不是?那曲马多……”

“骨头里疼,跟蚂蚁啃似的。”他轻描淡写地说,“但能忍。”

我坐在那里,眼泪怎么都止不住。

公公忽然转过头来:“不过我答应你,剩下的日子不抽了,也不喝了。干干净净走,别让孩子以后记着个满身烟酒味儿的爷爷。”

那天晚上赵磊回来,在阳台上蹲了很久。

婆婆在厨房里剁肉馅,剁得砧板咚咚响,她没哭,但剁肉的手一直在抖。

我坐在卧室床上,摸着肚子里的孩子,脑子里反复回响着那句话。

他说他能忍。

可那天晚上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经过公公房间门口的时候,听见里面传来压得极低的呻吟声。一声一声,断断续续,像钝刀子割在骨头缝里。

我靠在走廊墙上,捂住嘴,肩膀一抽一抽地抖。

第二天早上起来,公公已经坐在客厅了。他脸上看不出一丝昨夜的痕迹,甚至比前几天精神还好了些。他翻开一本旧相册招呼我过去,指着一张黑白照片给我看。

“这是我刚上班那年,二十三岁,戴个白帽子,在手术室门口拍的。那时候年轻,一个夜班接一个夜班,从来不觉得累。”

照片上的人瘦削清俊,跟现在判若两人。

“那会儿抽上烟的,”他苦笑,“值班室几个人凑一块,一根接一根,抽着抽着就戒不掉了。后来当了主任,给人看病的时候说戒烟,自己背地里照抽不误。”

他合上相册:“人啊,劝别人头头是道,轮到自己全是借口。”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公公站起来,把相册放回柜子,忽然回头:“玲玲,你肚子里那个,查了没?男孩女孩?”

“还没查。”

“别查,留个惊喜。”他笑了,“到时候不管是男是女,我都在。”

那句话说得很淡,像说今天天气不错。

可我们都懂那个“在”是什么意思。在,或者不在,他比谁都清楚。

后来他真的没有再抽烟。我把家里所有烟灰缸都收走了,桌上摆着橘子、苹果、葡萄,都是酸口的。酒柜里的白酒我送给了楼下张叔,公公没拦。他每天就喝茶,看报纸,坐在阳台上晒太阳,偶尔跟楼下路过的老同事打个招呼。

人一旦不折腾了,日子就变得特别安静。

安静到我有时候会产生错觉,觉得他好起来了。

可那种疼是一点一点渗出来的。他越来越瘦,走路越来越慢,一顿饭从二十分钟吃到四十分钟。他不呻吟,不在人前露出痛苦的神色,但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他自己扶着墙从洗手间出来,步子踉跄,额头上全是汗。

我冲过去扶他,他甩开我的手:“我自己走。”

那天晚上他在饭桌上忽然提起一件事:“玲玲,我床底下有个铁盒子,等我走了你再翻。里面有点东西,你到时候看看。”

“爸……”

“别打岔。听我说完。”他喝了口汤,“我这辈子治了不少人,有人记着我,有人恨过我,都无所谓。就一件事我一直搁心里,没跟人提过。那盒子里有封信,你看了就明白。”

他的眼神很平静,平静得像在交代明天买什么菜。

一个星期后他进了医院。

这次没瞒任何人,是赵磊叫的120。公公在阳台上晒太阳的时候忽然站不起来了,人往后一仰,赵磊一把抱住他,喊了好几声才把人喊醒。

住院那几天他彻底不吃东西了,全靠输液撑着。止痛的药量加到最大,他躺在床上闭着眼,偶尔睁开看见我在旁边守着,就笑一下。

“回去吧,别在这儿耗着。”

“我不走。”

“你看你,又犟。”

他抬手摸了摸我的肚子:“好好养着,把孩子生得白白胖胖的。到时候抱来给我看……不对,到时候抱去给我看。”

他把“给我”改成了“给我”,顿了一下,又改了口:“算了,抱去你妈那儿看。”

我咬着手背,不敢哭出声。

那天晚上他没再醒过来。

凌晨三点十七分,心率监护变成了一条直线。赵磊站在床边一动不动,婆婆被人搀着坐在走廊长椅上,整个人像被抽走了骨头。

我站在病房门口,看着护士把白布盖上。走廊灯惨白,照在大家脸上,每个人都像纸糊的。

丧事办得很简单。公公生前交代了,不搞仪式,不留骨灰,撒江里。赵磊捧着盒子站在江边的时候手抖得几乎撒不出去,我过去握住他的手,两个人一起把那把灰扬进了风里。

那天风很大,灰散得很快。

婆婆从头到尾没掉一滴泪,直到回了家看见阳台上那把空椅子,才忽然蹲下来,把头埋在膝盖里,肩膀耸动。

我们谁都没说话。

过了头七,我开始收拾公公的遗物。

床单被罩洗衣机搅了两遍,衣服打包捐了,书桌擦干净。最后我趴在地上,从床底下拉出那个铁盒子。很沉,生了一层薄锈。

盒子里没有信。

只有一张诊断书,和一张折叠的病历复印件。

诊断书上的日期是三十五年前。患者姓名:林秀芳。诊断结果:肺腺癌,晚期。

林秀芳是我婆婆的名字。

病历后面附着一页手写的笔记,是公公的笔迹。密密麻麻写了五六页,最后一段我凑近了才能看清上面的字。三十多年了,墨水洇开了,但每个字都用力到刻穿了纸。

“秀芳确诊时我刚升副主任,全院最好的设备、最好的药都给她用了,三个月,人就没了。走的时候才三十四岁。我救不了她。后来每个到我手上的肺癌病人,我都当是她来一遍。可我劝得了别人,劝不了自己。那三年我一天抽三包,喝一斤白酒,就想哪天也走了算了。后来遇见了现在的老伴,慢慢缓过来了。但秀芳走那天穿那件蓝毛衣,我一辈子忘不了。戒了一辈子烟,戒不了一个人。”

我拿着那张纸,坐在公公床上,后背抵着冰凉的床头。

铁盒子底下还压着一张照片。黑白照片上,年轻的公公穿着白大褂,旁边站着一个穿蓝毛衣的女人,短发圆脸,笑得很甜。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1987年,结婚纪念日。

我把照片翻过来,看见正面那个女人,眉眼的弧度跟现在的婆婆完全不像。

我这才明白,公公那天给我看的旧相册里,所有照片都被撕掉了一半。我看到的每一张都是他一个人的。

他把另一个人藏了三十五年。

我坐在那儿很久,久到窗外的天从亮转暗。赵磊推门进来问我怎么了,我把那张诊断书递给他。

他看完愣了:“我妈……不是亲妈?”

“你爸从来没跟你说过?”

赵磊摇头:“没有。我从小就知道我妈身体不好,经常住院,但后来好了啊,一直到现在都好好的。可这上面……”

上面写得清清楚楚。林秀芳,1989年病故。

现在的婆婆是后来娶的。公公把两段人生完全拆开,前半段封在那个铁盒子里,后半段活在我们面前。

我重新拿起那叠笔记,翻到最后一页。最底下一行字很小,小到像是凑在灯下偷偷写的。

“当医生的,最怕的不是治不好病,是治好了别人的病,却救不了身边的人。我这辈子写过无数张处方,唯一写不出来的,是一张能让我自己好起来的方子。”

铁盒子盖上的一瞬间,我想起那天在客厅,我问公公为什么不戒烟。他端起酒杯笑笑,说给自己开方子的人是真病糊涂了。

他早就给自己开过方子了。

那张方子就是这辈子再也不提林秀芳三个字,把痛苦锁进铁盒,然后每天抽烟喝酒,活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我走到客厅,拉开阳台的门。那把空椅子还在角落里,扶手磨得发亮。

我把铁盒子里的诊断书和照片放回原处,锁好,塞进了衣柜最上层。

那天晚上吃饭,婆婆给我盛了一碗汤。她什么都不问,我也不说。但我知道她一定知道那个铁盒子。她在这个家住了三十年,不可能没发现。

她什么都没提过。

就每天给他做饭、洗衣服、催他少抽两根。

我喝汤的时候鼻子酸了。

婆婆抬头看了我一眼,轻声说:“别哭,对孩子不好。”

我点点头,把汤喝完。

后来我生了个女儿。满月那天我跟赵磊抱着孩子去了江边,风还是很大,女儿裹在包被里睡得正香。

我站在公公撒灰的那个位置,低头小声说了句:“爸,您孙女来了。长得像您,单眼皮。”

江风把这句话吹散在水面上。

我把女儿的小手从包被里拿出来,冲着江面摇了摇。她不知道那是谁,但她没哭。小手蜷着,像攥住了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回家的路上赵磊开车,我坐后座抱着孩子。

忽然想起公公最后那句话。

他说等我看了铁盒子就明白。

我明白了。

他戒了一辈子烟,戒不掉一个人。可他后半辈子又戒了另一样东西——把痛苦转嫁给身边的人。

所以他藏起了那个名字,藏起了那张诊断书,藏起了那个穿蓝毛衣的女人。然后用剩下的所有日子,把烟酒当成护城河,把嬉笑怒骂当成城墙,把所有人都挡在外面。

可他还是没挡住那最后一张处方。

那天在客厅里,他把我叫过去坐下,跟我说“医者不自医”的时候,眼神里有种我那时看不懂的东西。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他在跟自己的前半生做最后的交割。

他把我叫到跟前,是想让我替他看看那张自己写不出来的方子。

可惜他什么都没说。

他只是把烟扔了,把酒倒了,然后干干净净地走了。

车里很安静,女儿忽然吭叽了一声。我低头看她,她睁开眼,用那双像极了公公的单眼皮看着我。

我忽然哭了出来。

赵磊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没说话,默默把空调调高了一度。

女儿又睡了。她的小手攥着我一根手指,攥得很紧。

我靠着车窗,看见江面上的落日沉下去,把整条河都烧成了一种很旧的金色。

像黑白照片被时间染过的颜色。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