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故事的开头，和想象的不太一样。
不是一场大战，也不是一纸命令。
只是一堆人围着篝火，啃着冻得硬邦邦的黑面包。
一个哥萨克头子看着东方的黑夜，说了句：“那边没人。”就这么一句话，换来的是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后来俄罗斯的东部疆域。
那会儿是16世纪末。
地方就在乌拉尔山西侧，靠近今天的叶卡捷琳堡。
哥萨克，不是正规军，和草原上的马贼也差不太多。
他们有武器，有骑术，更有一股子不怕死的狠劲儿。
沙俄朝廷没给他们多少支持，最多也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他们“看着办”。
他们真的就“看着办”了。
一路向东，越过乌拉尔，翻过冻原，穿过茂密的针叶林。
没有地图，也没有补给线。
靠的是打猎、毛皮交易、从原住民那儿征粮。
几乎每到一个地方，就搭个木头碉堡，挂上沙皇的旗子，算是“宣示主权”。
谁敢反抗，就拔枪开打。
可大多数时候，他们压根没遇到像样的抵抗。
因为那片地方，从来就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权。
住着几十种民族，鄂温克、达斡尔、布里亚特、楚科奇……各过各的日子，各说各的语言。
没有统一的军事力量，没有中央政府。
这就像一张破碎的网，哥萨克只要找到缝，就能钻进去。
而那边的中国，这时正处在明末将倾之时。
朝廷忙着应对辽东战事，内忧外患缠身。
对北方那片冰封之地，连踏查的兴趣都不多。
可问题是，中国对那地方真的一无所知吗？
其实不是。
早在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时就提到过北方极寒之地。
唐代设过安北都护府，明朝还曾在黑龙江设立“奴儿干都司”，一度把政权触角伸到了今外兴安岭一带。
不过这些政令能不能落地，是另一回事。
说句不好听的，那会儿的北地太苦。
冬天零下五六十度，夏天蚊虫成灾，草木不生，粮食难产。
就算拿下来了，怎么养兵？怎么治理？怎么运输？中原王朝里坐着的那些皇帝，一个个算盘打得比谁都精。
想过，但没下手。
清朝建立后，曾短暂试图恢复对东北边陲的控制。
顺治年间，派兵北上，和沙俄在黑龙江流域几次交锋。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下，算是给两国边界画了条线。
可那道线，不是用地理画的，是按“谁在哪儿驻军”画的。
一句话，谁先到哪儿，哪儿就是谁的。
哥萨克赢在了出手早。
他们不是一步到位，而是靠着一座座碉堡、一条条河道、一笔笔毛皮税，一点点把边界往东推。
等沙俄政府反应过来，发现这块“被哥萨克打下来的地”，已经成了国家税收来源。
这时候再撤，就等于拱手让出。
而这之后的两百年里，西伯利亚成了沙皇政权的“天然缓冲”。
不但用来流放异见者，更是采矿、伐木、狩猎的资源宝库。
每年数以万计的犯人从莫斯科出发，被送往鄂木斯克、伊尔库茨克、雅库茨克，最后消失在贝加尔湖以东的雪原里。
再说回中国。
清代在西伯利亚边缘保持了较长时间的“非正式控制”。
康熙年间的雅克萨之战，是为数不多的直接军事交锋。
不过打赢之后，清朝没有进一步北上，而是主动求和，把精力放回到内陆整顿。
乾隆之后，清朝边疆收缩趋势越来越明显。
理由很现实：财政吃紧，军力不足，治理成本太高。
更深层次的，是治理理念的差异。
中国古代的统治思路，不是“占了就完”，而是“管得住”。
得设官、建仓、立学、修路。
要让百姓说汉话、交赋税、守礼法。
可在西伯利亚那种自然条件下，连人都难以长住，这一整套体系根本安不下来。
不是看不见，而是看清了。
而清朝失去主动的那一刻，是1858年《瑷珲条约》的签订。
面对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兵荒马乱。
沙俄趁机南压，逼迫清廷割让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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