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70年初夏，雨水不断落在应天城阡陌。御街泥泞，百官鱼贯入宫。众目之中，一位身着褴褛布袍的中年人显得格外扎眼。他叫张昶，原任元廷户部尚书，如今挂名大明礼部侍郎。绳缯缝补的朝衣随风飘荡，却换来太祖皇帝的一番由衷赞叹——“爱民若此，真我大明清官！”
殿上文武听得面面相觑。身为开国功臣的刘伯温低头不语，只在心里暗暗皱眉。散朝后，他轻声提醒：“陛下，此人行迹乖张，恐非良善，留之恐生祸患。”朱元璋闻言不悦，挥袖而去，只抛下一句，“子房休妒。”
张昶到底做了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得把镜头拉回更早。元顺帝至正年间，山河多故。江南起义骤起，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并峙长江。张昶出任户部尚书时，本以为能躲在大都高墙内安度晚年。不料北疆内讧，王保保与扩廓帖木儿缠斗不休，朝廷抽不出兵南下。元廷急需安抚中原以南的逆军，遂派张昶南来，说是“宣抚”，实则劝降。
抵达应天，他发现朱元璋未如想象那般草莽。城垣整饬，市肆井然，军法如山。第一面，他却故意衣衫褴褛，自称“路逢盗匪，行装尽失”，一副穷得叮当响的模样。朱元璋念自己出身寒微，心下生出几分同情，也对这位“清白之臣”多了几分好感。
几日静置后，张昶递上密折，言辞恳切：只要陛下悬崖勒马，北归故主，金帛、美姬、郡国煮海可取。朱元璋当即冷笑：“孤既折戟沙场，岂为钱色折腰？”劝降无果，张昶却不见慌乱，他决定换一条路。
接下来几年，他谨言慎行，凡朝会必以旧衫示人；俸禄尽数散给门卒茶房，一时名声鹊起。坊间传言，说张侍郎囊中羞涩，家中一案不及盛米。朱元璋每逢问及天下官箴，便举他为范例，称“朕之臣下，以张卿为首”。君前得宠，朝中群臣对他颇多敬畏。
只有刘伯温看得冷。一次闲谈，朱元璋感叹：“若人人皆如张昶，何愁国不治？”刘伯温放下茶盏，低声应道：“良田美器，岂可尽藏？物尤如此，况人心乎？”一句话说得云里雾里，朱元璋侧目，不再追问。
洪武元年，天下大定。张昶见大势成形，又悄悄进言：大明基业已固，可循周礼，官员俸禄应再减半，天下自感圣德。表面忠勤，其心却在挑动官心不稳。朱元璋未置可否，任他自说自话。
接着，张昶抓住皇帝痛恨贪腐的心理，献上一套严刑峻法，条条指向藩镇与军中校尉：偷漏一斗粮，斩；私离营伍，斩；夜不收市者，笞五十。对照秦律犹有过之。“刑重则民畏”，他在奏章里如此写道。刘伯温翻阅后，只淡淡道：“此法一行，怨气必积。”然而他并未直接反驳，转身却让内侍密报皇上，提醒莫被外来蜚语所惑。
朱元璋依旧按兵不动。他看准了张昶肆无忌惮的真意：让自己背上暴虐的骂名，令江南旧部生离心，而元廷可趁机南下。既已识破，为何不立即处置？老朱有他的算计。张昶出身户部，熟谙赋税漕运，对整顿钱粮颇有助益。能用足用，不能任意杀之，这也是朱元璋一贯的惜才之道。
可张昶终于露出破绽。某夜微雨，锦衣卫捕获一名欲北逃的驿卒，搜出一封密信，笔迹隽秀，落款“南臣张昶”。信中写道：“身在江左，心惟北阙。倘旌节一临，愿效犬马。”纸上还附有应天城防图略。锦衣卫彻夜不敢停，天亮将人押进金水桥。
“这是你的笔迹否？”朱元璋摊开信纸，冷问。张昶面色如土，辩道：“旁人嫁祸。”声气孱弱。殿中寂然，只有刘伯温垂目而立。片刻后，他抬头对皇帝说：“国之大计，不容反骨。迟则生变。”这短短一句，是最后的裁断。
处决的刀光在秋日午后闪过。张昶临刑前喃喃：“臣非不忠，臣惟念故主。”刑斧落地，尘埃归定。这位曾被誉为“清白第一”的旧朝重臣，终究没能逃出自己精心布就的罗网。
行刑讯息传至朝堂，群臣表情复杂。朱元璋命内府检点张府财产，发现藏银寥寥，反倒囤着一箱箱斋米与一摞摞未寄出的书信。原来他将俸禄暗中换成北地所缺的粮草，再待机北返。至此，老朱想起当年自己在淮西流亡的惨景，长叹一声，却终未再言。
有人问刘伯温：“先生早言其不可，为何当初不力谏？”他摇头一笑：“识破人心，胜杀一贼。让毒蛇自现獠牙，比骤然挥剑更易服众。”言罢拂袖而去。
张昶伏诛后，朱元璋仍旧提拔寒素之士，却暗中增设锦衣卫校尉，凡新进官员，一一缜密稽核。自此，应天再无破衫上朝之怪现象。士子们方悟：廉洁需见于行事，而非浮于衣冠；君王虽重节俭，却更重忠诚。若心怀异志，再破的袍子也藏不住锋利的匕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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