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长江宏观经济研究）
作者：黄帅 宋筱筱
核心观点
1、美国现阶段在美伊冲突中面临两大现实约束：一是关键弹药库存难以快速补充，二是军费约束。这意味着美军未来进一步升级冲突烈度的概率较低。若美伊冲突长期化，叠加共和党在今年中期选举后失去国会控制权，国会后续或将逐步利用拨款权、预算审计、撤军法案等制衡总统行政权力推动撤军。
2、与过去不同，美国已经跨过“弗格森极限”。在这一背景下，美伊冲突可能进一步推动美国军事领域的“MAGA化”。与此同时，海峡封锁风险也强化了全球能源安全逻辑。美伊冲突不仅是地区战争风险，更可能成为全球军备扩张、能源转型和秩序重构的放大器。
摘要
复盘：美国历史上的战争与财政
二战以后，美国主导的对外战争主要包括越战、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越南战争（1955年–1973年）是美国二战后参战人数最多的局部战争。约翰逊政府同时推进战争扩张与“伟大社会”福利改革，形成“大炮+黄油”的双扩张财政政策，叠加美联储对通胀反应滞后，导致1960年代末至70年代美国陷入“滞胀”困境。随着战争伤亡与军费攀升，美国国内反战情绪迅速升温，国会从最初支持战争逐步转向利用财政权限制战争，先后通过《库珀-丘奇修正案》《凯斯-丘奇修正案》及1974年《国会预算与扣留控制法》，限制总统战争权与预算控制权。
阿富汗战争（2001年–2021年）与伊拉克战争（2003年–2011年）延续了类似逻辑。两场战争初期都依托“9·11”后的国家安全共识获得高民意支持和国会配合，但随着战争目标从反恐、推翻敌对政权延伸至国家重建和秩序改造，资源消耗持续扩大。与此同时，减税、金融危机救助等共同推高赤字和债务；2009—2011年，美国财政赤字一度超过1万亿美元，占GDP比重接近10%，联邦债务迅速逼近法定债务上限，引发债务上限危机与标普下调美国评级，最终促使国会于2011年通过预算控制法案限制开支。长期战争同样推动民意从支持转向反对，国会从初期高度配合转向通过独立审计、反增兵决议、撤军表决等方式制衡总统，最终促成美军从伊拉克和阿富汗全面撤军。
历史经验表明：战争初期，总统往往借助国家安全危机扩大战争权，国会快速配合；战争长期化后，军费、伤亡与赤字攀升，反战情绪上升，国会逐步利用拨款权、预算审计、撤军法案等制衡行政权力推动撤军。
当下：美伊冲突的下一步？
美国若想进一步升级冲突烈度，将面临两大现实约束：
一是关键弹药库存难以快速补充。尤其是战斧导弹、JASSM等关键弹药普遍存在“战时消耗速度远高于和平时期产能”的问题，交付周期多超过4年。这意味着美军具备短期高强度打击能力，但难以长期支撑大规模现代消耗战。
二是明显的军费约束。截至2026年4月，2026财年国防支出累计约5290亿美元，剩余可用授权资金约3528亿美元。在“停火+反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情景下，日均支出约3.3亿美元，若仅5%-15%资金可灵活调配，美军可持续支撑时间约2-5个月。这意味着，美军若想再度提升战争烈度，将加剧现有资金消耗，后续大概率需要向国会申请补充拨款。但补充补款能否得到国会批准，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若美伊冲突长期化，特朗普政府将面临极大的政治压力。高油价对通胀、经济和民生的冲击已推动美国国内反战情绪显著升温，美国民众对美伊战争的支持率持续下降，特朗普净支持率也持续走低。自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民主党议员已多次发起反战提案。其中S.J.Res.185近期通过程序性投票，后续虽仍面临重重阻碍，但政治象征意义强烈。2026年中期选举预期显示，共和党可能丢掉众议院、勉强保住参议院。若国会控制权生变，后续军费追加、战争授权、减税延续、债务上限和预算协调法案推进都将面临更高阻力。
未来：美伊冲突的蝴蝶效应
本轮美伊冲突与过去不同的关键在于，美国已经跨过“弗格森极限”，即债务利息支出超过防务支出的临界点。债务利息具有刚性和优先性，而国防支出属于可自由裁量支出，一旦利息支出长期挤压军费，大国就容易陷入“财政压力—军力约束—战略收缩—信用受损”的循环。跨过这一临界点并不意味着美国立即衰落，但如果无法通过财政改革、生产率提升或利率下行逆转趋势，美国维持全球霸权和长期军事竞争的能力将受到显著削弱。
在这一背景下，美伊冲突可能进一步推动美国军事领域的“MAGA化”。美国国防战略正在从全球扩张型霸权转向“选择性霸权+半球防御”，更加重视本土安全、西半球防御、第一岛链拒止和盟友分担责任。2027财年国防预算已体现出其军事领域“MAGA化”倾向：国防支出占GDP比重抬升，更多资金投向关键弹药、关键矿物、国防工业基础、无人机、主权AI军工体系和远期作战能力，太空军扩张尤为明显。
与此同时，美伊冲突带来的霍尔木兹海峡封锁风险也强化了全球能源安全逻辑，推动新能源从气候治理工具升级为兼具能源安全、产业竞争和地缘战略属性的长期布局。从某种程度上讲，美伊冲突不仅是地区战争风险，更可能成为全球军备扩张、能源转型和秩序重构的放大器。
目录
1、复盘：美国历史上的战争与财政
2、当下：美伊冲突的下一步？
3、未来：美伊冲突的蝴蝶效应
以下是正文
复盘：美国历史上的战争与财政
越南战争在约翰逊时期大规模介入，终结于尼克松时期。
1955年越南战争开始，美国支持南越政权。1961年美军特种部队进驻；“北部湾事件”后开启“特种战争”。1964年“北部湾事件”是转折点，自此美军大规模介入；次年，美军地面部队登陆岘港，战争规模急剧扩大；1968 年，北越发动 “春节攻势”，打破了美国国内对胜利在望的幻想，反战运动在美国国内高涨，美国陷入战争泥潭。
迫于国内反战压力，尼克松上台后开始推行 “越南化” 政策，美军开始逐步撤离，直至1973 年 《巴黎协定》签署，美军完成全部撤离，美国在越南的直接军事行动宣告结束。
越战是二战后美军参战人数最多的局部战争。从兵力投入看，越战是二战后美国累计参战人次最多（约270万）、峰值兵力最高（超53万）的局部战争，造成约5.8万人阵亡。从财力投入看，战争相关支出约1100亿（按当时币值），高峰时期战争支出接近美国GDP的2.3 %。但如此规模的投入不仅未能换来胜利，反而加剧了美国60年代末至70年代的通胀与滞胀压力，引发空前的反战运动与社会分裂，并推动美国进入战略收缩与缓和时期。
约翰逊的“大炮+黄油”推升赤字，国会推行增税限支。约翰逊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同时推进越南战争扩张与“伟大社会”福利改革，形成所谓“大炮加黄油”政策：一方面持续增加军费投入，另一方面扩大医疗、教育、反贫困等社会福利支出。
这种“双扩张”财政政策在经济繁荣后期迅速推高联邦赤字与通胀压力，并加剧美国国际收支失衡和美元信用压力。为缓解财政失衡、抑制通胀并稳定美元信心，美国国会于1968年通过《收入与支出控制法》，通过临时加征10%所得税附加税及限制联邦支出增长来实施财政紧缩。
越战+福利改革+货币紧缩滞后，经济出现滞胀特征。约翰逊的“大炮+黄油”政策使联邦财政赤字和总需求持续扩张；同时，美联储（时任主席为小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在“充分就业”目标和政治压力下，对通胀反应相对滞后，实际利率长期偏低，进一步强化了经济过热与价格上涨压力。到1960年代末，美国通胀已明显抬升，经济开始出现“高通胀基础”。随后，1971年尼克松冲击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叠加1973年石油危机、工资价格管制失灵以及生产率增速放缓等供给侧冲击，美国最终在1970年代陷入长期“滞胀”局面。
越战泥潭推动反战情绪升温，约翰逊支持率持续走低。
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后，美国国会通过《北部湾决议》，授权总统约翰逊在东南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成为美国全面升级越战的重要法律基础。随着战争持续扩大、美军伤亡不断增加，美国国内反战情绪自1965年后逐渐蔓延，并于1967年至1968年明显升级。
1968年1月30日至31日春节期间，北越和越共发动“春节攻势”。虽然美军和南越军队最终在军事上击退攻势，但事件严重冲击了美国社会对“战争即将胜利”的信心，反战浪潮迅速扩散。
民主党内部也出现公开反战挑战（尤金·约瑟夫·麦卡锡和罗伯特·弗朗西斯·肯尼迪以反战立场参选党内初选）。随后，约翰逊于1968年3月31日宣布放弃竞选连任。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就任总统后，为兑现“结束战争”承诺，开始推行“越南化”政策，逐步推动美军撤离越南。
反战情绪升温下，国会通过收紧钱袋子以求终止战争。
1964—1968年，约翰逊政府借《北部湾决议》大幅扩张总统战争权，在未正式宣战情况下持续升级越战，国会则在财政拨款上总体配合。
1969年后，尼克松为打击北越经老挝、柬埔寨的补给线并为“越南化”争取时间，将战争扩大至柬埔寨和老挝，引发更强烈反战浪潮。国会随后开始利用财政权限制战争：1971年《库珀—丘奇修正案》禁止使用拨款支持美军在柬埔寨的地面作战；1973年《凯斯—丘奇修正案》进一步规定，不得再使用任何资金支持美军在印度支那的直接军事行动，标志国会开始以财政权终止战争。
越战还促成1973年《战争权决议》出台，要求总统派兵后48小时内向国会报告，若未获授权须在60天内撤军。与此同时，政府还大量使用“扣留资金”手段，即总统拒绝或延迟执行国会已批准的部分支出，以控制赤字与通胀，并强化白宫对预算的主导权。这引发国会强烈不满，最终促使其于1974年通过《国会预算与扣留控制法》，限制总统拒绝执行国会拨款的权力。
美军在阿富汗战场击毙本·拉登，但塔利班终重掌政权。2001年“9·11”事件后，民意支持发动战争，美国于10月7日发动“持久自由”军事行动。次月即攻克喀布尔、瓦解塔利班政权。
随着小布什政府2003年将战略重心转向伊拉克，阿富汗战场资源的持续分流与塔利班卷土重来，导致战争耗时漫长、军费及伤亡成本不断累积，民众反战情绪高涨，叠加金融危机影响，布什政府支持率在2008年跌至19%。
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兑现竞选承诺，开始从伊拉克撤军，将重心转回阿富汗并实施大规模增兵，虽在2011年击毙本·拉登带来短暂的“胜利效应”，但民意支持短暂回升后再度走低。此后，撤军成为民意和跨党派共识，美国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放弃中东泥潭，开始从阿富汗撤军，直至2021年8月30日，美军全部撤离。
20年总支出超8千亿美元，但未能实现重建目标。阿富汗战争（2001—2021）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海外战争之一。20年间，美军累计约80余万人次赴阿服役，驻军峰值接近10万人，共造成超2400名美军死亡、2万余人受伤。2001-2021年直接军费支出累计接近8500亿美元。
从历史角度看，阿富汗战争初期曾迅速推翻塔利班政权、打击“基地”组织，具有明显的反恐与报复性质；但随着战争长期化，美国战略目标逐渐从“反恐清剿”扩展到“国家重建”和“民主输出”，导致资源消耗不断扩大，而阿富汗政府自身治理能力、军队战斗力和社会整合能力始终不足。
最终，美国虽然投入巨大兵力与财力，却未能建立稳定、可持续的亲美秩序，2021年撤军后塔利班迅速重新掌权。
美军在伊拉克战场终结萨达姆政权，但深陷泥潭终撤出。
小布什政府以伊拉克涉嫌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违反联合国决议以及可能支持恐怖主义等理由推动对伊动武，并于2002年获得美国国会授权，于2003年3月发动伊拉克战争；次月，美军攻陷巴格达，迅速推翻萨达姆政权，速胜后陷入治安战泥潭。
2003—2006年，美军在伊拉克进入长期占领与僵持阶段，战后重建受阻以及“金顶清真寺爆炸”引发的全面宗派冲突，使得美军伤亡与军费开支急剧飙升，国内民众反战情绪高涨；2007年，布什政府实施“增兵计划”（The Surge）试图挽回局势，避免中东战略崩盘，但叠加金融危机影响，国内民众反对战争比例达到历史高位，布什支持率持续下降。
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兑现竞选承诺，开始从伊拉克撤军，美军逐步角色转向“顾问与援助”，2011年12月完成全部撤军。
直接支出超8千亿美元，军事速胜但战后治理失败削弱战果。伊拉克战争（2003-2011年）是美国“9·11”后最重要、财政成本最高的海外战争之一”。战争期间，美军累计约150万名曾赴伊拉克服役，2007年前后驻军峰值接近16.5万人，战争共造成约4500名美军死亡。
美国国会研究处（CRS）统计，2001财年至2014财年，美国国会累计批准用于伊拉克战争（包括“伊拉克自由行动”与“新曙光行动”）的相关拨款约8150亿美元，占“9·11”后全球反恐战争总经费的约51%。
战争初期，美军迅速推翻萨达姆政权，展现出强大的军事优势；但战后治理严重失误，“去复兴党化”和解散伊拉克军队等政策导致国家机器瓦解，宗派冲突与反美武装迅速升级，使战争从“速决战”演变为长期治安战与反叛乱战争。虽然2007年“增兵计划”一度缓和局势，但美国始终未能建立稳定、亲美且具长期治理能力的政治秩序。
经济危机、减税与战争推升赤字，国会立法限制开支。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美国经济放缓，布什政府通过减税刺激经济。
随后“9·11”事件爆发，美国又相继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推动国防与海外军事支出快速扩张，财政赤字重新走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衰退导致财政收入大幅下滑，失业救济、医保等自动稳定器支出明显增加，同时政府推出TARP金融救助、财政刺激法案（ARRA）以稳定金融体系、托底经济，进一步推高赤字规模。
到2009—2011年，美国财政赤字一度超过1万亿美元，占GDP比重接近10%，联邦债务迅速逼近法定债务上限，并引发债务上限危机和标普下调美国AAA评级。
在此背景下，两党围绕“提高债务上限”与“削减财政支出”展开激烈博弈，最终于2011年出台《预算控制法案》，以提高债务上限换取财政纪律，通过设置国防与非国防自由裁量支出上限及自动削减机制，试图控制长期赤字与债务扩张。
长期战争推动反战情绪攀升，影响美国政治格局变迁。
布什政府利用“9·11”后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叙事，成功在短期内为两场战争凝聚了超七成的民意支持。然而，美军未能在短时间取得全面胜利，随着战争长期化、美军伤亡和军费开支持续攀升，民众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急剧攀升的反战情绪直接影响了选举走向，2006年11月中期选举前夕，选民对小布什的支持率跌破40%，共和党最终失去两院多数地位。
2008年，主张结束伊拉克战争的奥巴马赢得大选。2009年1月20日，奥巴马就任总统，上台后兑现竞选承诺，开始从伊拉克撤军，但在阿富汗战场增兵导致军费逆势攀升，国内反战情绪再度升温，迫于压力，在2011年成功击毙本·拉登后明确撤军时间表，此后，“终结无休止战争”成为国内政治共识，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太，放弃中东泥潭，直至2021年8月30日，美军全部撤离。
同时使得国会对反恐战争的态度由支持转为限制。
2001—2003年，在战争初期高民意支持与“9·11”后的国家安全共识下，国会对总统战争权采取高度配合态度，通过“紧急补充拨款”弱化常规预算约束，以快速响应战时需求。
2004—2008年，随着战争成本失控及国内反战情绪高涨，国会开始制衡总统，成立SIGIR、SIGAR对IRRF等重建资金进行独立审计，并通过非约束性反增兵决议、捆绑撤军时间表、保留“基准指标”和缩减战争拨款申请，限制总统的“增兵”计划。
2009—2011年，奥巴马政府通过将OCO账户“常态化”来隐蔽战争支出，规避预算上限，国会则开始从2011年起缩减国防预算，并频繁发起撤军表决，以回应高涨的国内厌战情绪，向总统施加压力。在民意和政治共识下，国会持续通过削减预算向总统施压，最终推动了撤军进程。
2011年6月，奥巴马宣布分阶段撤军计划。然而，撤军期间行政系统对独立审计配合度下降，尤其在遗留装备核销和伊拉克本土监督机制失效问题上，国会监督权被削弱，最终两党只能被动进行事后追责。
战争长期化推升反战情绪，国会态度从支持转为限制。
越战期间，战争+福利双扩张，叠加货币紧缩滞后，为通胀埋下“祸根”；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期间，则是“战争+减税+金融危机救助”共同推高赤字与债务。
战争初期，总统往往借助国家安全危机和高民意支持扩大战争权，国会倾向快速配合拨款。战争长期化后，军费、伤亡和财政赤字迅速攀升，国内反战情绪上升，进而影响到政治格局变迁。国会态度逐渐由支持转向限制，开始利用拨款权、预算审计和撤军法案等制衡总统。
当下：美伊冲突的下一步？
美军若要再度升级美伊战争烈度，将面临两大现实约束。
现阶段，美军在美伊冲突中面临弹药库存难以快速补充的现实约束。 “战斧”巡航导弹、JASSM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LRASM远程反舰导弹，以及“爱国者”“标准-6”“萨德”等防空反导拦截弹，普遍存在“战时消耗速度远高于和平时期产能”的问题，交付周期多超过4年。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冷战后美国长期推行“低库存、低速生产”模式，军工企业高度整合，大量关键弹药仅由少数承包商生产。即使五角大楼追加订单，从扩建产线到供应链恢复往往也需数年。因此，美伊冲突暴露出的不仅是单一弹药短缺，更是美国国防工业基础长期“去工业化”和“金融化”后的结构性瓶颈：美军虽具备短期高强度打击能力，但难以长期支撑大规模现代消耗战。
另一方面，美军在美伊冲突中也面临明显的军费约束。截至2026年4月，美军国防支出累计约5290亿美元，剩余可动用授权资金约3500亿美元。停火+反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情景下，美军日均支出约为3亿美元左右。剩余资金中按5%-15%可被灵活调配估算，美军可持续支撑时间约为2-5个月。
这意味着，美国虽然总体军费规模庞大，但真正能够快速投入高烈度地区战争的“机动资金”并不充裕。美军若想再度提升战争烈度，将加剧现有资金消耗，后续大概率需要向国会申请补充拨款。但补充补款能否得到国会批准，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民众反战情绪攀升，特朗普支持率走低。若美伊冲突长期化，特朗普政府后续向国会提交补充拨款申请的概率或将显著提升（美国国防部曾在今年3月时拟向国会提交2000亿美元左右的紧急补充拨款用于美伊战争）。
随着海峡封锁时间延长，高油价对通胀和经济的影响逐渐显现，美国民众反战情绪已在快速升温。目前共和党在参众两院虽均占据多数席位，但反战情绪的升温将使得未来补充拨款申请通过的概率逐渐减小——时间并不站在特朗普政府的一边。
国会反战提案取得阶段性突破，反映美伊冲突的政治约束正在上升。
最新进展看，众议院版本 H.Con.Res.86 已以 215 票赞成、208 票反对的微弱优势通过，要求总统依据《战争权决议》从对伊敌对行动中撤出美军；参议院方面，蒂姆·凯恩提出的 S.J.Res.185 也以 50 票赞成、47 票反对通过解除委员会动议，进入后续审议程序。
两院分别出现突破，说明反战压力已不再停留于舆论层面，而是开始向国会投票和党内分化传导，也意味着若冲突继续长期化，特朗普政府后续寻求战争授权或补充拨款的难度将边际上升。
不过，反战提案要真正形成实质约束，后续仍面临多重制度和政治障碍。S.J.Res.185 目前只是通过程序性投票，尚未完成参议院全院最终通过；即便参议院通过，还需众议院配合。而已在众议院通过的 H.Con.Res.86 也仍需进入参议院程序，其能否享有“优先审议”地位仍存在不确定性。
更重要的是，若相关决议最终以需总统签署的形式推进，仍可能遭遇特朗普否决，国会则需参众两院三分之二多数才能推翻否决。因此，其短期法律约束力仍有限，但政治象征意义较强：它标志着国会正在重新介入战争权制衡，并抬高政府继续升级美伊冲突的政治成本。
中期选举可能结果：丢掉众议院、勉强保住参议院。目前众议院共和党和民主党席位对比为218:214（有3个席位空缺——2位议员去世，1位议员辞职），今年将改选全部435个席位，共和党需要赢得218个席位才能继续掌控众议院。
参议院共和党和民主党席位对比为53:47（包含2名独立议员），今年改选35个席位（包含2场特别选举）；其中22个席位目前由共和党占据，民主党必须净增4席才能夺回控制权，而共和党只要净减不超过3个席位就可以继续掌控参议院（当参议院出现50:50平票时，副总统万斯可以投出决定性一票）。
如果共和党失去众议院控制权，或参议院优势被进一步削弱，那么特朗普政府后两年的政策推进能力将受到明显制约，包括军费追加拨款、减税政策延续、对外军事行动授权、债务上限谈判以及预算协调法案推进等，都可能因国会制衡加剧而陷入更高政治阻力。
未来：美伊冲突的蝴蝶效应
这次为何不同？——美国已跨过弗格森极限。弗格森定律：任何大国，如果其债务偿还（利息+本金）支出超过防务（军事）支出，将面临丧失大国地位的风险。弗格森极限：债务偿还支出等于防务支出的临界点。一旦长期超过该点，国家将陷入财政-军事恶性循环，导致地缘影响力衰退。
弗格森定律的核心逻辑在于：债务利息支出具有优先性，而国防属于可自由裁量支出，因此债务负担上升往往会挤压军费。
军费冻结或削减会向竞争对手发出战略收缩信号，并削弱军事现代化、装备更新与持续威慑能力。同时，当越来越多财政资源被用于偿付利息时，政府往往需要削减军费、提高税收或压缩其他支出，从而激化不同社会群体、利益阶层与政治派别之间的矛盾，削弱国家维持长期战略与对外竞争共识的能力。
虽然跨越“弗格森极限”并不意味着立即衰落，但若长期持续，通常会削弱大国的地缘政治地位。2024年美国已首次跨过弗格森极限，若不通过财政改革、提高生产率或压降利率等方式逆转，或将面临历史上西班牙、法国、奥匈和奥斯曼等帝国经历过的由财政问题驱动的全球霸权衰落。
美伊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已暴露出其军事能力的衰退，这或将进一步推动美国军事领域的“MAGA化”进程，加快更加务实的战略收缩步伐，关键矿产、能源自主化以及再工业化进程。
在战略导向方面，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强调以“美国优先”为根本，主张务实、现实、有原则且保持强硬克制的外交路径，突出聚焦核心国家利益、减少无差别全球干预，优先保障美国自身安全与经济发展。
在对华策略方面，弱化了意识形态对抗，竞争领域收缩至经贸与科技，主张非敏感领域可开展贸易，重点防范供应链依赖与技术竞争。
在全球布局方面，美国政策从“印太、欧洲、中东并重”转为聚焦西半球。
总的来看，与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大国竞争”相比，2025年新版文件更加务实，体现出由过度外扩向成本可控的战略收缩转向。
美国《国防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思路一脉相承，2026年《国防战略》延续战略收缩的思路。
在战略导向方面，2018年版以“重返大国竞争”为核心，延续全球领导型霸权路径；2026年版则以“美国优先下的战略收缩”为根本，转向“选择性霸权+半球防御”。
在对华策略方面，两份文件均视中国为核心挑战，但2026年版将本土安全优先级升至中国之上，聚焦第一岛链“拒止战略”，并要求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
在全球布局方面，政策从印太、欧洲、中东并重转为优先聚焦西半球与本土防御。总体来看，与2018年全球进攻性姿态相比，2026年版更加务实克制，体现出由全球扩张向区域拒止的战略收缩转向。
国防支出占GDP比重未大幅提升，但结构变化显著。国防支出占GDP比重：2026财年预计为3%，2027财年提升至3.6%。
预算结构变化：1）国防支出在总预算授权中的比重从2026财年的11.7%大幅提升至2027财年的17.7%；2）国防支出在可自由支配支出预算授权中的比重从2026财年的51.1%大幅提升至2027财年的63.1%，重返1980-90年代水平。
其原因在于两点：一是源于国防经费的增长，二是特朗普政府在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提议削减730亿美元的非国防支出。
这一政策组思路和里根政府时期（1981年1月-1989年1月）如出一辙。彼时里根政策采取“去监管、低税率、强国防”的政策路线，一方面通过大幅减税和放松监管提振经济，另一方面推崇以实力求和平（Peace through Strength）的国家安全战略理念，在冷战背景下财政资源明显向国防领域倾斜，通过压缩非国防支出为军备扩张腾挪财政空间，同时通过赤字融资推动大规模军备扩张。
国防强制性支出大幅提升，以提升拨款审批的稳定性。美国战争部2027财年预算最显著的变化是将强制性支出的预算申请从2026财年的1515亿美元提升至3500亿美元（后续拟通过Reconciliation Bill申请，即预算协调法案；常规预算审批需要参议院60票通过，而预算协调法案只需参议院简单多数通过即可）。
资金用途在于保障政府的核心优先事项，如关键弹药和关键矿物的获取，增强国防工业基础、投资主权AI军工体系、发展无人机主导能力等。其背后反映的战略重点在于：美国政府正试图将部分长期军备扩张、军工产业政策与战略能力建设，从传统年度拨款框架下的政治博弈中部分转向多年期、稳定性更强的法定支出模式，以降低年度预算审批不确定性带来的干扰。
国防资金倾向于支持远期作战能力的提升。2027财年用于提升远期作战能力（采购与RDT&E ）的国防预算授权占比大幅提升至51.1%，已超过里根政府时期。
1）采购重点集中在关键弹药扩产、无人机与反无人系统、大规模舰艇和先进战机采购，包括F-35、F-47、B-21、哥伦比亚级核潜艇等，同时强化关键矿产、造船和弹药工业基础，提升持续生产能力。
2）研发、测试与评估（ RDT&E ）方面，则重点投入核三位一体现代化、金穹导弹防御体系、高超音速拦截、AI军工体系、CJADC2联合指挥网络以及太空预警与卫星体系建设等。
这种结构变化的意图在于通过加大对新研发项目及新装备采购的投入，扭转美军长期以来国防投资不足的局面。以求打破过往“重维护、轻研发”的模式，提升未来战争中的体系化威慑、工业动员和快速迭代能力。
扩军并提升高端战力占比，打造新型作战力量。美国军力结构调整的核心逻辑，是从“反恐时代的大规模驻军模式”转向“大国竞争时代的高端战争体系”。
陆军虽然现役人数授权规模增至46.9万人，但战斗旅数量维持不变，其重点在于提高现有部队的满编率、战备率和持续部署能力，让现有旅级单位具备“随时能战”的高战备状态，而非大规模扩编地面部队。
海军则继续强化远海部署和造舰能力，重点投资核潜艇、水面舰和远海投送能力等领域，以维持全球兵力投送和海上威慑能力。
空军呈现“飞机总量下降、战斗中队增加”的特点，即通过退役老旧机型，把资源集中到F-35、B-21、协同作战无人机等高端作战体系，提高实际可用于高强度战争的战备能力。
太空军则是扩张最快的军种，重点加强导弹预警、卫星追踪、太空感知和导弹防御体系等建设，反映其已将太空视为未来大国战争的关键作战域。
与此同时，美伊冲突催动各国更加重视能源安全和加快能源转型。
2015年《巴黎协定》后，主要经济体普遍以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展，新能源主要被视为实现减排承诺的重要工具。
2022年俄乌冲突引发欧洲能源危机后，能源进口依赖的脆弱性充分暴露，欧洲通过REPowerEU计划显著加快可再生能源部署，美国则借《通胀削减法案》推动新能源制造回流，新能源由此上升为能源安全与产业政策核心抓手。此后，全球竞争进一步转向供应链控制、电池制造、关键矿产与电力基础设施建设。
进入2026年，在美伊冲突等中东地缘风险再度推升油气供应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欧洲重新强化对新能源的战略支持，原因在于新能源具备本土供给、价格稳定和降低外部依赖的优势。
整体来看，全球新能源政策主线已从“减碳驱动”演变为“安全驱动”与“竞争驱动”并行，新能源正逐渐成为各国维护经济韧性与战略自主的重要基础设施。
风险提示
1、历史经验存在局限性。本报告基于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既往美国对外战争经验进行归纳，但不同阶段的国际格局、战争形态、财政基础、国会结构和金融环境均存在差异。当前美伊冲突所涉及的高精度弹药消耗、霍尔木兹海峡能源风险、美国军工产能瓶颈以及“债务利息支出超过军费”的财政约束，均具有较强的时代特殊性。因此，历史上“战争长期化—民意反转—国会制衡—战略收缩”的演绎路径，在解释本轮冲突及其财政外溢影响时可能存在局限。
2、地缘政治风险超预期恶化。若美伊冲突进一步升级，或中东局势、俄乌冲突等全球热点问题出现实质性恶化，霍尔木兹海峡封锁风险上升，油价和通胀压力急剧攀升，则美国被迫追加军费拨款、加速消耗关键弹药库存和承受国内反战压力的必要性将明显增强。在此情形下，战争对美国财政赤字、国会博弈、军工补库和全球能源安全格局的冲击可能远超预期。
3、财政纪律整顿带来美元信用体系修复。若美国后续通过削减赤字、控制强制性支出、优化税收结构或压降融资成本等方式改善财政可持续性，可能缓解债务利息支出对国防支出的挤压，降低“弗格森极限”所隐含的财政—军事恶性循环风险。若美元信用和美债资产吸引力因此得到修复，美国维持全球军事存在和对外战略承诺的能力或将强于报告判断，进而延缓由财政压力驱动的战略收缩。
4、技术革命驱动美国经济超预期增长。若AI、先进制造、能源技术或军事科技取得超预期突破，并有效提升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经济增速，将有助于扩大财政收入、改善债务可持续性，并增强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的产能修复能力。在此情形下，美国可能打破“高债务—高利息支出—军费受挤压—战略收缩”的负面循环，财政约束和军工产能瓶颈对其对外行动能力的限制也可能弱于预期。
研究报告信息
对外发布时间：2026-07-02
研究发布机构：长江证券研究所
参与人员信息：
宋筱筱 SAC编号：S0490520080011 SFC编号：BVZ974 邮箱：songxx3@cjsc.com.cn
黄帅 SAC编号：S0490525070005 邮箱：huangshuai@cjsc.com.cn
敬成宇 邮箱：jingcy@cjs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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