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14日，离重庆解放就差半个月。
歌乐山上的特务开始分批杀人。
江竹筠被押往电台岚垭。
临走前，她把那身破旧的囚衣脱了，换上被捕时穿的那件蓝旗袍。
又把一本《新民主主义论》塞给同牢房的姐妹，然后被人推上了车。
后来那个押送的看守回忆，说她那天脸色跟平时没两样，不像去死，倒像出门串个亲戚。
关于她怎么走的，活下来的傅伯雍记了个大概。
他说江姐那天站在最前头。
特务开枪前，她没喊口号，就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人。
后来大家去收尸，泥土里找来找去，最后是靠她那一头黑长发才认出来的。
这些细节，比电影里演的那些慷慨激昂的镜头，看着让人心里堵得慌。
往前倒7个月。
1949年4月，江竹筠在渣滓洞里写了封信。
纸是张淡黄色的毛边纸，笔是把竹筷子磨尖做的，墨是把棉被里的棉花烧成灰兑上水调出来的。
整封信密密麻麻写了500多字，落款是“竹姐”。
信的最后一段，她写得特实在：万一我不行了，云儿就托付给你了，盼着孩子能跟着父母的脚印走，为建设新中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这封信，后来是一个叫黄茂才的看守偷偷带出去的。
黄茂才这人，也是被迫在渣滓洞当差的。
江姐跟他攀老乡，平常没事就用家乡话跟他唠家常。
慢慢发现这人不像其他看守那么凶神恶煞，就一点一点跟他聊，从家里琐事聊到国家大事。
黄茂才后来主动帮着往外卖信，那封托孤信，就是他揣出来的。
写信之前，她已经被折腾得不成样了。
1948年6月在万县被捕，随后押到渣滓洞。
审她的是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
这人后来写供词，承认那次审讯用了夹竹筷子——把细竹片插进手指缝里，两头一拉紧，竹片越收越深，十根手指血水直流。
她晕过去好几次，被凉水泼醒，接着问，她接着不吭声。
徐远举在供词里写了句大实话：“江竹筠也死心了。”
不是她对自己死心，是徐远举对她死心了，他知道这女人的嘴，撬不开了。
审讯快结束的时候，徐远举突然提了她儿子。
他说，彭咏梧的下场你也看见了，你想让儿子成孤儿吗？
这话正好戳在她心窝子上。
她停了好一会儿，当着满屋子的特务哭了出来。
哭完，她盯着徐远举说了一句：你们不是人。
那大概是她在刑讯室里唯一一次失态。
其实早在被捕前几个月，她丈夫彭咏梧就在川东搞武装起义时牺牲了。
敌人把他的头割下来，挂在奉节城门上示众。
这消息是她在万县的一个地下联络点，从一个老交通员嘴里听到的。
听完，她在屋里一个人坐了很久，然后抹抹脸，接着出门去安排下一个接头地点。
跟她一起关进去的还有李青林她们。
这批人里不少是被同一个叛徒出卖的，抓进来全都受了重刑，没一个松口的。
李青林后来也牺牲在狱里。
当时外面的人也曾想方设法学救，可重庆地下党被破坏得太厉害，根本摸不到集中营的核心，营救最后全黄了。
全国解放后，当年动手杀江姐的那帮特务，大部分都落网了。
徐远举1949年底被抓，关进功德林改造，1973年死在牢里，死因是高血压发作。
抓她的那个特务头子漆玉麟，改名换姓逃到江西乡下，装成农民种了好几年地，还一度被评上劳模。
1957年大年初二，他在村里参加社团拜会，就因为骑了辆永久牌自行车太扎眼，被人起了疑心，当场按倒在地。
出卖江姐的叛徒冉益智、刘国定，1951年被抓起来枪毙了。
那封托孤信后来从民间收回来，现在搁在红岩纪念馆。
信纸上的折痕深得能摸出来，有几处字迹因为被水浸过，有点模糊。
她儿子彭云后来读了大学，还读了博士，但很少公开提这事儿。
他说他不愿把母亲当个符号。
有记者追着问，他只回了一句：我替母亲守着，盼着以后的孩子们，不用再懂她写那封信时的心情。
说实话，查资料看到这，我心里头酸得厉害。
一个母亲，在那种境地下，想的不是自己怎么活，而是孩子将来要走什么路。
这事搁谁身上都受不了。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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