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志杰

在山东大学一百二十多年的办学史上,杨振声的贡献颇大,作为国立山东大学(时称国立青岛大学)复校之后的第一任校长,他秉承教育家办学、教授治校的发展思路,务实低调,只用一年多时间就使学校成为当时国立大学的佼佼者,为日后山东大学的蓬勃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彰显其作为大学校长的治校能力以及清晰的教育思想脉络。

1920年,杨振声(中)与冯友兰(右)、罗家伦(左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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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杨振声(中)与冯友兰(右)、罗家伦(左二)合影。

同时,杨振声还是一位成就卓著的现代文学作家,他创作了大量小说、散文等影响力深远的优秀作品,声隆一时。专业人士有评价云:“他不但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中曾是一员闯将,而且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坚定地站在贫苦人民一边的。毫无疑问他也是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蓬莱水城走出的渔家子弟

蓬莱古称登州,人杰地灵,英才辈出。1864年“蒙养学堂”在此创设,后改名“文会馆”,立大学建制,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所依照大学体例所开设的教育机构。以此延伸发展,便是1917年在济南正式启名的“齐鲁大学”。风气渐开,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仅在民国时期,蓬莱就走出两位卓越的大学校长,一位是曾任齐鲁大学校长七年的刘世传,另一位就是杨振声。

杨振声,字金甫,后改为今甫,曾用笔名希声,1890年11月24日出生于蓬莱水城的一个渔民家庭。明代抗倭将领戚继光就是此地人,曾在水城海域训练水军,当地流传着众多戚继光抗击倭寇侵略的英雄事迹,对后世影响深远。家境一般的杨振声在蓬莱城读完私塾、小学和中学,学习成绩优异,本来可以直接考大学,因家庭经济状况所限,被选拔到蓬莱的山东省第八中学任教。1915年杨振声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当时许多青年学生心怀大志,思想活跃,报国热情高涨。1918年秋,杨振声与傅斯年、罗家伦等北大同学发起成立“新潮社”,杨振声被推举为编辑部书记,同时兼为作者,连续发表小说《渔家》《一个兵的家》,展现了一个渔家子弟对底层劳苦大众的关注与同情,引起共鸣。

1919年爆发五四运动。都知道来自山东的傅斯年是走在抗议队伍最前面的那位旗手,少有人知道,同样来自山东的杨振声也是保家卫国的热血人物。在商讨游行抗议的大会上,杨振声第一个跳上食堂饭桌,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痛斥北洋政府的卖国行为。队伍游行到赵家楼时,杨振声第一个跳进赵家大院,打开大门,学生蜂拥而入,痛斥痛打卖国贼,放火烧了赵家楼,被军警逮捕。在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奔走斡旋下,被捕学生得以释放,旋即因为与警察总监交涉再度被捕,又是蔡校长交涉才获得自由。

同年杨振声考取山东省官费赴美留学,11月与何思源、冯友兰同行出国。他的北大同班同学俞平伯专门写了一首新诗《送金甫赴纽约》,极富人情、性情与希望之意,其中写道:“我和你!一年,两年,三年,同学的光阴闪电似地过去,不住地回想;只要大家深深地把握着,我和你啊,珍重!珍重……”

到美国后,杨振声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心理学,硕士毕业之后到哈佛大学学习教育心理学,并获得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先后在武昌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任教授。1928年转赴清华大学,出任教务长、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

小说《济南城上》揭露日军暴行

杨振声声名鹊起始自他的著名小说《玉君》,时有评论:“《玉君》是最近出版的一长篇小说,在国内是不是风行?我可不知道,但清华售品所贩来的几十本,不上两天马上就卖完了。”吴宓、孙伏园、鲁迅等文坛名流纷纷写评论,给予深度关注。鲁迅说:“杨振声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吴宓也说:“蓬莱杨振声新撰小说曰‘玉君’,列入现代社文艺丛书,出版以来,销行甚畅。各报章杂志著文评其书者后先相望。”陈西滢更加直截了当:“要是没有杨振声的小说《玉君》,我们简直可以说没有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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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创作的《玉君》,是杨振声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继鲁迅的《阿Q正传》之后较早出现的长(中)篇小说之一。现代著名学者孙昌熙和张华评论,《玉君》就是一部体现作者创作思想的书,它以现实主义为基调,而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小说语言洗练生动,善于写景状物,描绘出一幅幅富有浓厚的山东沿海一带地方色彩的风景画和风俗画,优美动人,意趣盎然。”

1928年日军在济南血腥屠杀外交官和普通百姓,制造惨绝人寰的“五三惨案”。杨振声闻讯怒火中烧,只用了短短几天时间就奋笔写下小说《济南城上》,刊于《现代评论》第8卷第184期。《济南城上》真实记录了日本侵略军的暴行,塑造了皖生和湘生两个为保卫家乡浴血奋战的英雄形象,热情讴歌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不做亡国奴的坚强意志。这是一篇较早出现的直接表现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小说,香港1968年编辑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把它列入第二个十年(1928—1937)表现反侵略的”题材中代表之作的第一篇作品,入选《小说一集》。

浩渺壮阔的大海培育了杨振声,情深似海的齐鲁大地熏陶了杨振声,而杨振声则无愧于大海的培育,回报给故乡这片热土。无论是《玉君》还是《济南城上》,以及他众多的文艺作品,都如实体现出他的创作思想:“只有在伟大的基础上与伟大的出路上,去寻求伟大的创作。任何国家中最伟大的莫过于人民。”

大学要打好地基、放牢础石

1952年,齐鲁大学被撤销,部分专业并入山东大学。如此而言,两所共生长、齐发展于齐鲁大地的山大与齐大,至少存在四分之一的混合基因。从这种意义上讲,1930年杨振声出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既是一种不解的地域与个人缘分,更是一种担当与责任。

1901年,京外第一所具有现代教育制度性能的山东大学堂在济南设立。后因时局动荡不安,山东大学经历了1914年拆分另组的过程,先后以母体山东大学为基础另立门户,组建了山东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山东公立商业专门学校、山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山东公立医学专门学校、山东公立矿业专门学校。

直至1926年奉系督鲁军阀张宗昌下令在以上六所专门学校的基础上,重新在济南组建省立山东大学,邀晚清状元王寿彭担任校长。王校长虽为旧时文人,却也顺应时势,对学校架构进行大胆改造,学校设置了更加社会化的文、工、农、法、医五个学院(科)。其中文、工、农三个学院为四年学制,法、医两院为五年,实行学分制。院(科)之下分系,诸如文学院设中国哲学、国文两系,院长统称学长,系称主任,学生总数一度达到1088名。1926年8月开学,在校长王寿彭作了“读圣贤书,做圣贤事”的训词之后,学生正式上课。

随后,社会局势日趋紧张,未及一年,王校长拂袖而去,张宗昌聘辜鸿铭当校长,辜因病未能到校,不久辞世,张宗昌亲自治校。时隔不久日军制造惨绝人寰的“五三惨案”,山大师生被迫星散,学校处于停办状态。

战事稍息,山东省教育厅申请恢复山大办学并改为国立山东大学。教育部回复在省立山东大学的基础上筹办国立山东大学,并指令何思源、杨振声、赵太侔等11人为筹备委员。由于当时济南和胶济铁路均被日军占领,无法具体推进。翌年6月,蔡元培到山东,根据实地考察,提出将国立山东大学迁至青岛办学的主张。教育部采纳了蔡元培建议,下令在青岛开设国立青岛大学,1930年4月28日,国民政府任命杨振声为校长,5月到校施政。

国立青岛大学仓促上马,虽然有私立青岛大学校舍应援,又有国立山东大学办学基础,但是星散各地的师生一时难以聚成。筹委会决定第一年先行文、理两个学院,在济南、青岛招考一年级新生。1930年9月21日,校长就职,宣布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立。面对诸多困难,杨振声提出自己的办学理念,他将办学比喻为盖房打地基:“地基打得好,础石放得牢,将来这广厦百间,高楼千栋,才盖得起,负得住。而我们的经费能多花在这基础上一文,这一文便有它百年的价值,文化的贡献。”杨振声的办学举措首先是延聘教师,他南下北上,亲自出面聘请闻一多、梁实秋等担任学院院长、系主任,同时延揽游国恩、傅鹰等各门大家以及沈从文等后起之秀到校任教,形成实力非凡的教学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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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声认为,大学是“社会拿出血汗换来的钱,组织的学术机关之一”,因而大学就应当“以学术增加人类的幸福来报答他们”。他还十分重视各项规章制度的制定与实施,杨校长认为:“一个机关必须纪律化,一切规程,使其简而易守,然后大家循序而善行之,则学校事务,化复杂为简单,治纷乱以条理”,如此方可形成全校上下师生员工的“专心一志于学术上之建设,蔚然成为整肃庄严之学府”。

然而办学经费拖欠,杨振声“认为中央经费不解决,将来一切计划,无从实现”。面对如此艰难的办学环境,杨振声心灰意冷,先于1931年底向教育部提出辞呈未果,后于翌年4月赴南京催请中央拨发积欠经费,6月返校“勉暂维持”,并三电、四电教育部坚决要求辞职。9月初国立青岛大学改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准杨振声辞职,任命赵太侔为国立山东大学校长。按时间匡算,杨振声任山大校长两个年头,实际工作时间则不足整年。作为满怀信心又有治校方略的杨振声校长而言,着实留下太多的遗憾。

离开山大后,杨振声从事小说创作和教育问题研究,编纂中学教科书,同时参与各项社会活动,并与沈从文一起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抗战初期被任命为教育部代表,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三校校长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任委员兼秘书主任,组建西南联合大学后任秘书长兼中文系教授,赴美英等国大学游学,宣讲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负责接管北京大学,主持北大复校工作。1952年调任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后改名吉林大学)中文系教授,1956年在北京逝世,享年66岁。

作家萧乾在《他是不应该被遗忘的——怀念杨振声师》文中说:“杨振声先生是不应该被遗忘的,因为他不但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中曾是一员闯将,而且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坚定地站在贫苦人民一边的。毫无疑问他也是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作为杨校长主政时期的山大学子,历史学家王先进是见证者,他感慨万千:“杨振声任校长两年,做了大量工作,为学校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是山东大学这一时期的奠基者,也是山大校史上富有创造性、开拓性和甚孚众望的校长之一。他的许多办学见解、主张和做法,至今仍然值得我们研究和汲取。对于为学校做出过贡献的领导者和校长,大家是不会忘记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