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个大环境里，让所有人都轻松些的办法，可能还是亨利·福特一百年前发动汽车制造浪潮时所倡导的：让更多人有钱消费。
最近，在第一财经《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的节目里，北大国发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张丹丹抛出了一个听起来不那么“主流”的判断：
“中国的劳动力，其实他的时间基本上都在工作，工作时长全球最高，收入却不高。我希望在保证收入的前提下，让中国人减负。”
张丹丹给出了一个具体抓手，就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如果把镜头再往前拨半年，今年3月两会期间，腾讯《两会·深观察》专访张丹丹时，她已经把这套逻辑讲得更透，当时“缩短工时、增加休假”是社会热议话题，但她泼了一点冷水和一点亮色：“单纯强制提升工资或缩减工时，可能导致企业削减就业岗位，反而最终会伤害劳动者。”
相比之下，张丹丹更倾向于建议通过提升最低工资标准、优化财税政策等组合拳，来推动社会财富分配更多向劳动者倾斜。
更早一点，2025年1月张丹丹在第一财经谈“建筑用工减少、农民工劳动力分流”时，就已经把“提高最低工资”定位成“行政干预劳动力市场提高工资的一个最有力的手段”，并给出了一个很关键的实证判断——2012—2017年间最低工资调整对就业确有影响，但2017年之后，从数据上看，最低工资对就业基本没什么影响了。
三条线索拼在一起，张丹丹建议的完整画像就更清楚了：她不是抽象地在喊“涨工资”，而是在零工规模扩张、平台算法定价权失衡、内需偏弱的当下，用“提高最低工资”这条路，去解决劳动者工时过长、收入仍薄、消费被挤、生育意愿低的新问题。
张丹丹是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北大博雅青年学者，她的研究领域之一是劳动经济学，她长期跟踪流动人口、零散就业群体。她不是那种坐在办公室里只看宏观数据的研究者。
她会跑流水线、跑建筑工地，对农民工、骑手这群人工时之长，累度之深有直接的体感。
正是因为这种体感，让她在“缩工时”舆论最热的时候，没有跟着喊口号，而是先问了一句：骑手最反感的不是“没时间休”，而是“强迫休息”，因为平台的单价激励是跟时长绑定的，想多挣就得熬时长。
所以她得出的结论是：缩减工时的前提，是保障单位时间工资水平不降；否则有闲和有钱之间就是个死结。
这也是她把“提高最低工资”摆上台面的根本原因——它不是单纯为了“涨工资”而涨工资，而是想给平台算法那个“隐性锚”往上抬一抬。
张丹丹在《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里有一句很技术性的话：
“我们发现很多平台算法，它背后可能很大程度上参考的是最低工资去制定的小时工资。如果提高最低工资的话，是不是可以使得这些平台，或者是零工的整个的市场工价会有一点点提升？”
这句话值得拆开看。
外卖、网约车、即时配送这类零工市场，表面上是“撮合定价”，但底层跑的是一套按单量、按时长、按完成率的计件加计时算法。
当“最低工资”是全社会对“一小时劳动最低值多少钱”的法定背书时，平台在设“基础单价 / 超时单价 / 活动补贴”的时候，天然会把它作为一个隐性下限——再低就触及合规红线，再高就要自己吞成本。所以这个“锚”一旦抬升，算法的“地板价”会跟着动，零工市场的整体工价会有一定上行压力。
那么中国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到底有多长呢？
张丹丹给出的对比很扎心。OECD（经合组织国家）每周工作30多小时，中国平均劳动者每周工作40多小时，农民工群体每周工作50多小时，外卖小哥等平台劳动者，每周工作时长达到了惊人的60多小时。
过长的劳动时间会直接挤压两件事。第一，消费时间。上班时间越长，意味着下班越累，一个人身体上的疲惫，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来休息，所以很多上班族下班后根本就没有精力出门吃饭消费，也很难周末带娃出去放松一下。
第二就是生育抚养时间。这也是低生育率的一个隐性解释变量。
但这里还有个悖论：你要让他少干，他就少挣；他要保收入，就只能多熬。所以给劳动者“减负”，在张丹丹的语境里不是“少干活”这么简单，而是“同收入前提下少干点”，或者“少干点也能拿到差不多的钱”，这意味着必须要把“单位时间工资”顶上去。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一个负责任的建议，不是只讲好处不讲代价。张丹丹自己在去年1月的访谈里，就曾说过“提高最低工资”的另一面：
一方面，工资处于最低工资水平线以下一点的这部分劳动力，工资提高之后，劳动成本上升，用工单位可能就没办法雇佣那么多人了，就会减员。在劳动力市场，特别是低收入劳动力，可替代性非常强，只要一提高工资水平，企业背负成本走高，就一定会选择收缩产能，减少用工数量。
这是经典的最低工资就业效应。
但张丹丹也给出了另一个观察到的现象：
根据我们的测算，大概是在2012到2017年最低工资调整会对就业产生影响……但在2017年之后，从数据上来分析，最低工资对就业基本没有什么影响了。这其中的因素之一就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工资本身在最低工资附近的人就相对较少。
这段很重要，它说明今天这个时间节点再去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就业测的风险要比十年前小得多。
这也是张丹丹1建议的“科学性”底座。她不是简单拿国外文献说事，是先看我们自己的时变效应，再说话。
把张丹丹这条建议放到2026年的宏观语境里，能看出它不止是劳动话题，还是内需话题。
第一，目前消费率尤其是服务消费不足，是这一轮经济恢复的短板。一个人一周工作60小时，累到回家只想躺着，服务消费从哪里来？劳动时间长等于可支配时间少，这就会导致服务消费起不来，内需偏弱。
而减负本质上，是把劳动者从“纯生产侧”的“牛马”，往“消费侧”挪一挪。
第二，零工规模已经大到不能再用“非正规”的旧眼光看了。外卖、网约车、同城配送、众包家政，几千万人的就业市场，定价权在平台算法手里。而张丹丹所说的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其实是给这个几千万人就业的市场一个法定的价格底线参照，它不会立刻让骑手时薪翻倍，但可以让骑手更轻松一些。
但如果只是提高最低工资有用吗？
用处可能并不大。
当我们单纯强制提升工资或缩减工时，可能会导致企业削减就业岗位，这样反而会伤害到劳动者。
所以提高最低工资是锚，但不是全部。配套的至少还有几块：
- 财税侧：对吸纳低收入务工者的中小微企业，能不能在社保、增值税、所得税上有一个对冲？不然最低工资一提高，边际企业直接缩岗，反而可能伤害劳动者自己。
- 平台侧：算法能不能把“时长挂钩单价”松一松？现在很多骑手是“不到N小时不给冲单奖”，这才是逼人熬60小时的真凶。
- 社保测：零工的工伤、医疗、养老，能不能更顺利地接上？张丹丹提减负，减负的不只是工时，还有保障的缺失。
互联网时代，一个人说的话很容易被简化，张丹丹原话是“在保证收入的前提下，让国人减负。另一处说的是让零工群体能在工资不变甚至轻微上涨的情况下，减少每周的工作时长，享受到更好的社会福利。
这两句话合起来，才是她的真意。
所以“提高最低工资”在这套逻辑里，是个杠杆，撬动两件事：一是零工市场的算法定价地板，二是“劳动回报/资本回报”的相对比重。
张丹丹这套建议最值得听的地方，不在于“涨工资”这三个字有多响，而在于她既蹲过骑手群、又跑过回归表，知道他们累成什么样，也算过政策调完会怎样。
在2026年下半年这个节点，这种“体感 + 数据”双在线的话，比单纯的宏观叙事要更值钱。
在今天这样一个大环境里，让所有人都轻松些的办法，就是让更多人有钱消费。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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