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护所外十几米处，山体被航空炸弹削出一道骇人的豁口，临时指挥洞成了一座封闭坟冢。洞里的是代理师长王扶之和六位参谋，外头是闻讯而来的工兵连和担架队。
王扶之的名字，当时很多士兵只在嘉奖令上见过。1923年9月出生，12岁便投身红二十六军少共营，因会写会算早早被挑去做通讯员。可此刻，学历、军衔、勋章统统派不上用场，能救命的只有空气、水分和一点运气。
爆炸把洞口几乎夷平，短促的震荡随后是死一样的寂静。王扶之醒来时舌头肿胀，耳膜像被针扎，他摸到身侧的电话兵早已无声。再摸向兜里，只有一个敲打铁皮盆时掉进去的小钢笔。
三名幸存者凑在一起，黑暗中商量：“咱们得弄点动静。”随即破碎脸盆与石块碰撞的噪音一阵阵传出，可外面炮声更响，没人分辨得出。
洞外，工兵连长王道富奉命清理塌方。他盯着裂缝时突然发现两只苍蝇钻出，贴着锈红的岩壁扑腾。“政委，昆虫怕缺氧，它们能飞，说明下面还有气！”一句判断，让救援在原本的“放弃方案”前夕急拐弯。
抢险改为破障爆破与人工挖掘交替进行。值得一提的是，工兵们为避免二次坍塌，用炸药包在岩壁上打斜孔，引爆后再手抬框架木支撑，仅一夜就推进近三米。
洞内空气越发浑浊，王扶之命令把作战地图卷成漏斗状贴在嘴前，借过滤减慢呼吸频率，同时用军帽接尿备用。有人低声念叨：“要是能听见铁镐声就好了。”
8月4日拂晓，闷闷的敲击终于透过石壁传进洞里，那节奏像击鼓。王扶之拍拍昏睡的警卫员：“敲三下回一个。”简单的节拍同步，成了生与死的暗语。
抢通口宽不足半米，工兵把最瘦的小战士拴上绳子钻进去。洞内三人被拉出时已困了31小时，面色乌青，脉搏微弱。医务股在担架旁剪开军装，皮肤上碎石压痕密布，唯独那支小钢笔还别在胸袋。
短暂包扎后，王扶之借氧气面罩断断续续说：“多亏那两只苍蝇。”言罢昏睡过去。此事在军中流传甚广，“苍蝇救师长”成了抢修工兵教材里的案例。
若把时间拨回1936年，刚过13岁的王扶之撑着竹竿测量黄河滩，谁也想不到这个身板干瘦的少年会在此后参加四平保卫战、辽沈战役，再到朝鲜半岛身陷绝境。
抗日时期，他以一辆缴获自行车驮着高度近视的黄克诚师长决策行军，被老兵戏称“移动指挥台”；东北解放战争，他在锦州城垣上顶着榴霰弹，拿望远镜指挥穿插；渡过鸭绿江时，他已是343团团长。
1953年凯旋回国，他背着行李走了三天山路才在子洲县遇见赶大车的老农。父子隔着车辕对望半晌才认出来，那一幕至今常被当地乡亲提起。
后来升任总参作战部长，不得不说，他的命运几经波折——1973年山东勘察，部下私寄一封举报信，王扶之被扣上“严重方向路线错误”。调查两年，仍未让他吐出半句指向叶剑英的“口供”。
离开北京后，他在山西主持工作五年，再赴乌鲁木齐军区任副司令员。有人问他最难忘哪一次死里逃生，他摆摆手：“那次靠两只苍蝇，是老天有眼。”
2020年冬，王扶之九十七岁，住在北京军区总医院。探视的年轻军官把那支当年的小钢笔摆在床头柜上，老人睁眼笑了笑，没有多话，只抬手做了个“敲三下”的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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