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鲍尔吉 ·原野
我爬到炕头，用手拉墙壁上的灯绳。顶棚那盏15度白炽灯熄灭了，屋里一片黑暗。黑泥抹的土窗台被月光照得洁白。“呲啦”，炕上的小黑木桌燃起一片蓝火苗。它们悄悄地燃烧，占领小黑木桌手掌大的地方。
蓝火苗真可爱。透过火焰能看见桌面的花纹，却烧不坏小黑桌。我和姐姐塔娜低头看这片蓝火苗，它高约一指，不往上升腾，向四外扩展。火光照亮我们洁白的牙齿，大姑姥爷笑着看我们。之前，他往小木桌上倒一盅白酒，说关灯，用火柴点燃桌上的白酒。酒在桌上流淌，蓝火苗追赶酒。酒流进小木桌的缝隙里，蓝火苗跳进去烧成一趟线。
这个场景大约发生在60年前，我现在回忆起来，画面依然清晰。最后，火苗不情愿地熄灭了，大姑姥爷让我开灯。他把头伏在桌子上，用嘴唇收拢桌上烧过的酒，说：“像水一样，酒烧没了。”
酒神奇，这个印象来自大姑姥爷的启蒙。酒能燃烧，有生命的东西才能燃烧，对不对？木头燃烧，因为它有命；草燃烧，草也有一条命。豆油香油燃烧，因为黄豆和芝麻也有命。有人家的房子烧着了，伴着红烟与黑烟，房子有命，它有窗户的眼睛和门的嘴。
牧民们迁徙到远方，从科尔沁迁徙到呼伦贝尔。他们把家里的大小东西搬到车上，拿牛皮绳捆好，然后转身跪下，对旧房子叩头。我亲眼见过这个场景，牧民们给房子磕头嘴里说话，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估计在感恩房子的养育之情。
酒燃烧，浮起一片透明的蓝火苗，我宁愿让大姑姥爷把手里半瓶白酒全倒在小黑桌上，烧出像包楞皮似的一片四方的蓝火苗，但我没说，这显得很傻。大姑姥爷喝酒前把一盅白酒倒在桌子上，用火柴点燃。我妈问过他：“你不心疼酒吗？”大姑姥爷说：“有什么心疼的，酒一烧，祖先都喝到了。”但我觉得他牺牲一杯酒，是为了看到我们惊奇的表情。我们趴在炕上，吃惊地看那蓝色的火苗时，大姑姥爷骄傲地看我们，他前额和眼睛边上的皱纹挤在一起，瞳孔被遮没了，你看不清他的瞳孔在哪里，但我确定大姑姥爷仍然能看到我们。他对我们笑，松开的嘴唇露出稀疏的牙齿，颜色比嘴唇更浅的舌头在豁牙后面往外挤。看到我们惊奇的表情，他高兴地拍自己的膝盖，骂道：“他妈的！”
蓝火苗仪式结束了，大姑姥爷开始喝酒，换句话说，白酒要到大姑姥爷的胃肠里面玩耍。他端起酒盅嘟囔几句话，我听不清他说什么，仰面喝尽，他嘴里又嘟囔了几句话，我仍然听不清，但和前几句话不一样。
大姑姥爷喝了三盅酒，容光焕发。喝酒前，他身材矮小、驼背，全身的皱褶好像都挤在脸上。他是一个恭顺懦弱的牧羊人兼木匠。喝了三盅酒后，大姑姥爷腰板儿挺直，脸上皱纹消去一半，眼睛终于从一堆皱褶里露出来，闪着光亮。
喝入第四盅酒，大姑姥爷大声说话。他声音尖细，批评我们见不到的生灵。这是最让我和姐姐开心的表演，他伸出手，指着前方：“站住！你凭什么往前走？你耳朵像两把皮尺插在头顶，你不值一提！”我们猜想他在教训毛驴。他说：“你这个倒霉的三瓣嘴，你的嘴唇一直在动，动什么动？我实在看不下去，你最好的结局是被狼抓走”。这是训斥兔子吧？他手指的地方是家里糊着昭乌达报的墙壁。黑暗中，报纸的字模模糊糊。因为做木匠活的缘故，他手指的关节扭曲了，指甲灰白，伸出的五根手指指着不同方向。
大姑姥爷喝下第五盅酒，改变了话风。他招手让我妈坐在他身边，右手托着我妈的手，左手抚摸我妈的手背，赞叹：“你多美呀，乌云高娃！你虽然没爹没妈，但你像庙里的莲花座的珊瑚一样美，像天上的小鸟一样美，像河里的野鸭子一样美。”我妈用牙咬住嘴唇，试图忍住笑。她把手从大姑姥爷手里抽出来，捂住嘴，站在地上哈哈大笑。
姑姥爷喝下第六盅酒，观看我和姐姐，像牧羊人打量两只羊羔。我们等待他以不寻常的词汇赞美我们，但他的评价很简单，只说我们“赫日格秀”，翻译过来大约是“厉害”。我和姐姐是小孩，一点不厉害。
大姑姥爷喝下第七盅酒，突然掩面哭泣。眼泪从捧着面庞的枯瘦双手的指缝里流下，身体抖动，然后撩起前襟擤鼻涕。我妈赶紧找来几张昭乌达报，撕成方块，让他擤鼻涕。他瞪我妈，说：“报纸上有字，怎么能擤鼻涕呢？你知道上面印着谁说的话？”我妈害怕了，收起报纸碎片，投入火炉。
第八盅酒他不喝了，向后仰靠被垛上，支起一条腿，手放在膝盖上，抬头看贴满蒙古文昭乌达报的顶棚，小声背诵蒙古文字母表的前七个字母：“阿、额、依、喔、乌、奥、乌”。小学生学习蒙古文，最先念这七个字母，尔后他睡着了。
我妈把他从被垛扶下来，平放在炕上，头冲炕沿，给他脱掉衣服，盖上被子。大姑姥爷面色粉红，像婴儿一样发出均匀的呼吸，这标志大姑姥爷每晚喝酒活动的结束。这时候，我和姐姐实在想放声大笑，但怕吵醒他，只好用手捂着嘴，气流在肚子里起伏。多有趣呀，太有趣了。我们分不清大姑姥爷有趣，还是酒有趣，之前我没看过人喝酒。大姑姥爷在我们家住了三个月，我们每天晚上都能欣赏到他喝酒的五部曲：让酒烧起蓝色的火苗、与不可见的生灵对骂、赞美我妈、痛哭，念诵蒙文字母。
我妈13岁参加工作，时在建国前。她自幼失去母亲，父亲去国外留学。她被爷爷奶奶养大。我妈成家立业后，最喜欢把家族老人接到赤峰小城住一段，三个月或半年。她为老人端饭、端菜，服侍他们日常起居，心里愉快。她觉得炕头上没一个老人坐着，家就不像一个家了。她觉得人要是不服侍老人，不为他们端饭端菜，就失去做人的意义。
大姑姥姥红兰在我们家住过，大姑姥爷瑙门敖其尔住过。（喇嘛诵经时左手摇动的铜铃，蒙古语叫瑙门敖其尔。藏语叫止布，汉语译为金刚铃。这是我大姑姥爷的名字。）还有一些算不上老人的亲戚也来我家住过，比如我大爷和大娘、依咪姑姑，还有好多人。他们坐在炕上吃好的喝好的，吃完饭在炕上躺着。这是牧民眼里天神般的享受，不用去放羊、挤奶，只在炕上躺着仍然有饭吃。我妈勤勤恳恳地做这些事，做了几十年。
大姑姥爷家在巴林右旗白音尔登草原。他是牧民，但有一套他自己发明的礼仪。我家当时住平房，炕在南边，炕对面是一对红箱子，箱子上面的墙上挂着镜框，镜框里摆着密密麻麻的照片，即我家亲戚的照片。照片多，兹证明这家有出息的人多。炕和红箱子中间是生火的炉子。
大姑姥爷从外面进屋，走到箱子前脱鞋，摆正，踮着脚一溜小跑上炕，坐在炕沿上用左手拍右脚掌，用右手拍左脚掌，拍掉刚才踩地的灰尘，手在衣襟擦一擦，盘腿坐下。通常，人们上炕，鞋脱在炕沿下，大姑姥爷认为这样不讲究，他把鞋脱在六七米外的箱子边上。每当他光着脚往炕上跑，我妈会转过身，捂嘴笑一阵。
大姑姥爷喝酒是晚上的事。白天他醒过来，踮着脚到箱子边上穿上鞋，用手抚摸我爸的写字台、摸写字台上的中原牌收音机的壳子、摸反射光亮的箱子面，辨识镜框里的黑白照片。镜框里的一寸二寸照片多是全身照。花了照相的钱，照全身比照半身划算，但看不清这个人是谁。姑姥爷长时间盯着这个人看，嘴里说出很多名字，最后确认一个名字，如释重负。如果实在看不出来是谁，他说“他妈的”。所以“他妈的”成了这个人的名字。
大姑姥爷用手摸写字台、摸箱子、摸洗脸盆、摸墙上的昭乌达报，说：“干净呀，真干净。”巡视一圈结束，大姑姥爷走到箱子前脱鞋，把鞋摆正，踮脚跑上炕，拍双脚，盘腿坐在炕上。我觉得大姑姥爷在等待夜幕降临。天黑后，我妈下班了，在外屋的铁锅炒菜。进屋用一块湿抹布把小黑木桌擦干净，把炒菜端上来—豆角炒肉、酸菜炒肉。散白酒倒进铁灰色的锡制酒壶里，酒壶放进装热水的白搪瓷缸里，白酒盅放在大姑姥爷面前，边上摆一双筷子。
大姑姥爷微笑着端详圆锥形的锡酒壶，嘴里豁牙后面的粉红舌头往前挤，急切与酒会面。烫热的酒从酒壶发出香气，大姑姥爷喉结窜动，咽唾沫。他有毅力，酒完全烫热后才倒进酒盅。这是一杯献祭的酒，一会儿要冒蓝火苗。
我已爬到炕头，手拉着灯绳（灯绳是捆点心的牛皮纸捻的纸绳），大姑姥爷把酒倒在桌子上之后，我闭灯。紧接着火柴亮了，大姑姥爷把火柴丢在桌上的酒里，腾起半寸高的蓝光。我开灯，心里计数—1，2，3，4，5，6，7……看蓝火苗烧多久。现在想起来，依然神往。
这里为什么没提到我爸呢？那年冬天，大姑姥爷来住三个月，时处历史特殊时期。我爸被他们单位关押一年多了，所在的单位是昭乌达报社。大姑姥爷知道这一切，在我家的三个月中，他从来不提我爸的名字，怕我妈难过。所以他哭、他骂那些见不到的生灵、他赞美母亲、他笨拙地念蒙古文字母，他所能做的只是这些，然后睡觉。睡梦中，他能像鸟一样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不是打呼噜，而是鸟类歌唱大赛：“唧唧、啾啾、趜趜，呀呦呀呦、啾瞿啾瞿”。还有鸟飞的声音：“扑啦啦啦”，鸟张开翅膀飞走了。每逢此刻，我和姐姐喜笑颜开，我妈笑得流眼泪。在那些日子，我妈下班回家，从来没有笑声，此刻开怀大笑。那么，大姑姥爷是故意让我妈笑吗？未必，那些鸟鸣的声不是谁能随便模仿的，更不用说在梦中。
我着迷的是酒的蓝色火焰，那时候没用过煤气，没见过蓝色的火焰。我问大姑姥爷：“酒在你肚子里也会燃烧吗？”他说：“会的。”我说：“是蓝火苗吗？”他说：“那当然。”他喝下一盅酒，用手拽开掖在裤子里的毛衣和秋衣、露出肚皮让我看：“看到火苗没有？”他问。我看到他起伏的肋骨和塌陷的腹腔，肚脐像半个破损的杏核。
“看到了没有？”大姑姥爷问。我说：“没见到。”大姑姥爷一只手撑在炕上，另一只手拽着衣服在炕上旋转，脊背对着灯，说：“你对着灯看，有没有蓝色的火苗。”我真想看到他肚子里燃烧火苗，但没有。
“乌云高娃，乌云高娃。”大姑姥爷喊，我妈从外屋跑过来。“你看我肚子里有没有蓝色的火苗，这两个孩子像瞎子一样看不到。”我妈笑得浑身颤抖，却不敢发出声音，低头看大姑姥爷的肚子说：“哟，有火苗，蓝色的。”大姑姥爷用手拽着衣服，听我妈这样说，他把衣服放下，说：“我胳膊都酸了，肚子里怎么可能没火苗呢？可惜我自己看不到，你们真有福。”在那个噤声的年代，人人不敢说话，难得听到这么纯粹的胡说八道。
大姑姥爷喝完一瓶酒，用手晃动空瓶子，惊讶地问：“是我一个人喝的吗？”我妈憋着笑点头。大姑姥爷说：“不可能，我能喝下这么多酒吗？”空酒瓶是盟医院输液用的500ml 葡萄糖玻璃瓶，我妈再去小卖店打满酒放在大姑姥爷身边。大姑姥爷拿起酒瓶说：“一年也喝不了这些酒。”随后一周就喝完了。
有一次他喝完酒，斥责狐狸、老鼠、猫头鹰之后，突然说：“你不死，我们谁都活不下去。你知道我说的是你。”他咔咔咬牙，眼中全是怒火。我妈脸色变白：“姑父，别说了。”大姑姥爷一拍炕沿：“我恨死这个人了。”我妈含着眼泪说：“姑父，别再说了，有人能听到。”我妈说着跪在地上，我们躲进角落里。大姑姥爷长出一口气，用手捂着脸哭起来，声音小，嘤嘤而泣。
这是有关酒的往事，我以为我早忘了，却还记得。想起这些事是在贵州的珍酒酒厂，在那里我们参观了酿酒车间，听到制作工艺的讲解。最意想不到的是，我们在调酒师的指导下，每人为自己调制了一瓶酒，酒瓶上写着每个人的名字，这是一瓶独一无二的酒。
回到家，我准备喝这瓶酒。在书房的樱桃木椅子上坐好，双脚交叠放在简易床上，摆上酒，俄罗斯酸黄瓜，韩国首尔东大门烤鱼胡同的秋刀鱼烤鱼片。关灯，往写字台上倒一些酒，点燃酒。蓝火苗要比60年前大姑姥爷点燃的酒焰高，有一寸，更蓝，燃烧的时间更长。我脸上感受到火焰的温度。蓝火苗终于熄灭了，如果它燃烧的时间再长一些，我几乎可以看到火光深处的大姑姥爷。他的脸亮堂堂的，嘴里嘟囔着什么，粉舌头堵住了豁牙的窟窿。（原发《山花》杂志202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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