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了，为什么我们还在谈论“四渡赤水”？|赤水河

1935年1月，贵州土城，赤水河冰冷刺骨。

蒋介石调集约40万兵力四面合围，而中央红军仅剩3万余人。3万对40万，这不是战斗，是绝境。

往前走是冰河，往后看是追兵。那个站在赤水河边的人，并不知道接下来还要连续渡河，更不知道这次军事指挥会成为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他只知道——不能停在这里。

于是，他迈出了第一步。

一渡——承认困境，是最大的勇敢。

一渡赤水，不是胜利，是面临困境的应对与调整。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原定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1935年1月28日，土城受挫后，毛泽东同志敏锐地觉察，这是一场难以为继的危险战斗，再战对红军极为不利。因而，他果断地做出决定：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甩掉追兵，挺进川南。

“撤”，这个字，在战场上有时比“冲”更难。真正的勇敢，不是面对局势变化时的盲目坚持，而是在该转身的时候，有转身的清醒。

二渡——退无可退，恰恰是绝地反击的时机。

一渡后，红军在扎西地区集结整编，川滇敌军很快从南北两面向扎西逼近。在退无可退时，毛泽东等同志抓住黔北敌军兵力空虚的战机，指挥红军于2月18日至21日，分别从太平滩、二郎滩等地二渡赤水，重入贵州。

随后，红军取桐梓，夺娄山关，再占遵义城。五天之内，红军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3000余人。

二渡赤水的胜利，恰恰是在最不被看好的时刻打出来的。毛泽东巧妙调度，指挥红军迭出重拳，导演了长征之后中央红军的最大一次胜利。

三渡——被困之时，“动”字就是转机。

遵义大捷后，蒋介石急飞重庆坐镇指挥，调集重兵，企图围歼红军。毛泽东等同志指挥军队反复“调动”敌人，在运动中寻找有利战机。3月16日至17日，红军在茅台镇附近三渡赤水，西进川南。

在困境中最大的问题，或许不是没有办法，而是想了一百种可能，却一步都没迈出去。

三渡赤水的智慧——行动。动起来，敌人的部署就会被打乱，局面就会出现缝隙，结果就会发生转变。

四渡——正合奇胜，无往而不利。

国民党军果然听从“调动”，重新部署兵力，试图“毕其功于一役”，彻底围歼红军。红军则巧布疑兵，在3月20日以一个团伪装主力继续诱敌西进，而真正的主力于3月21日至22日迅速四渡赤水。

随后，红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此时，蒋介石于贵阳坐镇指挥，城内兵力空虚。红军兵临贵阳，蒋介石急调滇军。滇军一出，云南空虚，红军直向金沙江。

从一渡的被动转移，到二渡的主动进攻，再到三渡、四渡的声东击西、机动灵活——四渡赤水，完成了一场从“被动撤退”到“主动突围”的战略转变。

作为官方合作伙伴，长城葡萄酒选择与电影《四渡》站在一起，正是因为这一份跨越90年的精神共鸣。

长城葡萄酒也曾走过一条“渡河”之路。从最初中国葡萄酒产业的“一张白纸”（没有技术、没有标准），到研制第一瓶干白、第一瓶干红，再到三次拿下国家科技进步奖，产品出口多个国家地区、在国际评酒会上屡获大奖，这背后是几代人在葡萄园里年复一年的坚守。从一无所有到走向世界，长城葡萄酒的每一次前进、每一次突破，都是在绝境中不肯低头的坚持。正因为走过这条路，长城更能理解“四渡”背后的意义——是在没有路的地方蹚出一条路的勇气；是在不可能中寻找可能，在绝境中不肯认输。

90年后，我们为什么还要反复谈论“四渡赤水”？

因为人人都会面临自己的“赤水河”。它可能是攻坚时期殚精竭虑的日子，可能是人生路口上举棋不定的选择，也可能是被各种压力裹挟却仍咬牙前行的瞬间。

当年红军在赤水河边反复架桥渡河，如今的人们同样在自己的“赤水河”边反复试探、调整、再出发。

困境从来不是终点，选择迈出第一步就是转机。真正的长城，从来不只矗立于山河之间。它存在于一扇扇被拆下来搭成浮桥的门板中，存在于一杯杯从无到有的葡萄酒里，存在于每一个深夜焦虑、第二天却依旧愿意重新出发的普通人身上。

《四渡》要做的，就是把这种“在绝境中寻找出路”的力量，从历史中打捞出来，传递给如今的你我。

今年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史诗电影《四渡》于6月26日登陆全国院线。我们不妨走进影院吧，在光影错落之间，看看1935年那个冬天，一群人在冰河边是怎样迈出第一步；看看当身后是几十万追兵、眼前是冰冷河水时，红军战士需要多大勇气，才能选择踏进湍流；看看当红军战士回头望时，那些他们原本以为翻不过去的坎，是如何被甩在身后的。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赤水河。它不在贵州，不在历史书里——它在每一个普通人决定“再试一次”的瞬间。那些瞬间，也许不会载入史册，但正是它们，构筑起一个民族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