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发生在南京的浩劫，随着四位西方记者挤上美国炮舰瓦胡号而被带到了异国。不久之后，纽约时报头版标题所有俘虏均遭屠杀震动西方世界，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七十份报告在外相广田弘毅的案头堆积成山。直到这时，一直纵容暴行的东京大本营才终于认识到，他们肆无忌惮的屠杀已经捅破了天，再不收敛，整个外交布局都将土崩瓦解。
振聋发聩
更加让人感到浑身发冷和讽刺的是，这些外媒所披露的至今暴行并非是道听途说，而都是切切实实的真实罪行。
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贝德士在日军进城当日就开始记录，任何人天黑以后在街道被巡逻兵抓住，几乎都会被就地处决。
贝德士的这份记录由四名西方记者于12月15日带往上海，12月18日德丁在纽约时报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报道，副题直书日军在南京制造恐怖，平民也遭杀害。
贝德士本人几乎每天带着一份报告前往日本使馆，内容涵盖杀人地点、受害人资料、性暴力事件，每一笔都有明确的时间和证人。这些写于暴行发生当下的信件具有毁灭性的力量，它们的内容迅速经使馆送往东京。
正如贝德士后来在东京审判法庭上所指出的，外相广田弘毅、上将松井石根、参谋长武藤章等高级官员不可能不知晓。
自演自导
日军面对全球舆论风暴的反应，充满了敷衍和算计。
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被召回国内，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也被免职，华中方面军建制被撤销，改编为华中派遣军。
然而南京惨案真正在幕后下达杀掉全部俘虏命令的元凶朝香宫鸠彦亲王，却因其皇叔身份被从皇室成员名单中暂时剔除后，反而被刻意隐匿于公众视野之外。
东京高层的算盘打得一清二楚，松井石根已经被日本国内舆论塑造为征服南京的英雄，把一个已经完成使命的前线指挥官召回，既能在国际社会面前表演自罚的戏码，又能保全真正的皇室责任人。
松井石根的性格里既有军人的残暴，又有政客的懦弱，他晚年在日记中对自己的遭遇满腹牢骚，却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
接替松井的新任司令官畑俊六大将走马上任，接手的是一个被国际舆论灼伤的烂摊子。
畑俊六性格谨慎务实，不像松井石根那样好大喜功，他很清楚，南京暴行带来的不仅是外交上的被动，更激起了中国军民同仇敌忾的抵抗意志。
武汉不同于南京，它是日军继续西进的战略支点，而非一次性摧毁的目标，这种战略定位的转变，从根本上决定了日军在武汉的占领策略。
锦袍之下遍是罪恶
早在武汉会战还在激烈进行的时候，日军高层就已经开始谋划，他们明白攻占武汉不仅需要炮弹，更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舆论掩护策略，否则只会重蹈南京的覆辙，陷入全民抵抗的泥潭。
日军对于武汉的动作，冈村宁次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他深谙心理战的重要性，认为毫无节制的暴行所激起的抵抗意志，远比枪炮更难以扑灭。他上任后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规定，大部队全部安排在郊外宿营，只派遣一支纪律相对严整的小部队进入市区处理事务，明令禁止举行胜利庆祝和入城仪式，要求不得打扰各国在汉口的租界机构，不得肆意破坏城市基础设施。
更为可笑的是他还下令保护庙宇、大学和图书馆，在市区内建立难民营，试图向武汉民众展示一种可以被接受的占领姿态，以此瓦解中国军民的抵抗意志。
然而中国人怎么能不知道他们所遭受的痛苦恰恰就是这群假慈悲的日本人所造成的呢？
1938年10月武汉陷落，冈村宁次以温和占领者的姿态完成了入城，国际媒体对武汉战事的报道大多集中于军事层面，没有再出现类似南京那种大规模暴行的头版指控。
冈村宁次也因此沾沾自喜，在战后面对东京审判时，反复以自己在武汉的所作所为为例，证明自己约束了军纪，却对慰安妇制度和大规模掳掠行径避而不谈。
他们试图用精心编织的谎言掩盖自己的罪行，却不知道历史的真相永远不会被抹去，任何粉饰太平的行为都只是欲盖弥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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