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夏天，清华大学迎来了两位新生：一位是19岁的季羡林，考入外语系；一位是18岁的胡鼎新（后改名胡乔木），考入物理系，后转入历史系。
季羡林和胡乔木是怎么认识的，他晚年已经“回忆不起来”，但有一幕他记了一辈子：
有一天夜里，他摸黑坐在我的床头上，劝我参加革命活动。我虽然痛恶国民党，但我觉悟低，又怕担风险，所以，尽管他苦口婆心，反复劝说，我这一块顽石愣是不点头。我仿佛看到他的眼睛在黑暗中闪光。最后，听他叹了一口气，离开了我的房间。
此后季羡林没有去告密，偶尔还去胡乔木办的工友子弟夜校上上课，但革命的事，他“硬是没有点头同意”。后来胡乔木身份暴露，逃离清华南下，季羡林则继续学业，毕业后赴德留学，一住就是10年，两人就此天各一方。季羡林后来回忆说：“我们完全走了两条路，恍如云天相隔，‘世事两茫茫’了。”
1949年春夏之交，一封从中南海寄出的信送到了时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的季羡林手里。信的开头说：
你还记得当年在清华时的一个叫胡鼎新的同学吗？那就是我，今天的胡乔木。
季羡林当然记得，那个面容清秀、说话带苏北口音、在他床头叹气的年轻人，如今已是毛泽东的秘书、新华通讯社社长。
胡乔木在信还说：国家需要东方语文人才，南京东方语专、中央大学边政系一部分和边疆学院，能不能合并到北大来？季羡林看完信后激动不已，立即给胡乔木回信：完全同意。
不久以后，胡乔木亲自到季羡林住的翠花胡同来看他。胡乔木在交谈时对季羡林说：“东语系马坚教授写的几篇文章《穆罕默德的宝剑》《回教徒为什么不吃猪肉？》，毛先生很喜欢，请转告马教授。”
季羡林马上注意到了一个细节：胡乔木说的是“毛先生”，不是“毛主席”。季羡林后来回忆说：“他大概知道，我们不习惯于说‘毛主席’，所以用了‘毛先生’这一个词儿。我当时就觉得很新鲜，所以至今不忘。”
新中国成立后，胡乔木历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按理说，老同学身居高位，季羡林应该多走动走动，但他后来回忆说：“他到我家来看过我，他的家我却是一次也没有去过。我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我很怕见官。”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避“攀龙附凤”之嫌的心理，在季羡林身上体现得非常充分，胡乔木的官越大，他躲得越远。
胡乔木却不介意季羡林躲着他，反而一如既往地关照季羡林：别人送他上好的大米，他要分一份给季羡林；他在北戴河休养时带回来的特大个儿海螃蟹，不忘记送一筐到季家。胡乔木并非富翁，他送的这些东西，多半是自己出钱买的。
季羡林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下了一段很尴尬的自白：
按照中国老规矩：来而不往，非礼也。投桃报李，我本来应该回报点东西的，可我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送给乔木过……这是一种什么心理？我自己并不清楚。难道是中国旧知识分子、优秀的知识分子那种传统心理在作怪吗？
1986年冬天，季羡林终于破了“绝不登门”的戒。当时北大有些学生在组织活动，上面感到“不稳”，胡乔木想了解学生们的真实情况，但此时他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便亲自跑到北大去找季羡林，便通过季羡林的儿子季承给他捎话：他想找老同学谈谈，问季羡林愿不愿意到他那里去。季羡林同意了。
季羡林来到胡乔木家后，胡乔木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我们是老友会面。你眼前不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而是60年来的老朋友。”
随后季羡林详细地介绍了北大学生运动的情况，他再三强调：青年学生是爱国的，在上者和年长者唯一正确的态度，是理解与爱护，诱导与教育。胡乔木听后完全表示同意，他还说要把季羡林的意见带到政治局去。
这天中午，胡乔木留季羡林在家中一起吃饭。季羡林后来回忆说：
他们全家以夫人谷羽同志为首和我们祖孙三代围坐在一张非常大的圆桌旁。让我吃惊的是，他们吃得竟是这样菲薄，与一般人想象的什么山珍海味，燕窝，鱼翅，毫不沾边儿。乔木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儿，也就一清二楚了。
1992年，胡乔木病重，季羡林专门去医院看望他。胡乔木见到季羡林后非常兴奋，久久地握着他的手不放。不久以后，胡乔木离开了人世。
胡乔木逝后一年多，1993年11月28日凌晨，季羡林终于提笔写下了文章《怀念乔木》，他在文中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迟迟不动笔：
正因为我怀念真、感情深，我才迟迟不敢动笔，生怕亵渎了这一份怀念之情。
文中有一段话，是季羡林替这位争议缠身的老同学说的，没有拔高，没有辩诬的架势，只是一个老友的陈述：
平心而论，乔木虽然表面上很严肃，不苟言笑，他实则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派的人，一个感情异常丰富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六十年的宦海风波，他不能无所感受，但是他对我半点也没有流露过。他大概知道，我根本不是此道中人，说了也是白说。在他生前，大陆和香港都有一些人把他封为“左王”……我觉得，乔木是冤枉的。他哪里是那种有意害人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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