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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将今日长三角的版图叠放于古代舆图之上,顺着太湖的风浪与钱塘江的潮水回溯,你会发现,这片土地的一体化,早在千年前就已筑好基石。

公元前6世纪,江左发生了著名的吴越争霸,吴国与越国虽时有攻伐,但在农耕技术、水利工程、青铜铸造等方面相互学习借鉴。越国大夫范蠡往来于越、吴、齐之间,扮演了区域经济交流使者的角色。苏州的阖闾大城与绍兴的越国都城,在建筑布局、城防体系上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反映了早期的技术标准统一。后来越王勾践于公元前473年灭吴国,吴地并入越国疆域。这是长三角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全方位整合,吴越两地从此熔为一炉,文化同根、经济相连的格局初步奠定,堪称最早的“区域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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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2月4日,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名人文化馆”展厅内,明代摹本《吴越国王钱氏祖像轴》中的吴越武肃王钱镠画像正在展出。画中钱镠头戴朝天幞头,身着皂青色官袍,手持笏板,面容沉静而威仪,再现了这位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开国君主的风范。视觉中国

岁月悠悠,长三角地区历经多次分合,到中唐后析为浙江西道(苏南、沪、浙北、徽州)与浙江东道(浙东地区)。此际因安史之乱,藩镇肆行,原本山水同源的沃土支离破碎,进入五代时期更四分五裂,枭雄竞起。幸得出了一位钱镠,用三十年时间讨灭两浙群雄,建立了吴越国。

如果说长三角是大江南的核心区域,那么吴越国的疆域就是长三角的精华所在。钱氏“三世五王”八十多年的治理,带来的不仅是一方安宁祥和的“鱼米之盛”,还令长三角的区域文化特征在新的整合发展中进一步交融,超越时代的局限,为后世江南外向型发展的性格埋下了最初的种子。

吴越一体化的第一步,在于“理水”。这片水网密布的土地是太湖、京杭大运河、钱塘江与东海的汇聚处,依水而生,也因水而困。洪水狂暴、海潮汹涌,自古为患,民不聊生。然而太湖流域横跨今日沪苏浙,钱塘江连通两浙,任何州县都难独自治理。钱镠深知水患与水利不是一城一地的私事,而是全域共生的公共命题,如果各地分而治之,各自为政、标准不一,必然导致上下游治理脱节。他的过人之处,在于能以超越州郡的思维,宏观地进行全局性统筹部署。面对钱塘怒潮,他征调二十万军民,统一规划、分段施工,采用当时最先进的“石囤木桩法”,筑成绵延百余里的捍海石塘,不仅挡住了倒灌的海潮,使得从杭州到海宁的海岸防护从此坚不可摧,更把大片盐碱滩涂改造成了脱盐良田。

紧接着,吴越国又完成了全区域的水系整治。西湖方面,钱镠设“撩湖军”,组织疏浚、清淤水道,让西湖不仅成为杭州的景观,更成为农业灌溉和运河航运的水源;太湖流域,钱镠专设“撩清军”,让他们“常为田事,治湖筑堤”,建七十二溇港,以“五里一纵浦,七里一横塘”的圩田体系,将太湖平原切割成棋盘格田,极大提升了粮食产量,实现了“涝年丰收”的农业奇迹,“苏湖熟,天下足”的超级粮仓雏形就此出现。

与此同时,钱镠又设立“都水营田使”,统管江、湖、海与运河水利,打通境内水上通道,让全域水系互联互通,形成了发达的内河航运网络,既方便了区域内部的商贸交通,也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动脉之一。这套庞大而精密的制度化水利管理体系,突破了当时“各治其境”的惯例,首次跨行政区以流域为单位进行综合治理,彻底改变了江南水系割裂失治的局面,支撑起长三角上千年的农业发展。

江河湖海自此不再是天然屏障,而是资源流动、经济往来的“黄金水道”。直到今天,江南地区的水利格局、“通江达海”的交通枢纽地位,依然建立在吴越国奠定的水脉治理基础之上。

吴越国全域共治水利的成功,是此后长三角千年区域协同发展的起点与先声。其化水害为水利,不仅解决了生存难题,还把地缘上曾经被割裂的吴与越,在水利上缝合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整体。早期死斗不休的吴越世仇,这时亲如一家人。

江河水网的大整合,带来的直接成果是经济版图的整合共进。在水利工程的庇护下,吴越国岁岁丰稔,“境内无弃田,国人皆悦”。当中原地区因为战乱“斗米万钱”时,吴越境内米价不过“斗米十钱”;甚至在台州洪灾时,钱镠一次就能调拨三十万斛救济粮。北宋统治者虽居中原,也不得不承认“国家根本,仰给东南”。正是这份农业富余的底气,让吴越的手工业、商业与城市发展蓬勃兴起,构建了长三角最早的一体化经济生态。

彼时的吴越国境内,以国都杭州(西府)和陪都越州(东府)作为双核心。两府的分工与发展侧重点虽不同,但鲜明的工商为本的治理智慧是一致的。钱镠推行了一系列打破壁垒、轻赋助商的经济政策,无严苛的地域限制、无森严的关卡阻隔,粮米、丝绸、茶叶、瓷器等物产可以低成本、大规模地在全域自由流通。城市不再是孤立据点,而是被“内联江河、外通四海”的水网串连起来的城市群,相互依存、互利共生。高层有效整合十三州资源,令苏杭嘉常湖之间,形成稳定的区域分工与互补,绫出湖州、瓷产越明、茶采顾渚、港通明州,在吴越国内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内循环产业链。

更重要的是,吴越国还开辟了长三角最早的对外海上贸易航线。从杭州与明州出发的商船,北接中原辽东,南通东南亚,东连日本、新罗,甚至还远航到波斯。秘色瓷、丝绸、茶叶、金银器远销海外,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外循环财富。这种以运河为内陆轴、以大海为外向面的开放贸易传统,在长三角塑造了一个面向海洋、深度参与国际贸易的商业共同体,这正是今日长三角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历史源头。

可以说,一千多年前的江南各地,已经用商贸和生产协作将彼此紧紧捆绑,全域形成了“农耕固本、商贸兴业、江海联动”的协同产业格局。史书记载当时杭州“开肆三万家”,商铺林立、市井繁华,堪称“东南第一州”。而且那繁华并非单一城市的崛起,而是整个区域的共振——苏州的织造、杭州的漕运、明州的海港、秀州的农产,在统一的市场网络中各尽其能、各取所需。每个城市都在吴越国时期得到了快速发展,这也是长三角“产业链协同”的古老原型。

在地区经济、制度高度融合的基础上,吴越国又静水深流地做了一件大事——统一区域文化。这是比物质一体化更深远的大融合,因为它是人心的认同,是精神基因的深度契合。一体化要长久,就必须植根于文化的共性与相容性。

在唐之前,太湖流域的吴文化与钱塘江流域的越文化,虽同根同源,却也有诸多差异,语言风俗有别、人文旨趣各异。钱氏统治期间,随着人员流动频繁,两地风俗不断浸润混融,高层开始有意识地推动这两种近缘文化“和合创新”。

钱王起于行伍,却大力推行文教,于临安设立官学,以“握发迎客”之诚广纳南北贤才,使中原衣冠携典籍礼乐南渡。杭州国子监中时常虚位以待,各州府学子皆可自由前来就读,优秀者还可被推荐至中原王朝参加科举。他又在地方广建州学县学,修缮书院,教化乡里,让上上下下都形成了尚善致知、务实精进的共同人文品格。四方名士由此纷纷汇聚苏浙,诗文书画创作勃兴。书院、诗社、画派,如一条条文化纽带,将江南知识分子联结成一个超越行政边界的文化共同体,共同塑造了长三角钟灵毓秀、温婉包容的文化气质。《宣和书画谱》称:“方浙右富庶登丰之久,上下无事,惟以文艺相高。”

于是乎,康陵星图镌刻天文奥秘,六和塔、雷峰塔并立江天;苏州园林里聚集着中原的文人雅士,杭州西湖的画舫上绍兴、常熟的士子把酒论诗。人文在此滋长,共识在此生根。当文士与商贾品着同样的顾渚紫笋茶、听着同样的苏州评弹、崇尚着同样的精绣织锦时,“江南文化认同”便彻底成形。其“兼收并蓄、和谐共生”的智慧,赋予吴越文化空灵深邃之魂。这种文化的流动与融合,甚至传导到了饮食文化上。如今遍布长三角的“浓油赤酱”风味,以及淮扬菜、本帮菜、杭帮菜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无不是千年来区域文化根系相连的味觉记忆。

伴随着文化事业的蒸蒸日上,江南民间也逐渐形成了共通的话语体系与共同的归属感。百姓婚嫁往来,风俗日渐趋同。吴语太湖片的内部一致性,在吴越国时期得到显著加强。岁时节日、饮食习俗、民间信仰等方面,也形成了跨府的共同特征。同声共气的吴文化与越文化在民间相互濡染吸收,彻底消解了原本仍存的隔阂,形成文脉相通、人缘相亲、人文同韵的跨区域文化认同,并成为江南文化的主体。

在乱世中高擎的文明之火,令交相辉映的吴文化和越文化在吴越国时期完成了深度融合。这一极具同质内涵的特色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有吴文化的精致灵动,又有越文化的坚韧开放,成为江南人民共同的文化身份,也成为刻在长三角土地上永恒的文化基因。从此吴越一体化成功地被注入了灵魂,后世无论朝代更迭、州县拆分,沪苏浙核心区域始终人心相融、发展相依,从未完全割裂。

(作者为电视剧《太平年》文学统筹)

原标题:《长三角“一体化”,要从一千年前说起》

栏目主编:陈抒怡 文字编辑:陈抒怡

来源:作者:王新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