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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列斯特要塞：加夫里洛夫少校与东堡垒保卫战

所谓的“东堡垒”，是布列斯特要塞领土上最后一个有组织的抵抗核心。通常情况下，只要提及此处，人们脑海中首先浮现的便是彼得·米哈伊洛维奇·加夫里洛夫少校，根据苏联官方的定论，他正是这场防御战的组织者。然而，关于从1941年6月22日开始直至该防线最终崩溃的真实历史走向，我们现在恐怕已很难彻底洞悉（正如对1941年6月布列斯特要塞内发生的所有事件一样，都存在诸多历史迷雾）。苏方的官方史料完全建立在幸存要塞守军的回忆录基础之上。

而这些回忆有时表现出极大的矛盾性，在关键日期、事件时间线以及与其他守军的叙述对账上常常无法吻合。这里必须理解的是，这些当事人是在防御战结束15年多以后才公开发表其回忆的。在布列斯特要塞的血战之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经历了不亚于此的剧烈动荡与悲惨遭遇——有些人在德国集中营中死里逃生，有些人则成功突围出要塞并与红军主力部队会合、在各战线前线继续拼杀。

在漫长的岁月中，人们记忆中真实的事件进程、参战战士及指挥员的名字都会发生扭曲或遗忘。此外，还必须考虑到当时的苏联媒体极力回避有关集体被俘这一敏感话题的信息（而在布列斯特要塞防御战中，集体被俘的情况确实大规模发生过），以及其他无法通过当时审查制度的事件。总体而言，守军的回忆录在很大程度上被相关权力机关进行了选择性的编辑。或许也正因如此，在普通大众提到布列斯特要塞防御战时，眼前总会浮现出一幅德军发动无数次冲锋、造成数千人死伤、击毁数十辆坦克、击落大量敌机的画面。现实情况其实更为残酷和沉闷，尽管布列斯特要塞守军的英雄主义气概绝不会因此而褪色。

至于德意志国防军的档案，尤其是直接强攻布列斯特要塞的第45步兵师的文献，虽然它们具有一定的官方公信力，但也需要批判性地看待。首先，其记载相当流于表面、着墨较少；其次，存在德语翻译层面的技术障碍——某一个特定的词组可能会有不同的译法，有时甚至会曲解整个事件的走向。最后，德国完全没有理由去夸大苏军战士和指挥员的英雄主义，因此，德国文献中出现的诸如“……遭遇了顽强抵抗”或“……该要塞由勇敢的对手防守……”等事务性评语，恰恰应当被视作苏方宣传书籍和电影中所描绘的那种不屈英雄主义的铁证。

无论如何，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共和国，还原要塞防御战真实进程的科研工作仍在继续，近年来媒体上涌现出大量全新文献，著名防御战研究学者罗斯蒂斯拉夫·阿里耶夫的系列著作、尤里·福明等历史学家的考证成果相继问世，这使得我们至少能够大致勾勒出当时的事件走向（需要强调的是，本篇文章仅代表诸多历史考证版本中的一种！）。

现在让我们切入正题。东堡垒（更确切地说是复堡，即一种部署在更大型防御工事内部的小型掩体化核心阵地，但为了不给读者增加阅读负担，后续仍统称为“堡垒”）——是位于布列斯特要塞北岛（即科布林工段）上的独立永备工事。该工事建造于19世纪下半叶，是一座马蹄形的防御建筑，由内部筑有卡面暗堡系统（反壁反击地道）的外侧土质围墙、嵌入了双层构筑营房的内侧土质围墙、粮弹库以及各类辅助性舱室组成。

在内外两侧围墙之间，是一条所谓的“干护城河”，防守人员可以通过贯穿内侧土质围墙厚度的专用地下通道（暗道）进入护城河。内侧围墙的高度约为8.5米，而外侧围墙的高度为4.4米。该防御工事是一处极佳的隐蔽避弹所，敌军很难从外部直接发现它，因为其主体建筑全部直接构筑在宽厚的土质围墙内部。在内侧围墙被攻占的情况下，敌方步兵也很难夺取外侧围墙，因为干护城河完全处于守军交叉火力的绝对覆盖之下，而任何试图翻越内侧围墙的敌军士兵，都会沦为衬托在天空背景下的活靶子。

如今该防御工事的整体外观。在内侧围墙的右侧，依然可以清晰地辨认出当年被1800公斤超重型航弹爆炸震碎的弹坑遗迹。在右上角——是基建工程部拉韦林堡的地下暗道口。

位于内侧围墙与外侧围墙之间的干护城河。

外侧围墙射击掩体（暗堡）的枪眼设计虽然没有提供特别宽阔的射击扇面，但却能有效降低敌方子弹反弹跳飞入室内的概率，同时能够极其高效地消灭那些攀爬至内侧围墙顶部、或企图强行突破干护城河的敌方步兵。

内侧围墙的各个暗堡掩体之间彼此相通。

在暗堡的内墙上，装备了专用的反渗透暗道，用于对抗企图从围墙外侧潜入暗堡内部的敌方渗透破坏小组。暗道出入口采用了特殊的弱化砖墙结构进行封堵。

在堡垒防御彻底崩溃后，那些拒绝向敌军投降的战士和指挥员——其中包括加夫里洛夫少校——曾试图躲藏在这些暗道中。

连接干护城河与工事内侧围墙的地下暗道入口。

从地下暗道通往内侧庭院的出水口。

东堡垒内侧围墙的双层构筑营房。在工事的顶部，当年部署了要塞守军的机枪火力点。左侧——为第393独立高射炮兵营驻地；右侧——为第98独立反坦克歼击炮兵营驻地。

1941年6月，内侧围墙的营房内驻扎着第42步兵师所属第393独立高射炮兵营（全营编制238人；其中包括中高级指挥员及军士63人）、第98独立反坦克歼击炮兵营的第一火炮连及医务所（位于面向工事时的右翼营房），以及第333步兵团的运输连。至于第98独立反坦克歼击炮兵营，其当时有一部分兵力正在靶场参加野外演习；另一部分兵力则在执行营区站岗及留守轮值任务。

在技术装备方面，第393独立高射炮兵营装备了1931/1938年式76.2毫米高射炮（第三火炮连配齐了4门火炮）。第一和第二火炮连按照编制本应装备37毫米全自动高射炮，但截至1941年6月尚未完成换装。此外，该高炮营还装备了托卡列夫-马克沁系统的四联装M-4高射机枪武器系统，这些机枪当时架设在GAZ-AAA三轴卡车的车厢内。该高炮营营长为格里戈里·谢苗诺维奇·图罗夫大尉，但他未能实际参与该要塞的防御战——在6月22日清晨遭到狂轰滥炸时，他无法穿过弹雨返回营部驻地，被迫随大部队向东撤退，在此后的岁月中他在各个前线奋战，荣获了多枚勋章与奖章。

图罗夫·格里戈里·谢苗诺维奇大尉——第393独立高射炮兵营营长。

在外侧围墙的暗堡内，当时设有第333步兵团所属各分队的马厩与军需仓库。

6月22日清晨，东堡垒驻地遭到敌方炮兵的猛烈覆盖轰击，在此期间，尽管炮击在防空炮兵中间造成了人员伤亡，但防御工事本身并未受到任何实质性的严重破坏。显而易见，在密集炮火的轰击下，战士和指挥员们陷入了极度震惊状态，并引发了此类情境下不可避免的恐慌。人们纷纷四处奔逃寻找掩体，此外，大批在炮火下无法返回自身分队原驻地的战士和指挥员开始涌入堡垒。随同撤入工事的还有妇女和儿童——即来自附近军官宿舍（同样位于北岛）的指挥员家属。然而，就在炮击结束后不久，在东堡垒前方的十字路口，守军利用密集的机枪火力，成功驱散并部分歼灭了从要塞中央岛和北岛方向推进的德军突击队前锋分队。

在此期间，极高的火力密度间接表明，当时实施拦截射击的正是M-4型四联装高射机枪系统，这些武器当时正列装于第393独立高射炮兵营等部队。目前，在要塞防御战历史研究界，关于究竟是哪一支守军分队直接参与了全歼上述敌方先头部队的战斗，尚未达成统一意见。支持东堡垒守军战果的论据，除其本身编有高射机枪编组（ZPU）外，还在于该工事绝佳的地理位置，使其能够有效压制外围区域，包括上述十字路口。

然而，这一假说也存在明显的论证漏洞。首先，身处东堡垒内的战士们是否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并做好击退敌军进攻的准备，尚存疑问。其次，高射机枪系统本身需要繁琐的射击准备（如为枪管冷却系统加注冷却水、压弹、组织弹药前运、在地面上固定枪架等）。第三，在实战使用高射机枪编组时必须频繁变换阵地，而在东堡垒的地理条件下，这几乎是无法实现的。

第四，在突击队被击溃后，部分幸存的敌军士兵曾隐蔽在东堡垒的围墙上。在此情况下，苏军机枪手的阵地极大概率会被敌方锁定并遭到后续的火力毁灭性打击；或者守军自己也会发现隐藏在围墙上的奥地利士兵。若情况属实，堡垒守军极大概率在当时就会被敌军发现并合围封锁，就像要塞内的其他抵抗核心一样。

因此，本文作者更倾向于认为，参与击溃德军突击分队的是第125步兵团或第455步兵团试图突围出要塞的战士。这两个步兵团的编制内同样装备有M-4型四联装高射机枪系统。其中一部分机枪在企图突围出要塞时被成系列摧毁，并留在了德意志国防军的新闻电影胶片和战地照片中。在这些历史镜头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散落的大量发射过的弹链。关于全歼该敌方突击分队（顺便提一句，其指挥官在交火中被当场击毙）这一事件，还存在其他版本的解读，因此即便是防御战中的这一标志性片段，至今也尚未被完全研究透彻。完全有可能是有数个守军分队或战斗小组同时参与了这场战斗。同样也有可能，身处东堡垒内部的战士和指挥员与隐蔽在围墙上的奥地利士兵发生了激烈交火，尽管根据后者的回忆录记载，他们当时遭到的火力压制主要来自北岛主围墙以及军官宿舍方向。

至于加夫里洛夫少校，据推测，他直到6月24日深夜才进入东堡垒。一个逻辑性的问题随之而来——在此之前他究竟身在何处？直到较近一段时期，关于这一历史谜题才形成了一个相对清晰的考证版本。历史背景如下：彼得·米哈伊洛维奇·加夫里洛夫，军衔少校，时任第42步兵师第44步兵团团长，曾参加过苏芬冬季战争，此前与家属共同居住在北岛的军官宿舍内，距离东堡垒不远。而第44步兵团本身则采取分散驻扎模式，一部分部署在中央核心堡垒（Cidatel）内临近三拱门的防御营房区（与第455步兵团混驻），另一部分则部署在北岛的北门附近。

6月22日清晨要塞遭到炮击之初，加夫里洛夫少校在安顿好家属后，立即冒着炮火穿过三拱门桥，奔向其位于中央核心堡垒的团部驻地。然而此时团部大楼已被熊熊烈火吞噬，团旗被焚毁，而该团的一部分留守兵力已被加夫里洛夫的政治副团长（兼营级政委）N·R·阿塔莫诺夫带出要塞。面对此景，加夫里洛夫被迫折返（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三拱门桥已被奥地利军队的机枪火力彻底封锁，少校能死里逃生已是极大的万幸），并且显然是在军官宿舍附近，他将来自不同分队的零散战士和指挥员组织起来，就地成立了一支临时战斗小组。

由于当时北门方向已经枪声大作，加夫里洛夫率领他的小组向东堡垒右侧转移。在主围墙东段，当时存有整个要塞唯一未被敌方火力完全封锁的地下暗道，大批战士、指挥员及其家属正是通过这条暗道撤退向预定的兵力集结地。该作战扇区即所谓的“营房基建部特型棱堡”（布列斯特驻军房屋和设施营运部第二棱堡/KÉCh棱堡），战后更普遍被称为“露营地”，它在战争爆发第一天清晨实际上是要塞防线上最关键的据点，因为守住该据点就能确保完成驻军在战时的核心任务——即撤出要塞并向战略集结区集结。

战士们与从布列斯特方向和要塞内部两面夹击而来的奥地利分队展开了惨烈的拉锯交火。6月23日清晨，另有三人加入了加夫里洛夫的小组，其中包括一名身份不明的政工干部（政委或指导员）。然而，在白天的战斗中，敌军的压制力度不断加强，该小组遭遇了严重的人员伤亡。最终，一部分战士不幸被俘，而包括加夫里洛夫少校和卡萨特金大尉在内的残部，则被迫退入（或杀回？）东堡垒内部。这一撤退节点极有可能发生在6月24日的深夜。该版本的考证主要基于第455步兵团团属学校迫击炮班学员、红军战士弗拉基米尔·帕尔奇克的回忆，他随后也加入了东堡垒守军的行列。在露营地战斗期间，加夫里洛夫临时指挥的这个小组总人数曾达到近100人。

红军战士帕尔奇克·弗拉基米尔·菲利波维奇（1921-1998）。时为第455步兵团团属学校迫击炮班学员。曾在KÉCh棱堡及东堡垒奋战。于6月29日负伤被俘。1945年从集中营获救。因在布列斯特要塞防御战中的杰出表现被授予一级卫国战争勋章。

照片上方中央处——为布列斯特要塞北岛的第二棱堡（KÉCh棱堡）。左下方——为东堡垒。

加夫里洛夫·彼得·米哈伊洛维奇少校（1900-1979），第42步兵师第44步兵团团长，布列斯特要塞第二棱堡及东堡垒战区的防御总指挥。于1941年6月至7月间突围失败负伤被俘；1945年获救。

卡萨特金·康斯坦丁·费奥多罗维奇大尉（1906-1983），时任第393独立高射炮兵营所属第18独立通信连连长，东堡垒联合战斗小组总参谋长。于1941年6月29日被俘。1945年获救。

马尔科夫·谢苗·谢苗诺维奇中尉（1916-2001）；第333步兵团运输连连长。曾在东堡垒参加战斗；于1941年6月29日被俘。1945年获救。

科洛米耶茨·雅科夫·伊万诺维奇中尉（1914-1987）；第125步兵团迫击炮连连长；曾在东堡垒参加战斗；于1941年6月29日被俘；1945年获救。

红军战士泽德吉尼泽·伊万·亚索诺维奇（1920-1941）；第393独立高射炮兵营第一火炮连指挥部班无线电报务员。1941年6月22日在布列斯特要塞对空/对地战斗中壮烈牺牲。

什拉姆科·谢尔盖·费奥多西耶维奇中尉（1918-1941）；第一火炮连连长。曾在东堡垒奋战；在布列斯特要塞战斗中壮烈牺牲。

在进入东堡垒后，加夫里洛夫作为工事内当时军衔最高的指挥员，统一指挥了驻守在工事内的全部战士和指挥员（或至少是其中的绝大部分力量）。当时的全部留守兵力（总计400余人）被整编为数个战斗小组，每个小组各自负责特定的防御扇区。此外，在开战第一天，就有一支在边境接敌后且战且退的边防军小组（约10人）加入了东堡垒守军，少校随即将他们分配到了最关键的防御岗位上，包括操作M-4型高射机枪系统，并指派其中两名战士充当自己的贴身警卫。

在内侧围墙上，守军构筑了专门配属重机枪和轻机枪的隐蔽火力点；在通往内院的出入口也增设了一处火力点。在第393独立高射炮兵营的营部驻地内，当时留有一台完好无损的无线电台；然而，守军始终未能成功与处于大溃退中的红军后撤主力建立起通信链路，其获取外界信息的唯一渠道全凭一台收音机——顺便提一句，正是通过这台收音机，堡垒守军才在22日中午得知了德国对苏联发动全面战争的正式消息。

最后，工事内还自发成立了一个类似于党支部核心的小组，从政治动员角度而言，该小组旨在进一步激发守备部队的战斗意志。目前，关于谁是东堡垒的最高政治指挥员（政委），史学界尚无确切定论。一系列间接证据指向了第333步兵团第三机枪连的政治指导员斯捷潘·斯克里普尼克，他自要塞开战伊始就一直坚守在工事内。

包括加夫里洛夫少校在内的许多幸存守军都在回忆录中提及过斯克里普尼克。然而，在诸多细节上，这些回忆存在极大的抵触与矛盾，不同时期给出的这位“东堡垒政委”的面部与身体特征也大相径庭；更不应忘记的是，此前在KÉCh棱堡附近加入加夫里洛夫临时指挥部的那十几名战士中，本身就包含一名身份不明的政委（或指导员）。事实上，德军在东堡垒防御崩溃后，也曾在幸存的守军中严密搜查一名政委，而敌军掌握的体貌特征与斯克里普尼克完全对不上。这一切线索以及其他一系列档案资料，催生了另一个历史假说——即东堡垒的实际政委另有其人；甚至有学者提出，这位政工干部在激战中已不幸牺牲，而他的遗骸至今仍被掩埋在堡垒的某处地下暗堡残垣之中……

在堡垒内部，守军设法搜寻到了定额的粮食与饮用水储备。工事内建立起了一个临时战地医疗所，由军医罗伊莎·阿巴库莫娃负责组织伤员救治。随后，加夫里洛夫组建了数个侦察小组，奉命向布列斯特市区方向、东侧外围围墙以及要塞中央岛方向刺探敌情。前往中央岛的侦察小组由科洛米耶茨中尉率领，然而，这队战士刚摸到军官宿舍附近，便与德军的一支野战分队迎头撞上。在遭遇战中，守军利用轻武器火力和手榴弹将该敌方分队部分歼灭并打散，但鉴于敌情不明，科洛米耶茨未敢继续深入。至于其他派出的侦察小组遭遇了何种命运，目前已无从查考。

阿巴库莫娃·罗伊莎·伊万诺夫娜军医（1912-1989）；时任第95卫生救护营高级手术护士；东堡垒战地医疗所的组织者与负责人。于1941年6月29日负伤被俘；1945年获救。

卡兹敏·弗拉基米尔·帕霍莫维奇（1925-2021），第44步兵团军队列属（红军之子）；军乐团小号手。曾在东堡垒参加战斗；于1941年6月29日被俘。1945年从集中营获救。

总体而言，截至6月24日清晨，东堡垒守军已做好了采取更果断行动的准备，他们渴望坚守到红军主力部队的反击推进，此时大多数守军对此依然坚信不疑。当奥地利第135步兵团第2连在对科布林工段（北岛）实施战术清剿并逼近东堡垒驻地时，再次遭到了守军密集的机枪火力压制。德军遭遇伤亡，被迫就地卧倒，并开始向守军火力射击死角区域全面后撤。在此期间，正如6月22日爆发的战斗一样，他们再次遭到了来自军官宿舍方向的火力侧击。而且根据敌方的战地回忆，红军战士们的射击极其精准且高效……尽管如此，德军并未惊慌失措，他们迅速修正了迫击炮弹着点，对守军阵地实施了精准延伸轰击，导致构筑在内侧围墙上的机枪火力点很快陷于死寂：两名红军机枪手当场壮烈牺牲。

敌方新闻胶片完整记录了6月24日战斗爆发初期的历史画面……

德军在受挫后撤后，采取了严密合围并孤立东堡垒（德军作战地图中标记为“23号要点”）的铁壁战术，企图利用密集的火炮与迫击炮火力切断其守军的一切战术活动，以此强迫守军缴械投降。此时，工事内的守军或许已经意识到了所处的绝境。无论如何，在派出侦察小组的同时，守军内部也在紧锣密鼓地研判强行突围出要塞的各种可行方案。然而，这些突围构想最终未能付诸实施——最佳的战术时机已经彻底丧失。

整个防御工事已被敌军围得水泄不通；每逢深夜，敌方动用强力探照灯和照明弹将东堡垒照得通明，守军在工事内的任何战术机动迹象都会遭到敌方机枪或迫击炮火力的毁灭性覆盖。在如此严酷的绝境下，守军下达了战斗到底的决议，誓死最大程度地拖延并牵制德军的兵力。在苏联时期的防御战历史文献中，曾多次提及守军（包括东堡垒守军）频繁举行党支部会议的场景。虽然很难考核当时历史现场的真实全貌，但此类核心集会、军事会议，至少在指挥员层面上显然是确实发生过的。与此同时，堡垒内部的生存环境正在急剧恶化。

早在6月24日，粮食与饮用水的极度匮乏便已初现端倪。伤员们急需的药品也彻底告罄。在此需要提醒的是，堡垒内当时还滞留着大约10名妇女和儿童；其中的部分儿童尚处于襁褓或哺乳期，他们根本无法忍受饥饿与干渴的折磨……部分指挥员完全断绝了与开战第一天失散的家属的音讯，这对其心理防线与精神状态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冲击（例如政工干部斯克里普尼克便是如此）。最后，对红军主力部队迅速杀回的期望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步破灭，导致战场态势进一步恶化。不过在当时，鉴于在堡垒军需仓库内搜寻到了补充库存，守军的弹药尚且充足，因此大多数战士依旧满怀继续拼杀的决死意志……

红军战士马卡罗夫·格里戈里·谢尔盖耶维奇（1918-1997）；第333步兵团运输连兽医。曾在东堡垒奋战。于1941年6月30日负伤被俘。1943年成功从集中营逃脱；随后投身敌后游击战运动。

多米延科·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中尉（1912-1982）；第393独立高射炮兵营通信主任。曾在东堡垒参加战斗；于1941年6月29日被俘。1945年获救。

科索夫·约瑟夫·列昂季耶维奇中尉（1915-1987）；第333步兵团炮兵连连长。曾在东堡垒参加战斗；于1941年6月29日被俘。1945年从集中营获救。

西辛·瓦西里·雅科夫列维奇中尉（1919-1989）；第393独立高射炮兵营第一高炮连第一高炮排排长。曾在东堡垒参加战斗；于1941年6月29日被俘。1945年从集中营获救。

敌军任何企图强行逼近东堡垒的试探性推进均被苏方火力粉碎。6月25日，一架德军的菲施勒FI-156“鹳”式轻型侦察机出人意料地掠过东堡垒上空，当即遭到守军密集轻武器火力的对空迎击。部分守军战士甚至自发组织了极具攻击性的敌后夜袭战术。例如根据敌方档案记载，在6月26日深夜，数名身份不明的红军战士成功潜入合围并锁死堡垒的德军某一分队前沿驻地，用手榴弹炸毁了德军的步兵掩体，并成功缴获了一挺轻机枪作为战利品。

一名在东堡垒外围被红军击毙的德国士兵尸体。

6月26日至27日，敌军企图动用装甲部队彻底粉碎守军的抵抗。两辆坦克——一辆缴获的苏军T-26轻型坦克和一辆法制索玛S-35中型坦克（后者隶属于部署在布列斯特火车站的德军装甲列车编制）驶入阵地，利用坦克炮对东堡垒的土质围墙实施直接直瞄轰击。当时敌军也有可能投入了BA-3M/BA-6型装甲车对抗守军，但由于缺乏确切的档案记载。红军战士们试图利用手榴弹和步兵轻武器全力对抗敌方的装甲洪流，然而同样，目前既没有关于成功击毁敌方坦克和装甲车的确切苏方数据，在德国国防军的文献中也没有相关损失的记载。在此期间，德军一门88毫米Flak 36型高射炮也推至前线，向堡垒实施了直瞄压制射击。

部署在布列斯特要塞北门前方的一辆战利品法制索玛S-35中型坦克。

部署在东堡垒前方的一辆战利品苏制T-26轻型坦克。

敌方坦克正利用坦克炮对堡垒围墙实施直瞄摧毁性射击。

截至此时，防守人员的战术处境已大幅恶化。粮食与饮用水储备已近枯竭；守军曾试图通过在地下室和暗堡内掘井取水，但未能取得预期的出水效果。许多随军儿童的生命体征已逼近极值。最终，部分守军的战斗意志开始发生明显动摇——人们逐渐看不到继续进行无谓抵抗的现实意义。在6月26日夜间至27日凌晨，东堡垒内部发生了一系列至今不明的隐秘变故，导致一部分守军成批脱离了防御工事。

与此同时，在德军的战地报告中披露，其在同一时间段俘虏了一名苏军“政治官员（政工干部）”，该战俘向日耳曼军队供述了关于堡垒守军总兵力、武器装备与弹药储备现状等极其详尽的核心情报。报告中还明确记录了该战俘的供词，即“……少校和政委是要塞防线的灵魂”。鉴于该战俘掌握的信息高度全面，且当时堡垒内的其他政工干部即便存在也仅是个别现象，因此可以以极高的概率断定，这名叛变投敌的政治官员正是指导员斯克里普尼克。

在加夫里洛夫少校后来的回忆录中，对这一历史变故仅用了一句极其晦暗的评语加以概括：“……政治指导员走了”。在6月28日深夜，又有另外一个小组脱离了堡垒，且该小组的成员主要由守军的各级指挥员组成。在敌方的正式公文中，这些脱离堡垒的防守人员被通称为“逃亡者”，不过考虑到德语军事术语翻译的微秒差异，在此将其译为“叛逃者/投降者”完全切合实际。这两批脱离防线的人员总数约为10至20人。

在此悲剧性的动摇时期，坚守阵地的其余守军开始大规模隐匿或销毁个人证件，其中包括部分绝密军事档案。在一处暗堡内，防空炮兵战士们将第393独立高射炮兵营的战时战功军旗秘密掩埋在地下。根据科索夫中尉的回忆，在斯克里普尼克小组投敌后不久，守军便震惊地发现，原本部署的核心武器——M-4型高射机枪联装系统已被人为拆卸破坏。这是否与该指导员叛逃前的某种蓄意破坏活动存在直接关联，目前已很难盖棺定论。当然，史学界也存在另一种假说，即这些高射机枪当时是由战士们主动拆卸下来的，目的是将其转移并改装到普通的轮式步兵枪架上使用。

尽管如此，大多数战士和指挥员仍坚守在各自的射击阵地上。在两名女童和一名男童不幸夭折后（女童实际上因极度虚脱已陷入昏迷），指挥部决定将滞留的妇女和儿童送往敌方战俘营以求生存。其中一部分平民于6月28日撤出工事；其余人员则于次日撤离。与此同时，德军步兵第45师师部意识到，对东堡垒的围攻已旷日持久。6月27日，在与守军的交火中，一名德国士兵被击毙；28日，又有一名德国士兵受伤。最终，德军决定联络卢夫特瓦费（德国空军），对堡垒实施毁灭性空中轰炸。6月29日清晨，Ju-88轰炸机编队对东堡垒发动空中突击，根据不同资料记载，共投掷了6至10枚500公斤级航空炸弹。顺便提一句，这是唯一一例经确凿档案记录的敌方航空兵对布列斯特要塞核心阵地实施的轰炸行动。

当天下午16时30分起，德军又投掷了11至12枚同级别航弹，并投入了一枚重达1800公斤的SC 1800“撒旦”（SATAN）超重型高爆航空炸弹，根据敌方士兵的回忆，其爆炸产生的剧烈地表震动波及了整个布列斯特市。这枚超重型航弹精准命中了内侧围墙的右翼，根据某些版本的考证，直接引发了守军地下弹药库的连锁大殉爆。爆炸冲击波沿着干护城河剧烈扩散，彻底摧毁了外侧围墙的部分永备暗堡。在此之后，根据德军文献记录，堡垒上空升起了白旗，守备部队开始集体出降。总共有389人走出工事。这些战士和指挥员给德军留下了编制有序的深刻印象，且脸上毫无精神崩溃的沮丧之色。他们是在得到了防御总指挥——少校的批准后才停止抵抗的。而这位少校以及前文提及的东堡垒政委，并未跟随出降队伍走出工事……

6月30日，德军对东堡垒驻地实施了最终的战术清剿；在此期间，幸存的负伤战士和指挥员（显然是在被辟为临时医疗所的一处舱室内）被俘。敌方文献中关于在布列斯特要塞领土上俘获红军官兵的最后记载，定格在7月4日。至于加夫里洛夫少校，唯一可以确信的是他最终不幸负伤被俘。官方认定的被俘日期为1941年7月23日，但这仅仅是基于加夫里洛夫本人众多版本回忆录中的一种说法。在德方档案的某一种译本中指出，日耳曼军队在击碎防线后，实际上仅在全力搜捕政委，而并未搜寻少校。

最后，在德军公文中确实留有7月23日在要塞北门附近的暗堡区域（即所谓的“加夫里洛夫暗堡”）发生激烈交火的明确记录。在德军遭遇6人受伤后，在对该工事的后续清剿中，俘虏了一名身份不明的苏军高级中尉，并发现了7具英勇牺牲的红军战士遗体。如果回到第98独立反坦克歼击炮兵营的线索，那么7月23日实际上是副指导员格里戈里·德列维扬科被俘的日子。而众所周知，加夫里洛夫当时的军衔是少校……

战后，彼得·米哈伊洛维奇·加夫里洛夫通过了所有必要的政审与甄别并返回家乡。他被恢复了军衔，但作为前战俘，因“在战争中丢失党证”而被开除党籍。20世纪50年代，著名作家S·S·斯米尔诺夫多方寻访找到了加夫里洛夫，此后，整个苏联才得以知晓东堡垒防御战及其指挥官的英雄壮举。加夫里洛夫少校被授予“苏联英雄”荣誉称号和金星奖章，并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他于1979年逝世，安葬于布列斯特驻军公墓。

这一至高荣誉是否实至名归？毫无疑问。在最惨烈绝望的极端环境下，这位少校成功将来自不同建制分队的零散战士和指挥员凝聚在一起，构筑起坚持时间最长的抵抗核心。关于东堡垒守军以及整个布列斯特要塞保卫者们精湛的战术素养、精准的枪法以及崇高的战斗意志，在敌方的战报档案中也曾不止一次被由衷提及。看来，关于坚守数月、面临无数次集群冲锋、尸积如山、反复轰击、击毁大量坦克和击落大批飞机的夸大信息，主要与战后时期的苏联宣传、审查制度以及各相关专业编辑部门的润色加工存在直接关联。

对东堡垒的夜间围攻。大约拍摄于1941年6月26日至27日。

SC 1800“撒旦”型超重型高爆航空炸弹。

遭受地毯式轰炸后的东堡垒断壁残垣。

1800公斤“撒旦”航弹爆炸的历史瞬间。1941年6月29日。

1941年由“撒旦”航弹炸出的超大型弹坑毁伤效果……

……以及该弹坑在当今的遗迹全貌。

副指导员埃夫鲁斯·贝尔科·阿罗诺维奇（1921-1944）——第393独立高射炮兵营第三火炮连指挥部班电话分队长。曾在东堡垒奋战。于1941年6月29日负伤被俘。不幸牺牲于战俘营。

副指导员波波夫（具体名字不详）；第393独立高射炮兵营第一火炮连副政治指导员。曾在东堡垒奋战。于1941年6月29日负伤被俘。不幸牺牲于战俘营。

被俘的东堡垒英勇守军。据推测，左起第二位为副指导员埃夫鲁斯；第四位为副指导员波波夫。

在清剿东堡垒地下舱室和暗道时，奥地利军队动用了喷火器实施残忍烧杀。

第393独立高射炮兵营的战时战功军旗在战后被红军战士罗季翁·塞米纽克在东堡垒的一处暗堡内成功掘出。如今，这面军旗作为核心文物陈列在“布列斯特英雄要塞”纪念建筑群的东堡垒防御战博物馆中。

红军战士塞米纽克·罗季翁·克塞诺丰托维奇（1921-1998）；时任第393独立高射炮兵营军械服务部副仓库管理员。曾在东堡垒奋战。于1941年6月27日负伤被俘。1945年从集中营获救。

罗季翁·塞米纽克与在布列斯特要塞中寻获的第393高炮营战功军旗合影。1956年9月。

极其遗憾的是，许多布列斯特要塞的守军至今依然姓名不详，他们所立下的不朽功勋也同样湮没在历史长河中。这一历史局限性完全适用于东堡垒的保卫者们。例如，加夫里洛夫少校在其回忆录中曾多次提及一名在堡垒防御战期间表现出惊人英雄主义的第393高炮营中尉。据少校描述，该中尉始终坚守在防线最危险的战术据点上，执行最艰巨的战斗任务，并以实际行动激励着堡垒内的其他守军。少校甚至曾亲自为他起草了“苏联英雄”荣誉称号的推荐报告，但在防线崩溃后，这份报告不幸遗失。

根据上述回忆录的记载，这位绝顶英勇的中尉在堡垒防御战的最初几天便已壮烈牺牲。然而在当今，得益于战地搜寻人员和历史学家的不懈努力，这位英雄的名字终于得以重见天日。他便是第393独立高射炮兵营第二火炮连连长巴甘德·祖尔普卡罗夫中尉（其姓氏在不同拼写中可能存在微秒差异）。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中尉作为堡垒最后一批守军成员于6月30日不幸负伤被俘。

在面对敌方审讯时，他表现出了极其崇高的军人尊严，在德意志国防军的密档中对其留下了如下评语——“……毫无合作意向；移交盖世太保（秘密警察）……”极其遗憾的是，关于祖尔普卡罗夫中尉具体战斗细节的确切史料目前尚未完全对公众披露。2024年2月，为了铭记英雄，他的家乡——达吉斯坦共和国列瓦希村的一条街道被正式命名为“祖尔普卡罗夫街”。我们由衷希望，这位中尉以及其他目前尚不知名的布列斯特要塞保卫者们的丰功伟绩，最终都能获得应有的崇高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