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当前不少法院对诉中委托调解能否使用传票存在分歧，保守观点以法律无明文规定为由拒绝适用。本文区分诉前委派与诉中委托调解程序边界，论证诉中案件依托庭前会议送达传票具备法理基础；同时提出，相较普通调解员，委托退休法官调解可适度简化程序约束，为法院推进诉调衔接改革提供探索路径。

【正文】

司法实践中，东部沿海一些法院创新诉调衔接机制：案件编立民初案号、进入诉中委托调解阶段，法院依法出具传票传唤双方到庭，传唤事由载明庭前会议，内容为质证、调解。当事人到场后，双方均愿意调解的，由调解员调解；不愿调解的，由法官或者法官助理开展证据交换、质证工作，固定案件争议。该项机制可大幅提升矛盾化解质效，兼具便民价值与司法效能。但大多数法院质疑诉中调解阶段发出传票的合法性。

根据民事诉讼规范、审前程序法理、最高法诉源治理政策，本文认为，诉中委托调解阶段，法院依法有权送达传票传唤当事人到庭调解。如若择优委派退休法官开展诉中调解，法理正当性、程序公信力进一步补强，程序约束可适度放宽，法院推行该项改革无需顾虑。

一、诉中程序发出传票适用并无法律障碍

实务争议的核心症结，是混淆诉前委派调解、诉中委托调解两类程序，机械套用程序禁令。

诉前委派调解，案件尚未立案、未生成案号，诉讼尚未系属于法院，司法审判程序并未启动，此时仅能送达调解通知书，不使用传票，属于司法共识（当然，也有个别法院大胆创新，诉前委派调解阶段，也用传票通知双方当事人到庭调解）。

诉中委托调解，案件已编立民初案号，诉讼法律关系正式形成，调解内嵌于法院审前司法流程，属于法院审判辅助工作。依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百二十四条，开庭审理前，人民法院有权召开庭前会议，开展证据交换、质证、归纳争议焦点、组织诉讼调解。庭前会议是法定审前诉讼程序，传票是民事诉讼法定传唤文书，适用于诉中庭前会议，于法有据。

现行法律从未限制诉中依托庭前会议送达传票。片面以“法律没有明文授权”否定该项举措，属于教条化释法、割裂审前程序体系，过度放大程序风险，桎梏司法效能优化。

二、区分普通调解员与退休法官

相较于普通社会调解员，委托退休法官开展诉中调解，具备天然合法性优势：退休法官长期从事审判工作，熟悉诉讼规则，接受法院委托调解，公信力足、专业度高、程序风险极低。委派退休法官诉中调解案件，不仅补强程序正当性，相关流程约束可以适度精简、操作更加灵活，彻底打消法院程序合规顾虑。

三、规范运行路径，兼顾自由与合规

在不破审判权边界、坚守自愿原则前提下，固化传票传唤、分轨处置工作机制，实现效能与合规双向统一：

一是规范传票文书。诉中委托调解阶段，传票事由载明：庭前会议（组织证据质证、同步开展调解，当事人自愿选择程序）；可随案送达程序权利释明，明确调解自愿原则，拒绝调解不产生不利诉讼后果，从源头规避强制调解争议。

二是当事人自愿选择。当事人到庭后，双方均同意调解的，由调解员调解，当事人享有随时终止调解的权利；任意一方拒绝调解的，进入审前质证流程，由法官或者法官助理主持。

四、改革利大于弊，风险可控、价值可期

（一）优化机制直击司法痛点，制度价值突出

其一，破解到场率低的问题。口头通知、简易调解通知书法律效力弱，当事人消极应诉、无故缺席频发；传票具备司法强制约束力，倒逼当事人到场，破解诉中调解空转困局。

其二，大幅提升调解实效。双方当事人到场同步衔接质证、调解，厘清事实再行协商，大幅提升调解实效。

其三，降低诉讼成本。一次传唤整合应诉、释明、质证、调解多项程序，减少当事人往返法院，精简办案流程，压降司法运行成本。

（二）程序风险可控，无需因噎废食

该项改革潜在风险，全部来源于履职不规范，而非制度本身违法。文书瑕疵、人员越权、程序释明缺位等问题，均可通过统一文书模板、压实权责边界、完善笔录留痕予以化解。选聘退休法官承担诉中调解工作，依托其专业司法素养，能够最大限度规避程序漏洞，是该项改革最优实施路径。

总之，诉中委托调解适用传票传唤，并非造法，而是依托现有民事诉讼规则，优化审前流程、释放司法效能的合规改革。依托退休法官队伍开展诉中调解，进一步补强改革正当性，简化程序性桎梏，既能严守程序正义、保障当事人诉权，又能高效化解矛盾、纾解案多人少压力，实现程序合法、司法便民、诉源治理多维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