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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说要对历史有温情,这句话的实质,就是让我们站在人性的角度观察历史,而不是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评判历史,更不能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上发生的事,轻率的下结论,情绪化的解读,历史上的得失,其实不仅是历史的局限性,而是结构性的矛盾无法解决。

片面功利化的历史观。如果读历史只盯着辉煌成就,而滋生盲目的骄傲。却对历史中的失误和教训视而不见,甚至用活该贬低失败者,弱化自身责任,最终只会因缺乏反思而重复错误,陷入了活该的循环。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不是王安石变法的理念和举措的失败,而是他所在的官僚系统,无法满足他系统性的改革的要求。比如,他的青苗法,初衷是为了救济穷人,对冲风险,可在这样粗率的官僚系统下,没有监督,缺乏精准控制,官员只是把百姓当他治下的工具来对待,在这种环境下,它就变成了,他们敛财的一种工具,沦为老百姓头上的又一道枷锁,这种枷锁在这样的体制下,基本是无解的,因为监督、分权、制约的体系,没有形成,官僚内部蛇鼠一窝,所有的措施,多好的理念,不过都是变了一种法子盘剥而已。我们现在再来评说王安石是忠是奸,你觉得有意义吗?他的忠奸,是他个人的人格和良好的愿望能解释的吗?有人说他任用小人,那么他能任用谁呢?不和他合作的保守派吗?即使他和保守派和解,改革温和一点,他的改革就能推进吗?这都是不可能的,想打破均衡,制造新的均衡,一定会被巨大的利益集团反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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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对历史悲剧作轻率的评判。看到王朝覆灭说一句统治者昏庸,活该?看到民生痛苦,说一句百姓愚昧,活该。骄傲不是对先辈智慧,文明重复的合理自豪,而是排他性的自我美化,盲目骄傲,只盯着四大发明,汉唐盛世,却回避闭关锁国,晚清沉沦。把历史的辉煌,当成自身优越的证明,而非前人奋斗加时代机遇的结果。

有人说那辛亥革命成功了,怎么解释?我想说,除了把清帝赶下位,这一个成果后,社会性的结构变了吗?没有变,算什么成功?改革的成功就是社会结构变了,才叫成功,如果社会结构没变,只是换了一个人,继续唱以前的那一套戏,换了一个戏名,不叫成功,那叫换汤不换药,那是某一些人的成功, 不是所有人的。

改革开放为什么成功了?因为它改变了社会结构,产业工人大量崛起,大量人口进城,城市化率大幅提高,制造业蓬勃发展,这叫成功,所以我们不能用单一的视角来评判历史,用二分法来评判历史。

比如,若只说晚清活该落后,却不反思。闭关锁国背后的认知僵化,权力集中,导致决策失误,就可能重蹈盲目自信,拒绝革新的覆辙,只盯着过去的荣光沾沾自喜,却对历史的教训嗤之以鼻,最终只会在同一个地方反复跌倒,这将是活该的路会很漫长的深意。

我们一定要认清深层次的问题,在历史上辉煌过。为什么会辉煌?不能用厉害,华夏文明伟大,来大而化之的概括。

而是要找到其内在的结构性密码,有人以为汉武帝显耀了华夏的荣耀,可他穷兵黩武,差点毁了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强大,绝不只是领土的辽阔,四夷多怕你,而是人民的富庶,文化的繁荣,国力的强盛。

赵宋王朝为什么在历史上被广泛称道,冗兵冗官那么严重,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赵家天子不能一人说了算,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分权的结果,就是不容易偏激,纠错机制比较好,有错,不会太离谱,就能被纠正。而宰相敢说了算的原因,是授权比较充分,君主比较宽厚,所以宰相敢于抗争,也不会引来更大的灾祸。而不能仅仅把它归结于个人品质,人性是最靠不住的,遇上暴君,多好的人品,都得明哲保身,都得报喜不报忧,这都是权利结构造成的。

历史的价值,不仅在于我们曾做到了什么,更在于我们曾经为何跌倒,这种活该的背后,是缺乏共情与反思的推卸责任,把历史悲剧推因于个体的过错,而非深层的制度漏洞,文化惯性,权力结构,就无法意识到悲剧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