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相机在日本火到日本人排队抢购。买到的欢天喜地,买不到的捶胸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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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上这位大姐拿到相机后,脸上那抑制不住的喜悦,不知道的还以为她中了大奖。

那个叫嚣中国人把日本相机拆了都做不出来的所谓的专家、学者,在看到日本排9个小时队就为了换购中国的相机时,会是什么表情?会怎么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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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知”这个词,曾经是带着光环的。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曾推出专题《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给出了清晰的标准:具备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拥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那时,“公知”几乎等同于“社会良心”,是褒义词。

然而,十几年过去,这个词的味道彻底变了。它从身份标签变成了一顶随时可能扣下来的帽子。如今如果你说某人是公知,对方大概率会觉得你在骂他。这种词义的逆转,折射的不仅是语言的变化,更是时代语境的剧烈变迁。

公知式微,不能简单归因于外部打压。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壤消失了。

媒介变化只是表象,更致命的是信息本身的透明化。高晓松后来翻车,不是因为他讲的全是假的,而是因为他讲得“不真”——在信息稀缺的时代,单方面叙事还能成立;如今,打开小红书就能看到在美华人的日常吐槽,任何一个偏差都立刻会被其他视角补充和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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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本质上是多元的。以前信息稀缺,我们只能喝别人放的水;现在信息泛滥,我们反而学会了自己筛选。

于是,我们的年轻人看清了许多过去的迷雾。在知乎“从古至今,你觉得最伟大的中国人是谁?”这个热门话题下,点赞最高的两个回答指向了同一个人——毛泽东:

“人民说是他,他说是人民!”

“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是人民。但如果没有他,答案永远不会是人民。”

他们不再迷恋流量明星、大V和资本家,而是开始翻阅《资本论》和《毛选》。据清华大学图书馆统计,学生借阅最多的书正是《毛泽东选集》。

当这些年轻人逐渐理解并支持国家的政策、认同社会主义制度时,却被一些公知扣上“极左”“小粉红”的帽子。看着他们气急败坏的样子,我对党和国家的信心,反而更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