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三年八月皇帝处决袁崇焕的诏令里，除了历数其罪行还有句题外话，“诸臣欺罔蒙蔽，从无一疏发奸，自今当洗心涤虑，从君国起见”。这既是崇祯埋怨诸卿不主动举证，也是在暗示臣工该站出来配合了。
皇帝立起了风向标，自然就会有人做出回应。四天后锦衣卫佥事张道浚上呈《纠欺罔邪党疏》。
盖自崇焕以五年灭奴，面欺皇上，自知其言难践，即结连奸辅钱龙锡，构成勾奴通虏之局…崇焕自招云：“散遣援兵，以为京城内溃，不意尚守得定。”即是言而寸斩有余矣 … 去年三月十一日，具疏自劾，其紧要八语：斩岛帅、庇私人、借盗粮、持和议，俱一一指明 … 崇焕、龙锡辈，結交误国，皇上业已明鉴，而尚有敢在皇上前称之为君子者，无礼欺天，罪莫大焉 ……
《张司隶初集》
不仅将袁崇焕的动机、种种不端以及罪行从头历数，还出示他审讯期间的“自招”作为证明。只是这份奏疏并不怎么符合崇祯的胃口，因为其中不仅漏洞多、还没有说到“点子”上。
首先，袁崇焕是在崇祯二年六月初五于双岛斩杀毛文龙。即便从袁崇焕奏报朝廷将出海见毛来预判，时间最多也就提前至四月份。那么你张道浚能三月份知晓，是依据什么或者有啥特殊渠道？
其次，高台堡开市卖粮发生于崇祯二年二月，被人弹劾后，崇祯和兵部分别于三月初六、初九下令督师“酌量”而行（规模控制为计口售粮）。换言之朝廷这个官司刚打完，张道浚就断定这是“借盗粮”，是暗示皇帝昏聩么？
注：明廷对“以市米则资盗”的解释一直是，袁崇焕将粮食（借）卖给了束不地部（明廷认为此部忠心不够），不是说袁崇焕卖粮于后金或者纵容蒙古人转卖给后金。
因此崇祯的朱批很不客气，起头就训斥张道浚，袁的忠奸早有明谕，不需要再废话。接着就质问他“去年三月，何以预知斩帅、盗粮之事”，最后要求张解释清楚“称为君子”具体是谁。
到这个时候也大概能猜出崇祯的本意，他不需要诸臣重复他给袁崇焕定下的罪名，他需要的是能解释这些罪名的证据或者说辞，以证明他处决袁崇焕的英明正确。
收到崇祯回复的张道浚只得再上《遵旨再纠疏》，来回答皇帝的质疑。但张道浚既拿不出相关实证或者依据，也不敢说自己只是单纯的迎合圣意。只得顾左右而言它，以求皇帝放过。
比如，强调自己因父亲（广宁巡按张铨）殒命辽东前线而痛恨建奴，自然也会特别留心辽事。明言自己所说的斩帅、盗粮，包括通敌、和议、纵敌等，都是道听途说到相关信息后，主观推测的结论。
至于为啥早就怀疑，却不吭声也不上奏弹劾。张道浚的回答很简单，袁崇焕太嚣张了各种事都是明着干且同僚们都不吭声，他怕呀 – “如此情形，种种露短，臣何敢明列章奏，藉口旁撓”。
对于“称为君子”，张道浚直说是“讲词臣文震孟”，理由是其帮袁崇焕、钱龙锡辩解过。而且还有意无意把他跟袁、钱往朋党方向靠，说摄于其威势无人敢弹劾他，“乃举朝恨其言，而卒无一人声其罪”。
但这些还是不能让崇祯满意。
首先，相对于崇祯的真实需求（证实袁崇焕之罪），张道浚的“再纠疏”通篇都是似是而非的无用废话。其次，他拿文震孟作文章，是用错了人。
文震孟虽然名气大（诗坛翘楚兼状元），但仕途落魄。天启二年刚入仕，就因纠劾魏忠贤而被廷杖八十并贬谪出京（未授实职）。在老家没安稳几年，又被牵扯进悼念熊廷弼的“妖言案”，遭御史门克新弹劾而被剥夺宦籍。
崇祯登基后虽起复了文震孟，但未让他去外朝任职，只是留在身边充为日讲官。所以文震孟有没有能力和机会去经营派系以及震慑外朝，不仅朝廷上下清楚，崇祯本人也清楚。
文震孟确实为袁崇焕等人说过话，但他劝谏的核心是临阵换帅乃大忌，希望皇帝谨慎以及顾全大局，先击退入寇的清军再说。至于对袁崇焕的真实态度，群臣力推袁崇焕为督师时，他是少数唱反调的人。
但是顾虑到不打击臣子的迎奉之心，崇祯只得高举轻放，不把张道浚的纠劾当回事儿，也不追究他胡言乱语的责任，“張道浚奏内事情，知道了。朋比欺罔的朕自裁处，文震孟不必苛求。該部知道。”
最后来聊一聊，張道浚在奏疏里提到的“崇焕自招”。
身为锦衣卫的張道浚敢在奏疏里明言袁崇焕的“自招”，说明主审袁崇焕的北镇抚司大概率是有相关文档记录的，但这个“自招”真的是袁崇焕本人的招供么？
“散遣援兵，以为京城内溃，不意尚守得定”，说的是袁崇焕在冀州城将各镇聚集而来的勤王兵马调往京师外围各点驻防。如命蓟辽总督刘策回防密云、满桂驻顺义、侯世禄驻三河、尤世威驻昌平、尤世禄驻通州 ……
袁崇焕之所以能调动他们，原因之一，他有下令的职权。崇祯在获知袁崇焕入卫后，下旨授他总督勤王兵马。原因之二，袁崇焕的调令是获取朝廷同意的。依照封疆职权要求，调动辖区外的军队，就算有授权也需先上报兵部和皇帝同意。
这事崇祯在紧急召回孙承宗时，还当面问过他。孙承宗觉得袁分散援兵没什么问题，他只是建议先忽略昌平以加强三河的防御。这样三河可以为蓟州后劲，进一步遏制清军进犯京师的能力（崇祯没同意孙的方案）。
换句话说遣散援兵本就是朝廷之意，不论袁具体咋想的，他完全没动力去承认自己“别有用心”吧。但如果有人想让他承认，也无所谓他愿意不愿意了。比如明朝司法档案《比部招议》里，就有罪行罄竹难书且获三法司认可的“于谦招”。
编者附：
刑部等衙门右侍郎等官刘口等谨题：为奸臣谋为不轨等事。
景泰八年正月二十日，该六科十三道都给事中等官王镇等，该犯人于谦等谋为不轨等情，于奉天门奏。奉圣旨：“你们说的是，这厮好生无理，都拿了，会多官午门前问。钦此。”钦遵，会同公侯伯驸马五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等衙门，魏国公等官徐承家等，问得犯人于谦招：
系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人，任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书。平日不行奉公守法，专一挟势弄权擅作威福，使人畏惧。
景泰三年间，皇帝欲行更立储君。是谦不合与少傅王文、尚书江渊并亲信内官王诚、舒良、王勤，串同已故都督黄铉，构成□议进滔逢迎，以致景泰皇帝将储君易位。后谦等又行逢迎，废黜汪后。比有内阁办事等官陈循、萧磁、商辂，明知谦等不法情由，亦各不行阻谏，却又附和成事。
谦与王文各要树立私党，以为腹心，是谦将险邪郎中项文曜、贪渔郎中王伟保升侍郎，又将贪鄙郎中蒋琳保升佥都御史。王文亦将贿赂按察使古镛保升大理寺少卿，及南京通政司参议丁澄前来内阁。修书密切，往来无间朝夕。
景泰八年正月内，景泰皇帝不豫，人心疑惧，在廷文武官员连名具本，奏请建立皇储，以固国本。是谦与王文不思宗社之重，惟务身家之谋，又乃串通内官王诚、舒良、张永、王勤，各不合图谋不轨，纠合逆徒要将总兵官擒杀，欲行主立外藩，紊乱宗枝。
比时陈循、萧磁、商辂、江渊及刑部尚书俞士悦并王伟、古镛、丁澄、项文曜，俱知谦等前项谋逆情由，亦各不合不行举发。
本月十七日，在廷群臣奉迎皇上正位大统。当谦与王文、王诚、舒良、王勤、张永、项文曜已行擒拿，送锦衣卫监问。续该六科给事中十三道监察御史，将谦与王文并同党陈循等劾奏擒拿，蒙将谦等行取前来，会同对问明白结得。蒋琳先行差往贵州镇守，招结是实。
王文、王诚、舒良、张永、王勤、陈循、萧镒、商辂、江渊、俞士悦、项文曜、王伟、古镛、丁澄招同。
议得：于谦等俱合依谋反，但共谋者不分首从律，凌迟处死。祖父子孙兄弟，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岁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其十五以下及妇女，妻妾姐妹及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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