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贵州王”的他，建国后担任副部级官职，却在1957年因误划为“右派”而人生巨变！
1946年深秋，贵阳北门外的茶楼渐次收摊，王家烈合上竹椅，低声嘟囔一句：“这一盘棋，终究是中央赢了。”身旁老伙计愣了愣，“王主席，真就此打住？”他只摆摆手，夹起衣襟走进夜色。谁也不知道，这位昔日叱咤省府的大佬，此刻已决意离场。
远在三十年前，贵州山城还被各路旗帜切割。桐梓县里一所破旧义塾里，少年王家烈与同桌周西成对着算术题头疼，课间他们常互拍胸口立誓：“要出人头地！”可惜学堂被一场兵火烧成灰，两人被迫背起盐袋，在赤水河边讨生活。崇山峻岭间来回百里，他们练出一副硬脚板，也攒下一分不服输的狠劲。
1914年初，黔军在遵义召募新兵。王家烈丢下盐袋，戴上草帽报名。列兵、班长、排长，一路爬升，他熟记三件事：枪不要离手，伙计不能乱换，上面发话要立刻照办。1918年冬，周西成和毛光翔也聚拢在他身边，三个人凑成一支小小队列，“桐梓三虎”的名声由此传开。
贵州的地形险要，外省大军要进来谈何容易，中央要控驭贵州，只好在本地寻找“钥匙”。1931年南京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蒋介石喊王家烈进京，送坐车、派新枪，给了句意味深长的话：“贵州不能缺乏掌舵人。”回到贵阳后，王家烈迅速顶替毛光翔，坐上省政府主席椅子。那年冬天，他37岁。
权位到手，麻烦也随之而来。为了拉拢旧部，他把财政、警备、盐务都塞给亲戚看管；前线要军费，他却在翠微阁连日设宴。下属犹国才屡次进言无果，忍不住拍案：“再这样，城墙都守不住！”王家烈端着酒盅笑道：“守不住也不会先塌在我家后院。”话音落地半年，黔西之战爆发，周西成阵亡，桐梓系开始分崩。
蒋介石看得透，薛岳的正规军旋即压境。1935年初，贵阳城头挂起青天白日旗，却一夜之间换成了中央直辖的军委番号。王家烈被邀请“赴渝休养”，名义体面，实则卸下兵权。临行前，亲信悄声问：“老总，那些机要文件？”他淡淡回了句：“留给新主人，也省得他们翻箱倒柜。”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重整西南，王家烈却没有了归去之意。于是出山的请柬被搁在抽屉里，直到1949年冬，贵阳街口出现了另一面五星红旗。新政权需要“熟贵州的人”，北京来电数次，他这才踏上北上的专列。政协会议上，老同志苏振华向他伸手相握，“过去的事翻篇吧，一同动手把贵州建设好。”王家烈点头，眼里闪过久违的光。
贵州省政协副主席任上，他跑遍大山沟，号召修路、兴学、种茶。乡绅们私下说：“那个旧军阀走到哪都像催债的。”他却乐此不疲，常提着测量仪器去勘线，夜里蜷在小火炕上写报告。有人问他图什么，他摆摆手：“以前打仗打坏的，该补回一点。”
1957年夏天，右派名单公示。有人检举他“态度暧昧”，再加早年履历，几行手写字把他推向风口。他在会上只说一句：“若我有错，贵州百姓自会评说。”当晚回宿舍，他对警卫员感慨，“命运这东西，会拐弯。”随后沉默收拾行囊，下放农场劳动。
十年后，1966年8月，病痛缠身的他在贵阳弥陀寺旁的旧居离世。讣告里写着“政协委员王家烈病逝”，寥寥数行，昔日“贵州第一号”的姓名，仿佛掩进尘埃。改革开放后，贵州省委呈报材料，中央批复：错划，应予恢复名誉。文件送达家中，王家烈的二女儿合起公章，喃喃道：“父亲总算又回到史册了。”
王家烈的一生，被山城的雾气和政治的风雨搅成激荡浪涛：贫寒少年、桐梓三虎、军政府首脑、闲居棋客、劳改病人，直至平反后的沉静名字。若要寻找线索，只需回到那间茶楼。棋盘之上，黑白子依旧密布，输赢早已分明，落子的手却已悄然撤离，任山城夜色再次合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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