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压反腐持续推进的当下，网络上不时会冒出一种论调：建议出台政策，对过往的职务犯罪实行“适度赦免”，以此化解存量腐败问题。
提出这种主张的人，常常刻意引经据典，搬出古代帝王“大赦天下”的旧制做铺垫，试图用传统文化为赦免贪腐寻找说辞。
殊不知，这类呼声大多来源于存有贪腐问题的存量干部群体，所谓“适度赦免”看似梳理历史旧账，实则是贪官群体期盼大赦天下的变相诉求，他们刻意截取史料、断章取义，背后的私心与算计，值得全社会高度警惕。
很多鼓吹赦免论的人，片面渲染古代大赦的“仁政色彩”，谎称历朝历代都会定期大赦、宽恕过往罪责，暗示如今也可以效仿古制，对早年的职务犯罪网开一面。
但他们刻意隐瞒了一个关键史实：古代大赦从来不是无差别宽恕，更有一条千年不变的铁律——赦民不赦官，宥盗不宥赃 。
大赦制度起源于秦汉，一般在新帝登基、改元、丰年祥瑞、灾荒平复时颁布，赦免的大多是普通百姓因生计所迫犯下的盗窃、斗殴、欠税等轻罪，目的是缓和民间矛盾、收拢民心。
可翻阅历代赦令原文不难发现，从汉唐到宋元明清，几乎每一次大赦诏书里，都会专门加上一句限定条文：十恶不赦、故意杀人、官吏枉法受财者，不在赦免之列 。
贞观四年，唐太宗天下大稔、四海安定，下诏大赦天下，连许多死囚都得以减刑，却特意明确申明：官吏贪赃枉法、收受贿赂者，一律不得赦免 。
宋太祖立国后更是立法规定，官员贪赃枉法与谋反、杀人同属重罪，“官吏受赃者不原”，即便遇上大赦也不能豁免罪责 。
此后唐玄宗、唐宣宗、明清诸帝，均沿袭这一规矩，把贪墨官吏划出大赦范围之外。
古人十分清楚：百姓犯罪多为生计所迫，而官员贪腐是手握公权刻意谋私，属于蛀蚀根基的故意作恶，如果赦免贪官，便是纵容权力掠夺民脂民膏，最终会丧失民心、动摇统治根基。
鼓吹“适度赦免职务犯罪”者，只截取古代大赦的皮毛，回避“赃官遇赦不宥”的核心规制，本质是歪曲史料、偷换概念。
鼓吹这种论调的人几乎都是腐败存量群体，他们有着共同的心理：希望划定时间节点，对早年收受贿赂、违规谋利、权力寻租等行为不再倒查，已经立案的线索终止查办，未被发现的腐败就此一笔勾销。
不少问题干部常年生活在巡视巡察、线索回头看、群众举报的压力之下，最怕多年前的灰色交易被逐一清算，便寄希望于借着篡改后的“古制说辞”，推动政策赦免，彻底卸下原罪包袱。
保全非法所得，是存量腐败群体鼓吹赦免论调最核心的目的。
官员铤而走险贪腐敛财，最终目的是积攒不义之财。
按照现行法规，一旦查实职务犯罪，涉案房产、存款、股权以及转移藏匿的赃款，都必须依法追缴、悉数上缴国库。
不少贪官暗自盘算，倘若实行“适度赦免”，罪责免除之后，辛苦搜刮的巨额财富就能悄悄留存，即便丢掉公职，也能依靠赃款保障余生安逸生活。
说到底，他们引古论今呼吁赦免，从来不是真心悔过，而是想保住掠夺而来的私利。
与此同时，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让一部分违纪干部抱团观望。
在过去一段时期，个别地方人情式受贿、圈子化谋利形成一定存量。部分存有问题的干部便形成错觉，认为存量腐败涉及人员较多，全面清查成本大、周期长，或许会通过赦免的方式了结历史问题。
这种等待观望的心态，使得许多有违纪问题的干部迟迟不愿主动投案、退缴违纪所得，一味坐等政策松绑，妄图借着“适度赦免”蒙混过关，逃避纪法惩处。
除此之外，他们还希望通过赦免撤销党纪政务处分，恢复退休待遇，抹去人生污点，重新回归体面的社会生活。
但必须清醒认清，所谓“适度赦免职务犯罪”，既不符合法理，更违背民心。
新中国成立以来两次大规模特赦，都明确划定红线：贪污贿赂、职务犯罪一律不在特赦范围之内。
自古吏治便有“赦民不赦官”的规矩，古人尚且明白，赦免赃官就等于纵容权力作恶，只会动摇治理根基、失去民心。
一旦放开职务犯罪赦免，将会形成极其恶劣的示范效应：今后部分官员会滋生“先腐败、等赦免”的投机思想，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堤坝容易出现松动，多年来来之不易的反腐成效也会大打折扣。
腐败损害的是公共利益，侵蚀的是群众福祉，倘若对贪腐原罪轻易放行，便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践踏。
反腐没有休止符，追责没有过期日。那些借用古代大赦制度兜售赦免贪腐的论调，不过是存量腐败群体断章取义的一厢情愿。贪腐的账本永远不会清零，触犯国法的罪责，终究无从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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