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政府决定正式承认亚美尼亚种族灭绝,已成为以土关系中最具象征意义、也最敏感的政治举措之一。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以色列试图恢复历史正义:一个由大规模历史灾难幸存者后裔建立的国家,宣示自己有道义责任承认其他民族遭受的悲剧,并反对否认反人类罪行。
但在国际政治中,道义论述很少独立存在。更多时候,只有当它与国家利益重合时,才会真正发挥作用。因此,与其追问以色列为何过去一直没有承认亚美尼亚种族灭绝,不如问它为什么偏偏现在承认。一个简单的答案是,几十年来,以色列始终按照冷静的政治算计行事。对以色列建制派而言,亚美尼亚种族灭绝一直是一个令人不适、几乎属于禁忌的话题。
任何试图在官方层面推动这一议题的做法,都会遭遇阻力,因为一旦承认,几乎必然会损害与土耳其的关系。长期以来,安卡拉一直是以色列在穆斯林世界的重要伙伴之一。以色列将土耳其视为重要的军事和政治盟友,是其与地区沟通的战略渠道,也是中东平衡的一部分。出于务实考虑,历史问题被搁置,以色列也一直谨慎避免在可能损害政治利益的问题上刺激安卡拉。
此外,还有阿塞拜疆因素。对以色列而言,巴库不仅是伙伴,也是其在能源、军事技术合作和地缘政治上的重要盟友。阿塞拜疆向以色列供应石油,购买以色列武器,并在以色列对伊朗战略中占据特殊位置。几十年来,以色列一直把亚美尼亚问题视为可能同时危及其与巴库和安卡拉关系的潜在风险。
还有第三个敏感层面,即大规模历史悲剧“独特性”的观念。以色列政界部分人士长期认为,承认其他族群遭受的严重历史悲剧,可能削弱大屠杀在全球历史记忆中的独特地位。这种说法很少公开表达,但它一直存在于政治思维之中,也是以色列在亚美尼亚问题上保持谨慎的原因之一。但现在,局势已经变了——并不是因为以色列突然意识到了亚美尼亚人民悲剧的分量,而是政治版图变了,中东地缘政治也随之变化。
以土关系正陷入深度危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针对以色列的言辞已变得公开敌对。土耳其突然加大了对以色列的政治压力,在多个领域冻结关系,并把反以议程作为其地区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过去那套谨慎逻辑已不再适用。以色列不再把安卡拉视为值得以外交沉默加以维系的伙伴,于是,土耳其那些痛感强烈的历史问题,开始成为反制施压的工具。
在这一背景下,以色列的决定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也树立了一个令土耳其不愿看到的政治先例,可能加大国际社会在亚美尼亚问题上对土耳其的压力。原因很明显:在纪念大规模罪行和种族灭绝的问题上,以色列具有特殊的道义分量。如果犹太国家承认亚美尼亚种族灭绝,土耳其外交就更难把这一问题描述成“历史学家之间被政治化的争论”。
不过,也不应把以色列理想化。这一决定并非以色列政治中某种“道德胜利”的突然到来。以色列的行动完全由国家利益驱动。几十年来,沉默符合它的利益,所以它保持沉默;如今,打破沉默更符合它的利益,于是它就这样做了。在这个问题上,国际政治的复杂性显露无遗:道义论述与务实考量往往紧密交织。
这一局面对以色列与阿塞拜疆的关系也可能具有特殊意义。当然,如果认为以色列与阿塞拜疆的伙伴关系会立刻破裂,那未免过于天真。对以色列来说,巴库在能源、安全和地区战略上都过于重要。阿塞拜疆外交部发表了一份相对克制但带有批评意味的声明,呼吁以色列政府重新考虑这一决定,同时避免直接提及“亚美尼亚种族灭绝”,而是使用“1915年事件”这一表述。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亚美尼亚国内本身的反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以色列恰恰在亚美尼亚当局试图把这一议题从外交政策议程中淡化的时候,重新抬高了亚美尼亚种族灭绝问题。打着和平议程和关系正常化的口号,埃里温事实上正在弱化这一议题。
亚美尼亚总理尼科尔·帕希尼扬表示,埃里温“看不到有必要对此作出回应”。帕希尼扬还表示,亚美尼亚不愿卷入把种族灭绝当作政治武器的做法,因为这不符合国家利益。这其实并不令人意外。事实上,以色列此举针对的与其说是亚美尼亚,甚至与其说是土耳其,不如说是美国。在那里,一场围绕中东未来力量平衡的较量正在展开。
在以色列眼中,继伊朗之后,土耳其正越来越像下一个主要地区对手。过去,尽管双方经历过政治危机和激烈言辞交锋,安卡拉与西耶路撒冷之间仍保留着务实互动空间;但如今,这一模式实际上已经瓦解。土耳其在地区推行独立角色,试图扩大其在穆斯林世界的影响力,并力争成为中东新秩序中的权力中心之一。这对以色列构成了战略挑战。
几十年来,以色列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高质量军事优势,而这种优势部分由美国军事援助、获取先进技术的渠道,以及其在美国联盟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所保障。如果土耳其获得更多西方技术,这种平衡就可能开始变化。正因如此,F-35战机问题,以及更广泛意义上土耳其军事技术能力的增强,对以色列具有根本性重要性。
这不仅仅关乎战斗机本身,而是关乎以色列能否继续保持其在地区内的技术优势,还是说土耳其会在武器质量、工业基础和军事实力方面逐步逼近以色列。
这正是美国因素发挥作用的地方。在美国,亚美尼亚议题因亚美尼亚裔侨民、国会议员和游说团体而具有一定政治分量。通过承认亚美尼亚种族灭绝,以色列可能试图嵌入这一敏感议程,从而强化华盛顿内部那些反对与土耳其过度接近的力量。
换句话说,以色列可能不仅想调动美国政治中的亲以力量,也想激活亲亚美尼亚圈层,以阻止美国在防务问题上对安卡拉作出某些让步。如果土耳其不只是被描绘成一个重要的北约盟友,而是一个一边继续否认亚美尼亚种族灭绝、一边又在增强军事实力的国家,那么美国政界无条件支持土耳其军事技术能力提升的难度就会增加。
因此,这并不是以色列突然“发现”了历史真相,而是沉默的政治代价和承认的政治代价发生了变化。更何况,这一局面还发生在以色列与美国政治建制部分力量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美国国内对以色列政策的批评正在增加,对以色列提供无条件军事支持的理念也越来越成为争论对象。在这种情况下,西耶路撒冷需要扩展自己的论证,表明它与土耳其的对抗并不只是又一场地区冲突,而是更广泛的安全和西方价值之争的一部分。
结论很清楚:土耳其与以色列务实关系的时代已经结束。过去,敏感历史问题的记忆会为了地缘政治利益而被搁置;而今天,这些问题本身已经变成地缘政治施压的工具。这正是当前事态的政治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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