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历史学家一直认为商朝是中国第一个朝代,因为更早的夏朝并没有考古学资料可以证明。

我觉得这种论断太死板。就像外国人学做中餐一样,将调料定量、时间精确到秒,完全get不到烹饪的乐趣。

有关夏朝的记载存在于很多史书资料中,虽然考古学还没有发现夏朝存在的实证,但历史的发展是有延续性的,商朝不可能脱离夏朝的铺垫突然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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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的存在就如同宇宙中存在外星文明一样确定,只是我们还没发现而已。真心期待随着科技的进步、考古学的发展,我们能尽快挖掘出夏朝的文物古迹。

不管怎样,夏朝这篇揭过去了,本文说的是商朝的故事,一个非常特殊的朝代。

商王朝延续了五百年,几乎一直动荡不安,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运行方式。

我分析出三个原因。

第一个是表面原因。从三皇五帝开始,中华民族一直受天灾困扰,不是洪水泛滥就是天下大旱,要么蝗虫蔽日遮天。作为农耕民族,当时生产力又不发达,只能任天灾蹂躏,而商朝时天灾特别多,黄河屡屡改道,百姓苦不堪言。

第二个是内在原因,政局极度不稳。这个怨不得别人,商朝的继承制度很奇怪,除了“父子相传”,“兄终弟及”也是重要的继承方式,而“兄终弟及”的危害我之前分析过,这算是自作自受。

第三个原因很无奈,制度原因。奴隶制在商朝达到鼎盛,而奴隶制的弊端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奴隶制与农耕民族格格不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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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探讨奴隶制问题。

商代奴隶的来源主要是战俘,按说战俘在成为奴隶后,应该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因为扎根于农耕文明的商政权最需要的是稳定的农业劳作者,也就是说只有奴隶成为农业劳作者的主力,奴隶制中国才能稳定发展。

遗憾的是,这些战俘转化而来的奴隶早已被贵族们瓜分,成为他们的私产,你让贵族把私产吐出来为国家种地,这有点天方夜谭。奴隶制中国最大的社会矛盾就此出现,那就是国家与贵族(奴隶主)之间的矛盾。

矛盾斗争的结果是几乎所有的奴隶都成为了贵族的私人物品,他们存在的价值只是为贵族穷奢极欲的生活增砖添瓦,而不是为国家的粮仓出力。这也能解释,商朝的文物为什么如此之多,那些美轮美奂的青铜器,大部分出自奴隶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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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者只能退而求其次,推出井田制,耕种的农民虽然主要是为国家种地,但好歹还有一块地是为自己耕种的,这就为自己保留了一定的自由和权利。

为什么在奴隶的使用问题上,国家吃了大亏,没能干过贵族,也就是奴隶主们呢?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中国不能买卖奴隶。其实不仅是奴隶,古代的中国买卖行为基本上是被禁止的。很遗憾,商朝不让经商,这很可能就是奴隶制不适合中国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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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成为贵族的不动产,于是他们就只有两个用途:生为贵族服务,死为贵族殉葬。

再来说说继承制度。商朝最大的特色是“兄终弟及”。

我统计了一下,商朝共有三十位商王,其中王位继承有12次是传给弟弟,有3次传给侄子,还有1次传给堂弟,这都是“兄终弟及”的后果。

为什么会这样,根本原因我不清楚,但一开始商朝就没开个好头。

商汤驾崩时,太子早死,而太子的儿子太甲还很小,这就有点“二年级病”的症状,不过当时有伊尹执政,政局没乱。王位传给了太子的弟弟,弟弟很自然又传给了自己的儿子,遗憾的是,弟弟的儿子却又传给了太甲,这有点类似击鼓传花,传着传着又传回来了,于是成了乱局。

有人可能觉得这样很公平,本来王位就应该是太甲的啊。殊不知这种事越公平,过程越和平,从长远来看弊端越大。

举个例子。明朝朱元璋的太子朱标早死,皇位传给了朱标的儿子朱允炆,于是“二年级病”发作,朱允炆的四叔朱棣造反,抢了皇位,从此宝座就在朱棣的后代里往下传。

这种方式对于朱允炆确实不公平,但谁让你没干过四叔的。假如朱棣后来变成圣人,找到朱允炆或他的后人,并传位给他,试问朱棣的后代怎会甘心,于是朱允炆这一枝和朱棣这一枝会争斗不休,那“二年级病”很难治好,明朝很可能就早夭了。

总结下来,对于王朝的传承来说,单一的标准最重要,公平与和平都是奢侈品。

商朝这个头没开好,接下来后果只能自负。

从商王中丁开始,王位是一会传给儿子,一会传给弟弟,更要命的是,弟弟这一枝和哥哥这一枝还交叉当王,乱到了极点。这样乱糟糟地传了九世之后,天下诸侯看不下去了,逐渐对商朝失去信心,商朝老大哥的地位摇摇欲坠。这段历史被称为“九世之乱”。

此时的商王是盘庚,面对内忧外患,他想起了祖宗们经常用的一招,决定将之发扬光大。

盘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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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庚

要说还是老祖宗厉害,他们发明了一种休克疗法,类似于电脑重装系统或手机一键清零,一切推倒重来,将来问题严重了就再推倒呗。

写到这里,我第一次真实感受到中国人的智慧,真的,中国人实在是太聪明了,尤其在政治方面,这么绝的招都能想得出来,到底是什么大招,不卖关子了,迁都。

频繁迁都是商朝的又一大特色,从建国到亡国就没消停过。汤自己就干过,商朝刚建立,汤建都南亳(今河南商丘),后来迁都西亳(今河南偃师),因为商的老祖宗契据说是帝喾的儿子,而帝喾当年就建都西亳,所以汤是 “从先王居”。

据史料记载,商朝迁都的频率是“前八后五”,在汤统一全国之前有八次,之后是五次。这种频率空前绝后,要是商朝有搬家公司肯定发大财。

具体来看,商汤迁都西亳后,中丁又迁于隞(今河南荥阳),河亶甲迁于相(今河南内黄),祖乙迁于耿(今山西河津);盘庚又从奄(今山东曲阜)迁回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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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世之乱”后,盘庚继位,成为商的第十九位君主。继位之初形势危急,上文已经说过,盘庚决定继续发扬家族优良传统,进行迁都,而且还是double迁都。

当时商朝的国都位于奄(今山东曲阜),上次迁都还是祖乙迁于耿,也不知道怎么又跑到奄的,两个地方相距600公里。看来至少还有一次迁都史料没有记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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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十四世纪,盘庚决定渡黄河南下,迁都到商汤的故地亳(今河南商丘)。当时的黄河和现在的黄河走向不同,应该流经曲阜和商丘之间。

这次迁都效果不明显,政治混乱无法改观,阶级矛盾也日趋严重,国力继续衰弱。盘庚为挽救商朝的衰亡,决定再一次迁都,这次是殷(今河南安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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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都前后,都有臣民强烈反对,甚至有些贵族鼓动平民闹事。盘庚特地召集这些人训话,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搬出了老祖宗艰难创业时的艰辛,表明了一切都是为了老百姓能安定生活的苦心,同时狠狠地批评了那些有私心的贵族,最后还威胁谁不听话就有灭族的危险。

训诫效果显著,人民既来之则安之。殷这个地方,土地肥沃,水源丰富,适宜农业生产,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迁殷之后两百年间,商朝再也没有发生过迁都的事情,因此商又被称为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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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都这招绝就绝在,贵族(奴隶主)的势力会被连根拔起,一切推倒重来,从而加强了王权统治,缓解了阶级矛盾,同时还能避开一些叛乱诸侯、方国的侵扰,商朝就这样磕磕绊绊地延续了五百年。

盘庚两次用系统重装这一招,修好了商朝这部老台式机。

尾声

中华民族是农耕民族,这决定了政治环境需要大一统,这种政治环境不具备奴隶制茁壮成长的土壤。奴隶制的基础是奴隶能够自由买卖,从而成为生产力的主体,这在中国很明显不可能。

在中国,战俘转化为奴隶,只能为少数人服务,无法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国家被迫发明出井田制,自耕农成为创造财富的主力。

千万别小看这一点,这就意味着国家被迫转移了一部分权利给自耕农,虽然他们仍然是受压迫的对象,但还是保留了一点人性之光。这种人性之光是中华文明的柱石,因为这点人性之光,中华文明成为世界文明中最高级的文明,是的,我们是最高级的,这点毫无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