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帝的“自评”与他评|万历帝|张居正|遗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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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传》

万历帝在位四十八年，在明朝帝王中享国最长，“亲手缔造了堪称整个明代最为富庶强盛的万历王朝，又亲手加以毁坏”。他的临终遗诏是什么，有哪些骄傲，有哪些追悔？青史对他有着怎样的盖棺论定？

万历帝十岁御极，天资聪颖，在铁腕首辅张居正辅佐下，赢得万历新政的胜利果实，《明史》称其时“中外乂安，海内殷阜”。可惜好景不长，张居正的突然离世，万历帝亲政后为树立威权清算张居正，让十年的改革成果几乎化为乌有，并为党争埋下祸根。此后，万历帝沉湎酒色，身体逐渐虚空，被大臣痛批“酒色财气”，与朝廷“争国本”十数年，近三十年怠于临朝，加上派出矿税太监搜刮民间等恶政，造成党争激化、行政瘫痪、边备松弛等恶果，无怪乎在青史上留下了恶名。

万历皇帝像

临死前，万历帝留下遗诏：

朕以冲龄缵承大统，君临海内四十八载于兹，享国最长，夫复何憾。念朕嗣服之初，兢兢化理，期无负先帝付托。比缘多病，静摄有年，郊庙勿躬，朝讲希御，封章多滞，寮寀半空。加以矿税烦兴，征调四出，民生日蹙，边衅渐开。夙夜思惟，不胜追悔。方图改辙，与天下更新。而遘疾弥留，殆不可起。盖愆补过，允赖后人。皇太子常洛可嗣皇帝位。……

在遗诏中，万历帝首先表示，对享国四十八年之久已无遗憾；接着，他回顾了早年令他骄傲的孜孜求治和后期令他追悔的弊政，尤其提到“矿税烦兴”。其实在四十岁那年的一天，万历帝身体虚弱至极，自以为命不久矣，于是紧急向内阁辅臣托孤，并留下了纠正弊政的“遗言”。第二天，身体好转，原来只是一场虚惊，他紧急追回谕旨，并传达口谕“矿税不可罢”，一切又恢复了老样子。

这一次不是“闹乌龙”，而是大限已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看得出，在弥留之际，万历帝对他的一生作了深刻的反省，有自我批评的大勇气，承认了一系列弊政及其危害，并明确传位于太子常洛，为“争国本”彻底划上句号。

万历帝还在遗诏里提出了补救措施：一是“内阁辅臣亟为简任，卿贰大僚尽行推补”。二是“建言废弃及矿税诖误诸臣，酌量起用”。三是“一切榷税并新增织造、烧造等项，悉皆停止”。四是“各衙门见监人犯，俱送法司查审，应释放者释放”。五是“东师缺饷，宜多发内帑以助军需”。显而易见，这些措施对于整顿紊乱的朝政不无小补。可惜，天启朝和崇祯朝并未扭转王朝颓势。

万历手迹

清朝官方所修《明史》对万历帝的一生作了这样的评价：

神宗冲龄践祚，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悊愍，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

《明史》肯定了万历帝早年由张居正辅政时的新政成果，又将党争归咎于皇帝“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继而称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这个论断以不知其谁的“论者”发出，似乎缺乏权威，有待商榷，但直接影响了后世对万历帝的评价。

与《明史》相比，遭逢明清易代的人士又是另一番说辞，可谓毁誉参半。

抗清殉国的夏允彝评价万历帝：“上既壮盛，明习庶事，不复委柄于下，操切之后，继以宽大，人皆乐之。府库充实，赋敛不苛。士大夫以气节相矜，虽无姚宋之辅，亦无愧开元间也。”盛赞万历亲政后的大好局面，继而将转变系于宠爱郑贵妃及由此而生的“争国本”：“自贵妃宠盛，上渐倦勤，御朝日希，迨国本之论起，而朋党以分，朝堂水火矣。争国本者，章满公车，上益厌恶之。”“争国本”的直接恶果是，万历帝消极抵抗文官集团，开始长期怠政。然而，他并未放弃自己的权力：“而一人操数柄，得以持权矣。”

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说：“建虏之难，三十年弛痡之积也。犹泄泄然视之。日者辽阳号天下乐土，大贾名侠，阗溢廛市，而以二三懦臣临彼劲敌，有生之乐，无死之心，不败何待？而慈仁不杀，享年独永，间有极忤，终于长系。惟怒江陵不可解骖乘之隙，或所深罪，而任事之臣不避劳怨，于焉鲜继，各优游报成，则帝亦有以肇之。今吏民嗷嗷，追念宽政，讴吟思慕，虽改代讵一日忘之哉？”指出后金边患由废弛军政而起，肯定万历帝非残暴之君，未妄杀将士。然而，清算张居正致使朝堂上下无意进取，明哲保身，实则万历帝肇祸。而经历改朝换代之痛的吏民对万历朝的“宽政”追念不已，“讴吟思慕”，不曾忘怀。

《国榷》

顺治帝评价说：“当时之初，取民有制，休养生息，至万历年间，海内殷富，家给人足。”肯定了万历朝的富足。而乾隆帝评价：“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以充满道德色彩的“荒唐”一词来定位万历帝。

与这些史学家、政治家相比，时人的评价又如何呢？

明代文学家冯梦龙在《警世通言》里说：“这位天子，聪明神武，德福兼全，十岁登基，在位四十八年，削平了三处寇乱。那三处？日本关白平秀吉，西夏哱承恩，播州杨应龙。……远夷莫不畏服，争来朝贡。真个是：一人有庆民安乐，四海无虞国太平。”极赞万历三大征带来了四海升平的太平景象。这是万历二十年开始的在东北、西北、西南边疆几乎同时展开的三次军事行动，是明朝国力雄厚、万历帝决策英明的结果。朝鲜王朝一直感念万历帝伸出援助之手抵御日本的“再造之恩”。

由明入清的文人丁耀亢写有《古井臼歌》长诗，其中有句称：“神宗在位多丰岁，斗粟文钱物不贵。门少催科人昼眠，四十八载人如醉。”特别强调了百姓无苛捐杂税的忧扰。他另有《长安秋月夜》回忆万历盛世景象称：“忆昔神宗静穆年，四十八载唯高眠。风雨耕甿歌帝力，边廷远近绝烽烟。”“物力太厚天时丰，十钱斗粟羞为农。健牛肥马村巷满，鸣鸡吠狗桑麻通。”诗句中的万历帝仿佛“垂拱而治”的“羲皇上人”，百姓则安享太平。当然，这种修辞以不实之辞居多，掩盖了现实的矛盾。

万历末年出身的广东人陈舜经历了崇祯朝和清初的赋税繁重、兵匪横行和民生凋敝后，在《乱离见闻录》里回忆万历时赋税轻，徭役省，百姓乐业，各有所安：“穷者幸托安生，差徭省，赋役轻，石米岁输千钱。每年两熟，耕者鼓腹，士好词章，工贾九流熙熙自适，何乐如之。”仿若上古社会“含哺而熙，鼓腹而游”的太平景象。虽然难免有美化的倾向，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万历朝的“实录”。

时人笔下文采斐然的追忆或许是“遗民情结”的滤镜美化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万历朝经济富庶，人文蔚起，万历帝确实有不可抹杀的功绩。这与清朝官方的“盖棺论定”形成一定的反差，值得我们深长思之，重新全面“认识”更立体的万历帝。

他是史上最“懒惰”“任性”的皇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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