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市2026年6月初选结果出炉，民主社会主义者市长马姆达尼力挺的候选人阵营拿下了不错战绩。这件事的政治信号已经被反复解读，但我们的视角很直接：上一轮民主社会主义者在全美主要城市掌握话语权时，大量主张被进步主义者和罗斯福新政派吸收消化。无论哪种路径，最后都指向同一种局面——公用事业面临更加严密的监管环境。

进步主义者搭建了今天仍在运转的监管框架，对公用事业公司的运营和资本开支盯得很紧。新政派则走得更远，直接用公共所有权来削弱南方公司这类由投资者掌控的垄断巨头。到现在，进步主义的行政改革实验跑了差不多一百年，新政派主导的公用资产公共所有制也有八十多年历史。时间够长，效果够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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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机构最初设立的初衷很纯粹，就是替公众利益对抗垄断巨头。但监管俘获现象——说白了就是财力雄厚的企业利益集团在行政程序中占据绝对主导——已经把当初进步主义理想催生的这些机构，像复活节空心巧克力兔子一样掏了个干净。

但对投资者来说，真正要命的是另一个问题：左翼政治运动永远会提出一些非常不讨喜的质疑。比如，在一个低风险的垄断生意里，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股权投资者？批评者指出，电力这种生意几乎不存在营收波动，属于极端低风险行业，却在使用高昂的股权资本。这些钱本质上是为风险买单的，但风险在哪儿？股权投资者拿到的回报，跟实际承担的风险匹配吗？

放眼全球，差别一目了然。而且关键不在于别国给股权投资者的回报更“大方”还是更“吝啬”，而在于美国公用事业公司的资本构成方式本身就很独特。按目前的行业数据，美国公用事业公司在资本结构中大约有50%来自股权融资。放在一个收入稳如磐石的垄断生意里，这种安排完全不合逻辑。商业风险（营收波动的可能性）和财务风险（债务在资本结构中的占比）理应是反向关系。收入越稳定的低风险公用事业，越应该扛得起更高比例的廉价债务融资。但美国的操作刚好反着来，结果是电力成本被显著推高。

看看其他市场的参照系：法国公用事业公司的资本结构中，股权占比是零，因为是政府全资拥有。在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前的日本，电力公司只维持20%的股权层，照样被投资者视作优质标的。而早在1930年代，邦布赖特出版那本奠定美国公用事业研究基石的著作时，他认为30%的股权层已经差不多是合理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