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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郑海藏是一个胡思乱想、废话极多的人，而且喜欢把这些废话写下来。考虑到或许有读者感兴趣，郑海藏决定公开这些随想。由于和“北叙利亚通讯”的主题无关，不便于在主号发送，遂在副刊设立【海藏闲话】一栏，不定期更新。本栏目的内容仅为个人意见，不代表公众号观点。郑海藏傲慢自负又好作惊人语，不要太把他的闲话当回事。
按：此为旧文。
永康元年正月，贾南风“以千兵防送太子，更幽于许昌宫之别坊”，“诏东宫官属不得送”。太子舍人王敦与东宫同僚“冒禁于路侧望拜流涕，时论称之。”司隶校尉满奋将王敦等人收缚送狱，后经河南尹乐广营救才得以幸免。二十余年后的太宁元年，王敦与郗鉴论及乐广与满奋二人优劣，王敦却对乐广不以为然：
敦谓曰：“乐彦辅短才耳。后生流宕，言违名检，考之以实，岂胜满武秋邪？”鉴曰：“拟人必于其伦。彦辅道韵平淡，体识冲粹，处倾危之朝，不可得而亲疏。及愍怀太子之废，可谓柔而有正。武秋失节之士，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怀废徙之际，交有危机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之乎！以此相方，其不减明矣。”鉴曰：“丈夫既洁身北面，义同在三，岂可偷生屈节，靦颜天壤邪！苟道数终极，固当存亡以之耳。”
王敦本是为愍怀太子守节而获罪之人，缘何否定昨日之我，贬抑恩人乐广而褒扬满奋？当然是现下的政治需求使然。王敦对皇太子司马绍素来忌惮，欲废之而未成，心中并不愿意承认司马绍即位的合法性。对郗鉴贬乐广、褒满奋，是试探郗鉴之志节，暗示欲再行向阙废立之事。郗鉴洞察王敦所思，直以昨日之敦攻今日之敦，王敦终于无言以对。距离他生命的终点也只有不到一年时间，不知他临终前可曾回想起为愍怀太子哭泣的早年？
王敦由忠臣而叛逆，是二十余载时势变迁使然。其僭越之心何时萌芽，后人无从得知。若将王敦所作所为桩桩件件都归为叛逆之计划，只能是一种不恰当的回溯性建构。而常被例举为王敦叛逆计划一部分的便是太兴元年刘琨之死中王敦的推波助澜。当下通常将此解释为王敦诛除时望，为叛逆扫清障碍的行为之一。然是时晋祚方复立于东南，上游杜曾等尚未平定，王敦与司马睿的矛盾更无从谈起。若是谋划叛逆，又怎会置近在眼前的祖逖等人于不顾，而去诛除远在幽燕之地的刘琨呢？
王敦陷害刘琨，并无切实的政治利益可言，而仅仅是出于情感上的憎恶。王敦因好恶而杀人是有先例的，王澄便是因此遇害。昔日王衍品评人物，以王澄在王敦之上。后衍举荐子弟出镇，问以方略，澄“辞义锋出，算略无方，一坐嗟服”，敦又居下风。后王澄失荆州，造访王敦时仍“以旧意侮敦”,“敦益忿怒”，将王澄杀害。得知王澄被杀，刘琨感叹他是咎由自取。他曾预见王澄的死，却无法预知自己也将与王澄死在同一个人手里。
刘琨与王敦结怨，仍要追溯到贾南风掌权的元康末年。其时刘琨党附贾谧，位列金谷二十四友，乃是不折不扣的政治红人，而王敦身为东宫属官，则是贾南风一党压制的对象。这在《世说新语》中关于王敦与石崇的故事里便可见端倪：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沉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
石崇是金谷园的主人，鲁公贾谧二十四友的核心，而王敦、王导兄弟则属太子一党。王导早年的政治活动晦暗不明，所谓“司空刘实寻引为东阁祭酒，迁秘书郎、太子舍人、尚书郎，并不行”，可能有所晦饰。刘寔在愍怀太子司马遹初封广陵王时就是他的老师，在元康年间长期担任太子太保。可见王导身上亦有强烈的太子党烙印。 石崇令王敦、王导堂兄弟饮酒，即是代表贾氏一党对太子党施压。
王导性素柔和，勉强饮酒，暗示了他对贾氏退让的立场。在后来哭送太子的属吏中，亦不见王导的名字，这大概便是王导早年仕宦记载语焉不详的原因。而王敦则保持强硬的态度，对石崇斩杀美人的暴行置若罔闻。此时的王敦不愧为太子党的坚定分子。政治立场令王敦备受打压。这位士族子弟、武帝驸马被讥讽为粗鄙不文之人，大概也是从此时开始。所谓“澡豆为饭”的笑话，可能便是金谷二十四友的编排。王敦饱尝的冷眼热嘲中想必有刘琨的一份。
太子的死令王敦一度遭受牢狱之灾，而贾氏的灭亡无疑给了刘琨沉重的一击。但依靠与赵王世子的亲戚关系，刘琨竟摇身一变成为司马伦的属吏，翼赞其称帝。王敦的心中无论如何不可能平衡，他加入了齐王讨伐司马伦的事业，与刘琨所处的阵营兵戎相见。王敦再一次成为胜利者，但刘琨又一次发挥了变色龙本领得到赦免。此后王敦的记载不多，他随波逐流，直到司马越兴起后依靠王衍的关系而出镇。刘琨也加入司马越的阵营，积极钻营下他获得方伯之任还稍早于王敦。
此时王敦眼中的刘琨无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他曾经党附贾氏，是陷害太子、打压东宫众人的帮凶。他见风使舵，善于投机，总是能在一次次政局变动中化险为夷。这样的刘琨却与自己同属司马越之臣，自己拿他毫无办法，岂不气煞人也？眼见刘琨这样的奸佞大行其道，王敦又怎么能不对世道丧失信心，蜕变为图谋私利之人呢？
但刘琨真的仅仅是因为这些而死的吗？仅仅是元康年间的旧怨令王敦痛下杀手吗？刘琨和王敦的人生在晋室纲纪崩解之后却向相反的方向继续前进。王敦成为司马越-王衍君臣狡兔三窟计划中的一枚棋子，后又为司马睿的江东帝业前驱，对忠臣华轶痛下杀手，攻击已被招抚的杜弢以为功劳，私心自用排挤陶侃霸占荆州，与长安朝廷派遣的第五猗对抗。而刘琨则成为晋室的北方柱石，以晋阳一隅之力坚持与汉赵政权对抗，虽也有与王浚内讧、军政无方的缺陷，终究是瑕不掩瑜。在王敦背弃过去的自己，走向阴暗面的时候，刘琨却从小人转变成了英雄。
这才让刘琨不得不死，当他是反复无常的政治变色龙时他还有希望活，而英雄是注定不能存在于这个世道的。只有杀死刘琨，王敦才能杀死心中过去的自己。只有杀死刘琨，王敦才能继续自欺欺人。刘琨的存在就是王敦堕落的证明，他把王敦衬托成了一个小丑。刘琨的转变否定了王敦“与魔鬼交易”的后半生，王敦不可能让他活下去。
刘琨之死是刘琨的悲哀，更是王敦的悲哀。杀害刘琨恰恰是因为王敦尚有良心，刘琨的一举一动都让他备受煎熬。王敦终究没有办法与昔日的自己完全决裂，因此他面对郗鉴最终也无如之何。这种态度也注定了王敦晚年的失败。
公元318年，刘琨遇害，时年不过48岁，却已比金谷二十四友中大多数人活的更长久。6年后，王敦在绝望中死去，其首悬于南桁。公元300年时他们分别被视为太子的忠臣和贾氏的佞臣，今天他们的角色却完全翻转。刘琨与王敦的相继死去终结了元康时代的恩怨，而他们的政治生涯则是元康政治崩溃的写照。这到底是谁的责任？历史学家们已经有太多答案，但只有民众白骨与鲜血堆砌而成的答案构成了历史，一段三百年的神州陆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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