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深冬，冀中平原的夜凛冽如刃。一支新近组建的八路军工兵连拖着沉重炸药箱往前线爬行，密集机枪火扫来，连里两个弟兄倒在半途，仅仅想靠近敌碉堡就已付出血的代价。“要是能把炸药直接丢进去就好了！”有人压低嗓音骂了一句。蹲在弹坑边的连长聂佩璋默默点头，这句牢骚成了他日后琢磨武器的火种。
聂佩璋出身东北军铁甲部队，打过义勇军，也摸过装甲车，拆过铁道桥，对爆破尤其在行。调到晋察冀分区后，他发现工兵连老是在最危险的时刻顶上去，伤亡高得吓人。怎样能让炸药飞过去、而不是人爬过去？他在废旧迫击炮筒、汽油桶与炸药包之间做起文章。几回试射，炸药不是落点过近，就是在炮口炸膛，连胡子都差点烧着。可他不服输，一次次加长火药包、调整发射角度，最后把汽油桶截去半腰，焊在一截炮管上，终于让六七公斤的炸药画出漂亮弧线，落到一百多米外的壕沟里——飞雷炮雏形诞生。
前线官兵第一次见“铁桶里点根导火索就能把石头、手榴弹一股脑抛出去”，都惊得直咂舌。因为炸点密、爆烟大，敌兵时常被炸得血肉模糊，俘虏回忆“连死人都翻白眼”，便脱口而出一句“这东西真没良心”，“没良心炮”的绰号就这么传开了。
抗战尾声，华北敌占区的日伪据点，常用混凝土碉堡锁要道。小小飞雷炮凭粗糙外表，对坚固暗堡却极有办法：在炮筒内塞石块、加装定时引信，炮弹落地后碎石四处横飞，如同“天女散花”，射程虽短，却足以撕开碉口。日军验过尸，发现伤口参差不齐，以为碰上了新式艰深武器；其实不过废铁与石头急速旋转的加成。
到了1948年秋，淮海战役打得正紧。外围伏牛山阵地，黄维兵团被我军围困。11月中旬夜里，解放军第十兵团组织180具飞雷炮齐齐开火，一万余公斤炸药在九十分钟里倾泻而下，黄维的交通壕被填平，迫击炮阵地灰飞烟灭。战后清点时，俘虏惊呼“这种没良心的炮比大炮还难防”，此话不夸张：它瞄准高低随手可调，炸点凌乱，对刚从学堂里出来的新兵更是克星。
其实飞雷炮的真正优势不在“杀伤力大”四个字，而在“可就地取材”。炮管可以用废迫击炮、废井口管，炮弹就地捆炸药加石块，运输难题迎刃而解。解放战争期间，我军常在夜暗里挖出一排土坑，把炮筒斜插，天亮前突然而至的“哑雷”炸裂，打得守军一片混乱，这才有后续冲锋的机会。
时间推到1951年5月7日，朝鲜半岛已进入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三八线再成拉锯，63军183师556团奉命阻击美9师、英联邦28旅与韩国军的联合突围。抢占597.9高地是关键，而此刻556团只剩七百余人，重炮却因道路被炸无法上山。山道窄、坡度陡，喀秋莎和山炮一时运不上去，弹药骡群也落在后头，情况逼人。
黄昏时分，团长向工兵排长使了个眼色。“能不能把‘那玩意’整一批出来？”排长咧嘴一笑，半夜带人下山收了十几个废汽油桶，又就地挖粘土坑，十几支飞雷“土炮”在狭窄山脊排开。每个炮口里塞满榴弹和炸药，外圈再垫碎石增加破片。5月8日凌晨，两颗灯弹划开天幕，英军探照灯随后扫射。就在这束白光横移的一刻，山梁猛地喷出一串火龙。
“轰！”英第28旅排头连瞬间被烟火吞没。木桩工事被抛到半空，几门2.5英寸反坦克炮被掀翻。英军上尉帕金森后来回忆：“像天塌下来似的，爆炸不分远近，震得耳膜都裂了。”事实上，飞雷炮射程不过二百余米，可其近炸冲击波集中，山谷回声又叠加，英军误判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部署了大口径榴弹炮，只得收缩队形，停止推进。
556团趁隙后撤至主峰预设阵地，封堵住要隘，仅用轻武器便拖住了持续两昼夜的冲击。等援军和重炮赶到，防线已稳。那几具粗陋的飞雷炮完成使命后，被悄悄埋在山坡，任凭雨雪掩埋金属光泽。战后英军工兵搜遍阵地，没找到任何“巨炮”残骸，只挖出变形汽油桶和杂乱石屑，更加疑神疑鬼。
这不是飞雷最后一次出手，却是最具戏剧性的一幕。自此以后，前线补给逐渐顺畅，苏制122炮、152炮大批开赴阵地，飞雷炮的身影慢慢被榴弹雨取代。它的命运，和童年时期用完即弃的木棉枪差不多，见证的是那段缺枪少炮却拼死不退的岁月。
回头算一笔账：从1944年到1953年，飞雷炮整整活跃了九年。它的技术指标若拿尺子量，确实赶不上正规火炮，可在物资匮乏、运输艰难的战场上，它却比任何理论数据都管用——在几次关键阻击里压住了对面士气，救下了不少弟兄性命。有人说它粗糙，有人嫌它不准，可凡是经历过那一团火海的人，都记住了“没良心炮”这四个字。如今博物馆里静静摆着当年的铁桶与残片，锈迹斑驳，却能让人依稀听见那年山谷里炸裂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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