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敢信吗？1950年解放大西南的时候，有两个国军少将师长，拿着我军的起义政策当挡箭牌，转头就给了我们一刀。当时刚进西南大山，人生地不熟，局势还乱，这俩货钻了过渡时期的空子，诈降之后捅了大娄子，让我军付出了不小的伤亡。耍小聪明暗地搞鬼，最后终究逃不过报应，俩人失败后全都死于非命，全是自作自受。
老蒋当年打输了正面战场，不甘心就这么跑路去台湾，在西南大片山区布了一堆暗子，打算搞什么游击反攻。贵州山高谷深，历来就有土匪地方武装盘踞，正好成了他眼中的“最后的堡垒”。大把国军残部、特务、恶霸拧成一股绳，就等着新政权站稳脚跟前搞事情，诈降就是他们用得最多的阴招。
贵州纳雍一带的罗湘培，原本是贵州绥靖公署独立二师的少将师长，手里握着实权，对当地地形熟得不能再熟。解放军打进贵州西北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宣布起义，对着我军工作组拍胸脯表忠心，说一定要立功赎罪。那时候我军人手不够，还要尽快稳定局势，想着起义投诚都是欢迎的，就给他留了原部队的建制，还让他带着人在当地清剿残匪。
罗湘培可没想着真归顺，趁着我军放松警惕，偷偷把一大批武器弹药藏进了海座的四方洞，还把部队里倾向新政权的军官全调走，全换上自己的死忠亲信。一切准备妥当，就等着给我们来个狠的。195刚进山沟，四周山上的子弹就扫了过来，毫无防备的我军一下子吃了大亏，伤亡了一百多号人，不少经验丰富的基层干部都牺牲在这里。之后罗湘培干脆扯旗造反，带着人在纳雍毕节一带打游击，袭扰交通线抢粮食，把当地搅得鸡犬不宁，不少老百姓原本对新政权还犹郁，这下也被搅得人心惶惶。
0年春天，他以联合剿匪的名义，骗我军141团的一支部队进了自己选好的埋伏圈。我军很快调整了部署，一边分片围堵压缩他的活动空间，一边给老百姓讲政策搞减租减息，把支持罗湘培的恶霸地主打掉，老百姓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都愿意主动给我们送情报。没几个月，罗湘培的队伍就散得差不多了，要么逃要么投降，他自己带着几个亲信躲进了大方县的山坳里。
围剿部队把山坳围得严严实实，对着里头喊话劝他投降，罗湘培自己也知道气数已尽，回了一句“出来还有什么用”，就开枪自尽了。他没能跑到台湾，也没能在山里当一辈子土匪，最后就埋在了自己折腾了半辈子的贵州大山里，也算罪有应得。
另一个诈降的余启佑，是黔西南兴仁一带272师的师长，这人的心眼比罗湘培还多，手段也更狠。1949年底解放军挺进黔西南，余启佑挡不住，被身边的人劝着接受改编，只好硬着头皮去签字起义。当时会场一堆人看着，他拿笔的手抖得厉害，字写得几乎认不出来，谁都能看出来他根本没想着真心归顺。
签字之后我军忙着收拾其他抵抗的部队，没来得及彻底整编他的部队，这给了余启佑足够的准备时间。他一边对着我军派来的干部打哈哈，一边收拢亲信联络匪帮，把真心想起义的军官全排挤走，还借着起义的身份要来了不少行动自主权。没多久，他就等来了机会。
我军派代表去兴仁和余启佑谈进一步整编的事，刚进会场，外面伏兵就冲了进来，对着我方干部开枪，不少人当场牺牲，剩下的也被绑架杀害。这波操作把黔西南的局势又搅乱了，余启佑带着人和当地匪帮合流，到处劫掠袭扰新建的地方政权，好好的地方又不得安宁。
余启佑和罗湘培不一样，他从一开始就没想着在贵州山里耗着，打不过就打算往边境跑，找境外势力接应，再转去台湾。他带着残部从黔西南跑到滇南，又跑到桂西，一路跑一路被我军追着打，队伍越打越少，最后只剩下几个亲信，还想着越境跑到越南，再找机会去台湾。
那时候越南那边也乱，当地抗法的武装根本不吃国民党残部这一套，余启佑带着人过河的时候中了埋伏，队伍一下子就散了，混战里他掉进河里，被急流卷走，连尸首都没留下来。他到死都没等到台湾的接应，落了个葬身异国河流的下场，剩下的残部要么跑东南亚要么去台湾，早就成了历史里的边角料。
这俩人的事说穿了，就是抱着老蒋的反攻梦，拿着我军的宽大政策当幌子耍阴招，一时确实得手，让我们吃了亏。可他们选错了时代，这里已经不是过去军阀混战的旧世道，人民军队根本不会给他们反复横跳的机会。西南的大山还是原来的大山，可藏武器的山洞封了，暗线电台拔了，这些跳梁小丑也就没了折腾的地方。
参考资料：解放军报 西南剿匪斗争史料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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