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黑色帕萨特刚拐进县委大院，车窗就被拍得砰砰响。
“你没长眼吗？这是你能停的地方？”
声音尖利，带着一股子居高临下的火气。
我摇下车窗，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正瞪着我，烫过的卷发扎成低马尾，白衬衫黑西裤，胸口别着党徽，手里拎着个保温杯。她眉头拧得能夹死苍蝇，另一只手还啪啪拍着我的车顶。
“看什么看？说你呢！”她往后退了半步，指着车位旁边的牌子，“看到没？‘县长专用’四个字不认识？新来的司机吧？哪个科室的？懂不懂规矩？”
我看了眼那个车位。
确实写着“县长专用”。
又看了眼她。
“你是？”
“我是县委办综合科的！”她把保温杯往腋下一夹，腾出手来指了指自己的胸牌，“李红梅，综合科副科长。你是哪个部门的司机？你们领导没教你规矩？县长马上就到，你堵在这儿算怎么回事？”
我没说话，熄了火，推门下车。
李红梅往后退了一步，上下打量我。我那天穿了件深蓝色夹克，黑裤子，皮鞋，确实不像什么大领导。四十出头的年纪，头发剪得短，脸晒得有点黑，刚从市里下来，身上还带着工程项目的尘土味儿。
“我问你话呢。”她语气稍微收敛了一点，但还是硬邦邦的，“你哪个部门的？”
“我刚调过来。”我说。
“刚调过来？”她哼了一声，“新来的司机也得懂规矩。赶紧挪车，县长马上到了。你别给县委办找麻烦。”
我没挪。
掏出手机，拨了个号码。
“喂，孙主任，我到了。嗯，在楼下。遇到点情况，你下来一趟。”
李红梅脸色变了变。
孙主任是县委办主任孙国栋，正科级，她的顶头上司。
不到两分钟，孙国栋从办公楼里小跑出来，五十出头，微胖，额头上冒着汗。他一眼看见我，又看见我旁边的李红梅，脚步顿了一下。
“周县长！”孙国栋快步走过来，伸出手，“您到了怎么不打个电话？我好安排人去接您。”
李红梅的保温杯差点掉地上。
她嘴巴张了张，脸上的表情像被人按了暂停键，从愤怒到震惊到慌张，一层一层地切换。手指无意识地攥紧了保温杯，指节发白。
“周……周县长？”她声音都劈了。
孙国栋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看我停的车，脸色一下子沉下来。
“红梅，怎么回事？”
“我……我以为是……”她嘴唇哆嗦，“我以为这是新来的司机……”
“这是新来的周县长！”孙国栋压低声音，但语气很重，“上周发的任职通知你没看？周卫东同志调任清水县县委副书记、代县长。照片都发了！”
李红梅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从脖子一直红到耳根。她张了几次嘴，最后挤出一句：“周县长，对不起，我……我真不知道……”
我摆摆手。
“没事。你做得对。县长专用车位就是县长专用，谁来都不能乱停。你拦我是按规矩办事，没毛病。”
李红梅愣在那儿，不知道该说什么。
孙国栋赶紧打圆场：“周县长，您的办公室在四楼，我带您上去。县委秦书记在市委开会，下午回来。组织部张部长在办公室等您。”
我点点头，从后备箱拎出个旧公文包。
走之前回头看了眼李红梅，她还站在原地，保温杯抱在怀里，像抱着一颗定时炸弹。
“李科长。”我叫了一声。
她一激灵：“到！”
“帮我看好那个车位。除了县长，谁都不许停。”
“……是！”
我跟孙国栋进了办公楼。
清水县委大院是八十年代建的，四层灰砖楼，走廊里铺着水磨石地面，墙皮有些地方起了泡。楼梯扶手是铁的，绿漆磨得露出锈迹。整栋楼散发着一股旧办公楼特有的味道，说不上难闻，就是旧。
“条件简陋了点。”孙国栋一边上楼一边说，“新办公楼立项三年了，一直没批下来。县里财政紧张，您是知道的。”
我嗯了一声。
来之前我看过清水的财政报告。全县三十六万人，七个乡镇，去年本级财政收入不到三个亿，转移支付占了大头。支柱产业是农业和两个小矿山，工业基础薄弱。前任县长因为经济数据造假被免了，留下个烂摊子。
四楼走廊尽头，办公室门上贴着“县长办公室”的牌子，也是旧的。
推门进去，房间不大，二十平左右。一张老式办公桌，一把黑色人造革椅子，靠墙一排书柜，里面空了大半。窗台上摆着盆绿萝，叶子发黄，蔫头耷脑的。窗帘是深蓝色的，洗得有点发白。
“前任李县长走的时候，东西都清走了。”孙国栋站在门口，“您看需要添置什么，我让后勤去办。”
“不用。”我把公文包放桌上，“有电脑有电话就行。”
孙国栋点点头：“那您先歇会儿，我去叫张部长。”
他出去了。
我站在窗前，往外看。
县委大院不大，一个篮球场，两排停车位，几棵老槐树。院墙外面是清水县城的主街，两旁是三四层的楼房，商铺招牌花花绿绿的。远处能看见山，青灰色的，连绵起伏。
清水是个山区县，七山二水一分田。
我看着窗外，脑子里过着一组数字：全县贫困发生率百分之八点七，还有十一个深度贫困村没摘帽。县城供水管网老化，三天两头爆管。县医院只有一栋楼，CT机还是十年前的老款。县一中升学率全市倒数第二。
这些数字我在市里看材料时就知道。
但站在这里，看着窗外灰扑扑的县城，那些数字突然有了重量。
门响了。
组织部张部长进来，五十多岁，瘦高个，戴眼镜，手里拿着个文件夹。身后跟着孙国栋。
“周县长，欢迎欢迎。”张部长握手很有力，“我是张建民，组织部部长。您的任职手续上周已经走完了，今天主要是正式见面。下午常委会上秦书记会正式介绍您。”
“麻烦张部长了。”
“应该的。”他打开文件夹，“您的简历我看了，市发改委副主任，主抓项目审批和基建规划。市里把您派来，是对清水县的支持。”
他说这话时语气很官方，但我听得出来，他话里有话。
清水县缺的就是项目和基建。
“我初来乍到，情况还不熟。”我说，“这段时间主要想下去跑跑，先把七个乡镇走一遍。”
张建民点点头，合上文件夹：“秦书记下午回来，到时候你们好好聊聊。县里的情况，秦书记最清楚。”
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对了，县委办给您配的联络员是综合科的小郑，郑晓燕，去年考进来的选调生，人很机灵。孙主任已经安排好了。”
“行。”
张建民走后，孙国栋又进来了，手里拿着个保温壶和一袋茶叶。
“周县长，这是给您准备的。茶叶是本地的高山茶，您尝尝。”他放下东西，犹豫了一下，“那个……红梅的事……”
“我说了，没事。”我坐下，“她做得对，规矩就是规矩。”
孙国栋松了口气：“红梅这个人吧，性子直，容易得罪人，但工作能力还是有的。她在综合科干了六年，对县里情况熟。”
“行了，别替她说好话了。”我笑了笑，“我又没记仇。”
孙国栋也笑了，退了出去。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
我坐在那张旧椅子上，椅子嘎吱响了一声。打开公文包，里面是一沓材料，我在市里就整理好的——清水县基本情况汇总，重点项目清单，财政收支明细，还有我自己标注的十几个问题点。
翻了几页，手机响了。
市发改委的老同事，赵处长。
“老周，到清水了？”
“刚到。”
“怎么样？那边条件还行吧？”
“还行。办公室窗户能看见山。”
赵处长在电话里笑了一声：“你心态倒好。清水那地方，市里谁不知道？穷得叮当响，还一堆烂事。前任老李留下的坑，够你填的。”
“填坑也是工作。”
“行，你有觉悟。”他顿了顿，“说正事。你走之前推进的那个污水处理厂项目，省里的批文下来了，资金也到位了。但你人走了，这个项目算谁的？”
“算市发改委的。”我说，“谁接着推进算谁的。”
“你倒是大方。”赵处长叹了口气，“三千多万的项目，你说放就放了。要我说，你该把这个项目带到清水去。”
“清水用不上。那边连像样的工业都没有，污水处理厂建了也是晒太阳。”
“也是。”赵处长说，“对了，晚上给你接风，市里几个老同事想请你吃饭。”
“改天吧。我刚到，一堆事。”
“行，你忙。有事打电话。”
挂了电话，我继续翻材料。
翻到一页，停住了。
清水县第三中学教学楼危房改造项目，申请三年，未获批。报告附了照片，教学楼外墙开裂，地基下沉，雨天漏水。三百多个学生在里面上课。
我在这一页折了个角。
下午三点，秦书记回来了。
秦书记叫秦国栋，五十三岁，清水本地人，从乡镇一步步干上来的。脸黑，手粗糙，说话嗓门大，不像个县委书记，倒像个村支书。
他推开我办公室门的时候，连门都没敲。
“周县长！可把你盼来了！”他大步走进来，一把握住我的手，力气大得我手指骨都咯噔一下，“市里总算给清水派了个能干事的！你在发改委干的那些项目，我都听说过。青坪县的工业园区，就是你推的吧？好家伙，十几个亿的投资！”
“秦书记过奖了。”
“不过奖不过奖！”他一屁股坐我对面，掏出烟来，“抽烟不？”
“不抽。”
“那我也不抽了。”他把烟揣回去，“跟你说正事。清水的情况，你大概也了解了。一个字，穷。两个字，很穷。三个字，非常穷。”
他说话直，不绕弯子。
“我在这儿干了八年，从副县长到县长再到书记，清水的家底我清楚。财政没钱，工业没基础，农业靠天吃饭，年轻人都往外跑。前任老李又捅了个窟窿——经济数据造假，被省里通报，搞得我们连申报项目的资格都被暂停了半年。”
“现在恢复了？”
“上个月刚恢复。”秦书记叹了口气，“但耽误了多少事！你刚才来的路上看见了吧？县城这条路，坑坑洼洼的，修路的钱去年就申请了，就因为数据造假的事，省里压着不批。”
我点点头。
“老周，我跟你说实话。”秦书记身子往前倾了倾，“市里派你来，我是真高兴。你在发改委有资源，有人脉，懂项目，懂基建。清水现在最缺的就是这个。我这个县委书记，管党建、管干部、管方向，但经济工作得靠你。咱们俩搭班子，我主内你主外，把这个县搞上去。”
他说得诚恳，眼睛里带着急切。
“秦书记，我既然来了，肯定尽全力。”我说，“不过丑话说前头，我刚到，情况不熟，头一两个月主要是调研。项目的事，我得摸清楚再动手。”
“应该的！”秦书记站起来，“走，我带你去转转。先看县城，明天开始下乡。”
我也站起来。
“对了，秦书记，有个事。三中那栋教学楼，危房改造的申请，压了三年。我想优先推这个。”
秦书记愣了一下，然后一巴掌拍在我肩膀上。
“好！就推这个！三百多个娃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下楼。
院子里，我的车还停在“县长专用”车位上。旁边空着两个车位，一个写着“书记专用”，一个没标牌。
秦书记看见我的车，笑了：“老周，你这车该换了。这帕萨特得有十年了吧？”
“十一年。发改委的老车，我开惯了。”
“县里给你配辆新的。虽然财政紧，但县长的车不能太寒酸。”
“不用。这车还能开，省下来的钱干点别的。”
秦书记看了我一眼，没再坚持。
我们上了他的车，一辆同样不新的丰田越野。司机是个小伙子，精瘦，话不多。
车子开出县委大院，拐上主街。
清水县城不大，两条主街交叉成十字，商铺集中在十字路口周围。下午三点多，街上人不多。几家五金店，两家超市，一个邮政储蓄银行，一个农村信用社。路边摆着几个卖菜的小摊，老太太守着几把青菜，坐在小马扎上打瞌睡。
“县城人口三万二。”秦书记指着窗外，“加上周边几个村，城关镇总共五万多人。年轻人都出去了，留下的主要是老人和小孩。”
车子经过县医院。
一栋五层楼，白墙灰扑扑的，门口停着几辆三轮车。急诊的牌子歪了，用铁丝绑着。
“县医院，唯一的县级医院。”秦书记说，“CT机是十年前的，彩超只有两台。大病看不了，稍微严重点的就得往市里转。去年有个急性心梗的病人，救护车往市里送，半路上人没了。”
他没再说下去。
车子继续开，经过一个农贸市场。市场门口污水横流，烂菜叶子堆在路边，苍蝇嗡嗡的。
“创卫搞了三年，没搞成。”秦书记摇摇头，“基础设施跟不上，下水道还是九十年代修的，一下雨就堵。”
我一路看，一路记。
县城的破败程度，比我预想的严重。
车子拐进一条小巷，停在一栋楼前。
“三中。”秦书记说。
清水县第三中学，一栋四层教学楼，两排平房，一个土操场。教学楼外墙是白色瓷砖，大部分还在，少部分脱落了，露出里面的红砖。楼体侧面有一条裂缝，从二楼延伸到四楼，用水泥糊过，但裂缝又撑开了。
操场上有几个孩子在打篮球，篮球架子锈迹斑斑，篮板上的铁圈歪了。
“周县长，你提的危房改造，就是这栋楼。”秦书记指着教学楼，“三年前鉴定为C级危房，需要加固改造。报告打上去了，一直没批。我催了无数次，市里说财政紧张，排队等着。”
我走近教学楼。
一楼走廊里光线昏暗，地面是水泥的，有些地方坑坑洼洼。教室门是木头的，油漆剥落，门框变了形。透过窗户往里看，课桌椅是旧的，黑板是水泥抹的，刷了黑漆，有些地方漆掉了，露出灰色的底。
“三百二十个学生，十六个老师。”秦书记站在我旁边，“初一三个班，初二三个班，初三两个班。教学楼要是真出事，后果不敢想。”
我摸了摸墙壁。
潮湿，冰凉。
“这个项目，我推。”我说。
秦书记看了我一眼，点点头。
晚上，县委食堂。
食堂在办公楼后面，一间小平房，摆了七八张圆桌。厨师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大姐，姓王，据说在县委食堂干了二十年。
秦书记陪我一起吃饭。四菜一汤，红烧肉，炒青菜，凉拌黄瓜，西红柿鸡蛋汤。味道家常，不算好也不算差。
陆续有人进来吃饭。有的端着饭盒打了就走，有的坐下来吃。看见秦书记和我，都点点头打招呼，眼神里带着好奇。
孙国栋也来了，端着一碗面条坐我们旁边。
“周县长，住处安排好了。县委招待所，三楼，单间。条件一般，您先将就着。”他吸溜了一口面条，“县里本来想给您租套房子，但合适的不好找。”
“招待所就行。”
正吃着，李红梅端着饭盒进来了。
她看见我，脚步明显顿了一下，然后低着头走到角落一张桌子坐下，背对着我。
秦书记注意到了，问孙国栋：“红梅怎么了？蔫头耷脑的。”
孙国栋干咳一声，小声把上午的事说了。
秦书记听完，哈哈大笑。
“这个李红梅！拦县长的车，骂县长没长眼！哈哈哈哈！”他笑得筷子都差点掉了，“老周，你别往心里去。红梅这人就这样，一根筋，认死理。但她管后勤是一把好手，那个车位她盯得比谁都紧。前任老李的司机乱停车，被她骂过三回。”
“我没往心里去。”我说，“她做得对。”
秦书记又笑了两声，然后冲李红梅喊：“红梅！过来！”
李红梅身子一僵，端着饭盒磨磨蹭蹭走过来。
“秦书记，周县长。”
“坐。”秦书记指了指对面。
李红梅坐下，低着头扒饭，不敢看我。
“红梅，周县长夸你呢。”秦书记说，“说你按规矩办事，没毛病。”
李红梅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迅速低下去。
“周县长，上午的事……我真的……”
“行了。”我打断她，“这事翻篇了。以后该怎么样还怎么样。车位的事，你继续盯着，谁都不许乱停。”
李红梅嘴唇动了动，最后说：“谢谢周县长。”
她端着饭盒走了。
秦书记看着她的背影，感慨了一句：“基层干部就是这样，有毛病，但也有可爱的地方。红梅在综合科六年，副科长干了四年，一直提不上去。为啥？得罪人太多。但她管的那摊事，从来没出过纰漏。”
吃完饭，秦书记回家了。
孙国栋领我去招待所。
县委招待所在大院后面，一栋三层小楼，也是八十年代建的。房间不大，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书桌，一台老式电视机。卫生间是公用的，在走廊尽头。
“条件简陋。”孙国栋又说了一遍。
“挺好。”我把公文包放桌上，“比我在发改委出差住的地方强。”
孙国栋走后，我站在窗前。
招待所的窗户对着县委大院的后墙，能看见那几棵老槐树。天黑了，院子里亮着几盏路灯，昏黄的光照着空荡荡的篮球场。
远处县城的光稀稀疏疏的，不像城市那样灯火通明。
我掏出手机，给家里打了个电话。
妻子接的。
“到了？”
“到了。”
“那边怎么样？”
“还行。山多。”
“你血压的药带了没？”
“带了。”
“记得吃。别一忙就忘。”
“知道。”
“女儿问你什么时候回来。”
“周末吧。如果不忙的话。”
“你哪有不忙的时候。”
聊了几句，挂了。
我坐在床上，翻开材料继续看。
清水县七个乡镇：城关镇、青石镇、大坪乡、石门乡、柳河乡、高岭乡、望山乡。其中高岭乡和望山乡是深度贫困乡，十一个深度贫困村全在那两个乡。
明天开始下乡。
先去最近的青石镇，然后大坪乡，然后一路往山里走。
我合上材料，关了灯。
黑暗中，窗外那几盏路灯的光透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模糊的影子。
第二天早上六点，我醒了。
在发改委养成的习惯，不管睡多晚，六点准醒。
洗漱完，去食堂吃早饭。王大姐蒸了馒头，煮了小米粥，还有咸菜和煮鸡蛋。我吃了两个馒头一碗粥，然后去办公室。
孙国栋已经在走廊里等着了。
“周县长，车准备好了。小郑也到了。”
小郑就是郑晓燕，我的联络员。二十五岁，个子不高，圆脸，扎马尾，戴眼镜，看起来像个大学生。她去年考的选调生，分到清水县委办综合科。
“周县长好。”她有点紧张，手里抱着个笔记本。
“走吧。”
司机还是昨天秦书记那个司机，姓刘，小刘。车是县委办的一辆别克GL8，跑了八万多公里，车况还行。
上车前，我看了眼“县长专用”车位。我的旧帕萨特还停在那儿，旁边空着。
李红梅站在办公楼门口，看见我，远远地点了点头。
我也点了点头。
车子开出县委大院。
青石镇在县城东边，二十公里，山路。柏油路面坑坑洼洼的，有些地方路基塌了半边，车子开过去颠得厉害。
“这条路修了十几年了。”小郑坐在副驾驶，扭过头跟我说，“年年说大修，年年没钱。”
我看着窗外。
路两边是山，山上种着玉米和土豆，梯田一层一层的。有些地荒着，长满了杂草。偶尔看见几个农民在地里干活，都是上了年纪的。
“年轻人呢？”
“都出去打工了。”小郑说，“青石镇还算好的，镇上有个石材厂，能留一些人。再往山里走，高岭乡和望山乡，村里基本只剩老人了。”
车子开了四十分钟，到了青石镇。
镇政府是一栋三层楼，也是旧的。镇长和书记在门口等着，两个人都是四十多岁，晒得黑黑的。
镇长姓马，马国强。书记姓刘，刘长河。
握手，寒暄，进会议室。
会议室里摆着几盘水果，苹果香蕉，洗得干干净净。桌上放着几瓶矿泉水。
“周县长，欢迎来青石调研。”马镇长开始汇报，“青石镇辖八个行政村，人口两万三，耕地面积一万两千亩，主要作物是玉米、土豆，还有部分中药材……”
他照着稿子念，数字一串一串的。
我听了十分钟，打断他。
“马镇长，材料我看过了。咱们直接去看点吧。”
马镇长愣了一下，然后合上稿子：“好，好。周县长想看什么？”
“先看学校，再看卫生院，然后看石材厂。下午去两个村。”
“行！”
一行人出了会议室。
青石镇中心小学在镇子东头，一栋三层教学楼，一个水泥操场。教学楼是十年前建的，看着还行，但操场边上堆着建筑垃圾，厕所是旱厕，老远就能闻到味儿。
校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姓彭，头发花白，穿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
“学生多少人？”
“三百八十个。”彭校长说，“六个年级，十二个班。老师二十一人。”
“师资够吗？”
彭校长犹豫了一下：“编制上是够的。但实际在岗的只有十八个。三个请了长病假，其实是在外面兼职。”
我没追问。
这种事在基层太常见了。
“困难是什么？”
“最大的困难是教室不够。”彭校长指着教学楼，“这栋楼设计容量是三百人，现在塞了三百八。六年级两个班挤在活动板房里，夏天热冬天冷。”
他带我去看活动板房。
两间蓝铁皮房子，窗户小，不透气。里面摆着几十套课桌椅，挤得满满当当。黑板是刷了黑漆的三合板，已经翘边了。
“夏天里面四十多度。”彭校长说，“孩子们热得满头汗，根本没法上课。”
我站在板房门口，里面闷热，空气不流通。
“这个事，记下来。”我对小郑说。
小郑刷刷地记。
从学校出来，去卫生院。
青石镇卫生院是一栋两层楼，看着比学校还旧。门口停着几辆摩托车，几个老人在走廊里坐着等看病。
院长姓黄，四十出头，白大褂洗得发灰。
“周县长，我们卫生院条件确实差。”黄院长很直白，“全院二十三个职工，医生只有八个。设备就一台X光机，还是县医院淘汰下来的。化验室只能做血常规和尿常规，其他都得送县里。”
“住院床位呢？”
“十五张。平时够用，流感季节就不够了。”黄院长带我看了病房，四张床一间，床单洗得发白但干净。墙上贴着旧的卫生宣传画，有些卷边了。
“药品呢？”
“基本药物目录内的都有。目录外的，老百姓得自费去县城买。”
我点点头。
从卫生院出来，马镇长试探着问：“周县长，中午在镇上吃饭吧？食堂准备了。”
“行。简单点。”
午饭在镇政府食堂。四菜一汤，跟县委食堂差不多标准。马镇长想开瓶酒，我拦了。
“下午还要看，不喝酒。”
吃完饭，去看石材厂。
青石镇的石材厂是镇上最大的企业，产青石，用于建筑装饰。厂子不大，两个车间，七八十个工人。老板姓钱，本地人，四十多岁，脖子上挂着根金链子。
“周县长，我这厂子一年产值两千多万。”钱老板一边带我参观一边说，“养活了七八十号人。但这两年生意不好做，环保查得严，运输成本又高。”
车间里粉尘大，噪音大。工人戴着口罩，操作切割机。石头被切成薄片，码成一摞一摞的。
“税收呢？”
钱老板看了眼马镇长，含糊道：“去年交了四十多万。”
马镇长补充：“石材厂是镇上最大的纳税户。”
我没多说。
下午去村里。
先去的是青石镇最偏的一个村，叫石板沟村。离镇上十五公里，山路，车子开了半小时。路是水泥路，但窄，只能过一辆车。遇到对面来车，得找地方错车。
石板沟村三十多户人家，散落在山沟里。房子大部分是砖房，少数还是土坯房。村里静悄悄的，只看见几个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
村支书姓罗，六十多岁，脸黑得像树皮。
“村里多少人？”
“在册的一百二十口。”罗支书掏出烟袋，“实际在家的，不到五十口。年轻人都出去了，就剩我们这些老家伙。”
他带我在村里转。
一家土坯房前，门口坐着个老太太，八十多了，眼睛浑浊，看见我们也没什么反应。罗支书说，老太太一个人住，儿子在广东打工，三年没回来了。
“她不缺钱，儿子每月寄钱回来。但一个人，病了都没人知道。”
我站在那儿，看着老太太。
她坐在小马扎上，手里攥着个收音机，收音机里放着戏曲，咿咿呀呀的。她没看我们，眼睛望着远处的山。
“这种情况多吗？”
“多。”罗支书说，“石板沟三十七户，有十一户是独居老人。最老的九十二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
“村里有什么产业？”
“种土豆，种玉米。别的没了。地都是坡地，机器上不去，全靠人扛。种不出多少东西。”
“收入呢？”
“一亩地一年挣不了五百块。主要靠打工寄回来的钱。”
从石板沟出来，又去了另一个村。
情况差不多。
傍晚回县城。
车上，小郑回头问我：“周县长，今天看的这些，要不要整理成简报？”
“整理。但不用发。先记着。”
小郑点点头。
我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
山一座一座往后退，天边的云烧成了红色。盘山公路一圈一圈地绕，绕得人有点恍惚。
脑子里过了一遍今天看到的：挤在板房里的孩子，闷热的夏天没法上课；卫生院那台老掉牙的X光机；石板沟那个独居的老太太，攥着收音机望着山。
这些画面叠在一起，沉甸甸的。
回到县委大院，天已经黑了。
食堂还亮着灯。王大姐给我留了饭，热在锅里。
我吃了碗面条，回办公室。
打开电脑，开始整理今天的调研记录。学校的板房教室，卫生院的设备，石板沟的留守老人，一条一条记下来。
记到石板沟那个老太太时，我停了一下。
点了根烟。
我不怎么抽烟，但偶尔会点一根。
烟雾在台灯的光里慢慢散开。
窗外，县委大院静悄悄的。那几棵老槐树在夜风里轻轻晃着。
第二天，继续下乡。
大坪乡。
大坪乡在县城南边，三十公里。路比青石镇那边还差，有一段是土路，车子开过去扬起一路灰。
乡长姓吴，吴大伟，四十出头，说话嗓门大，爱笑。
“周县长，大坪乡穷是穷，但有宝贝！”他一上车就滔滔不绝，“我们这儿产猕猴桃，品质好得很！还有一片古茶园，清朝的！就是路不行，运不出去，卖不上价。”
“带我去看。”
先去看了猕猴桃基地。
一片山坡上，搭着水泥架子，猕猴桃藤爬满了。果子还没熟，青绿色的，挂得密密麻麻。看着确实不错。
“这片基地多少亩？”
“三百亩。”吴乡长说，“合作社的模式，三十几户农户入股。去年产了二十万斤。但问题在哪儿呢？路不行。大车进不来，只能用小车倒运，运费高得吓人。一斤猕猴桃地头价两块五，运到县城就变成四块，运到市里变成六块。价格没优势。”
“冷库呢？”
“没有。”吴乡长摇头，“建一个冷库要两百多万，乡里拿不出钱。猕猴桃摘下来，一个星期卖不掉就烂。去年烂了上万斤。”
我记下来：冷库，路。
又去看古茶园。
茶园在山上，一片老茶树，树干粗壮，长满了青苔。吴乡长说，这片茶园是清朝光绪年间种的，有一百多年了。茶叶品质极好，但产量低，一年只产几百斤。
“销路呢？”
“主要靠熟人买。县里有些单位会来采购一些，市里偶尔有人来买。卖不上价，一斤才两百多块。外面同样的古树茶，能卖上千。”
“品牌没打出去。”
“对。我们也不懂怎么打品牌。就印了个塑料袋，写着‘大坪古茶’，土得很。”
我拿起一片茶叶，闻了闻。
确实香。
从茶园下来，去了大坪乡中心小学。
情况比青石镇还差。教学楼是九十年代的预制板楼，墙皮大片大片脱落，窗户玻璃缺了好几块，用纸板挡着。
校长姓何，四十多岁的女人，说话很急：“周县长，我们学校最急的是厕所。厕所塌了一半，现在孩子们上厕所要排队，课间十分钟根本不够。有的孩子憋着，憋出毛病了。”
她带我去看厕所。
果然塌了半边，剩下半边还在用。砖墙开裂，屋顶的石棉瓦破了好几个洞。臭气熏天，苍蝇嗡嗡的。
“这个厕所，申请修了两年，一直没批。”何校长说，“乡里说没钱，县里说排队。”
“多少钱？”
“预算八万块。”
八万块。
一个三百个孩子的学校，因为八万块，厕所塌了两年修不上。
我转头对吴乡长说：“这个事，三天之内给我方案。八万块，乡里拿不出，县里想办法。”
吴乡长愣了一下，然后猛点头：“好！好！我马上办！”
何校长眼睛红了。
“谢谢周县长。”
我没说话。
不是感动的时候。八万块的厕所，拖了两年，这叫什么效率？
中午在大坪乡食堂吃饭。
吴乡长还是想开酒，我又拦了。
吃完饭，继续看。
下午去了两个村，情况和石板沟差不多。留守老人，荒废的地，破旧的房子。
傍晚回县城。
路上，小郑小心翼翼地问我：“周县长，您今天好像……心情不太好？”
“没有。”我说，“只是觉得，要做的事太多了。”
小郑没再问。
回到县委大院，天又黑了。
食堂里，秦书记在等我。
“老周，跑了两天，感受如何？”
“感受就是，清水的欠账太多了。”我坐下，端起碗，“学校、卫生院、路、水利，到处是窟窿。”
秦书记叹了口气：“是啊。我在清水八年，天天看着这些窟窿，天天想办法补。但财政没钱，上面项目又难申请，补来补去还是千疮百孔。”
他吃了口菜，接着说：“你知道我最怕什么吗？我最怕下雨。一下雨，我就担心哪个学校的教室塌了，哪段路滑坡了，哪个村的房子倒了。去年汛期，我一夜一夜睡不着。”
我看着秦书记。
这个五十多岁的县委书记，脸黑手糙，说话嗓门大，但眼睛里藏着深深的疲惫。
“秦书记，事一件一件做。”我说，“先把最急的办了。三中的教学楼，大坪小学的厕所，青石小学的板房教室。这三个事，我优先推。”
“好！”秦书记一拍桌子，“你推项目，我协调县里的配套资金。咱们分工。”
吃完饭，回办公室。
整理了一天的记录，然后打开电脑，开始写三中教学楼危房改造的项目申请书。
这个项目的材料我大致清楚。三年前就做了鉴定，C级危房，需要加固改造。预算三百二十万。申请打了三次，市里以各种理由压着。
我在发改委干了八年，知道项目审批的门道。有些项目压着，不是因为不符合条件，而是因为没人盯、没人推、没人较真。
我打算亲自盯这个项目。
写到十一点，初稿差不多了。
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腰，走到窗前。
县委大院静悄悄的，路灯昏黄。那几棵老槐树在夜风里轻轻晃着。
远处县城的光稀稀疏疏的。
手机响了。
妻子。
“还没睡？”
“在写材料。”
“都十一点了。血压的药吃了没？”
“忘了。”
“你呀。”妻子叹了口气，“记得吃。别把自己累垮了。”
“知道。”
“周末回来吗？”
“看情况。这几天要下乡调研，七个乡镇还没跑完。”
“那你注意身体。”
“嗯。你也早点睡。”
挂了电话，我从包里翻出降压药，就着凉水吞了一片。
然后继续写材料。
第三天，石门乡。
第四天，柳河乡。
情况大同小异。学校破，卫生院旧，路不好，年轻人少，留守老人多。
第五天，高岭乡。
高岭乡是深度贫困乡，在清水县最北边，海拔高，山路险。车子开了两个小时，有一段路是悬崖边开出来的，窄得只能过一辆车，护栏都没有。
小郑坐在副驾驶，脸有点白。
“周县长，这段路我每次走都害怕。”她抓着扶手，“去年冬天结冰，一辆面包车滑下去了，死了三个人。”
我让小刘开慢点。
高岭乡政府是一栋两层楼，比前面几个乡还破。乡长姓谭，谭志刚，四十多岁，瘦，黑，说话慢吞吞的。
“周县长，高岭的情况，您大概也听说了。”谭乡长说，“全乡六个村，四个是深度贫困村。贫困发生率百分之二十一。人均耕地不到一亩，还都是坡地。种土豆，种荞麦，产量低得可怜。”
“主要困难是什么？”
“三个字：路、水、病。”谭乡长掰着手指头，“路，您刚才走了，就那条悬崖路，全乡唯一的进出通道。水，高岭缺水，人畜饮水靠天上下雨和山泉水，旱季断水。病，全乡只有一个卫生室，医生只有两个。大病得往外送，但路不好，送出去往往来不及。”
他顿了顿：“去年冬天，一个产妇大出血，往县医院送。路上颠了两个小时，到了县医院人已经没了。”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带我去看。”我说。
先看水。
高岭乡的饮水工程是十几年前修的，从山上引泉水下来，通过管道送到各村。但管道老化，到处漏水。加上这些年气候变化，山泉水量越来越少，旱季经常断水。
谭乡长带我去看水源地。
山上一个泉眼，水量不大，细细一股。泉眼周围砌了个水池，水池壁上长满了青苔。管道从水池接出去，锈迹斑斑。
“就这点水，要供全乡六千多人喝。”谭乡长说，“雨季勉强够，旱季就得限时供水。一天供两个小时，老百姓拿桶排队接。”
“新的水源找过吗？”
“找过。山那边有地下水，但打井要一百多万，配套管网又要一百多万。乡里拿不出钱，申请了好几次都没批。”
我记下来：高岭乡饮水工程，急。
又看卫生室。
高岭乡卫生院是一排平房，四间屋子。一间诊室，一间药房，一间治疗室，一间病房。病房里三张床，空着。
医生两个，一个四十多岁，一个五十多岁。药品架子上的药稀稀拉拉的。
“能做手术吗？”
“不能。”老医生摇头，“阑尾炎都得往外送。我们只能看感冒发烧拉肚子。”
“产妇呢？”
“产检可以做，但接生不敢。都得提前送到县里。有些产妇来不及送，就在家里生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
又去看学校。
高岭乡中心小学，一栋两层教学楼，看着还行，是十年前扶贫建的。但学生少，全校只有八十几个孩子。
校长说，很多孩子跟着父母出去打工了，在城里上学。留下的都是家里条件最差的。
“教学质量呢？”
校长苦笑：“全乡去年小学毕业考试，平均分全县倒数第一。没办法，好老师留不住。分来的年轻老师，待一两年就想办法调走了。”
从学校出来，谭乡长说：“周县长，还有一个村，您得看看。最穷的。”
“走。”
车子从乡政府出发，开了四十分钟，到了一个叫崖上村的村子。
崖上村，名副其实，建在悬崖上面的一个村子。三十几户人家，房子大部分是土坯房，少数是石头房。村里没有水泥路，只有土路，坑坑洼洼的。
村支书是个瘸腿的中年人，叫马有田。
“周县长，崖上村三十三户，一百一十六口人。在家的不到六十口。”马有田一瘸一拐地带我走，“村里没水，吃水要到山下去挑。来回一个多小时。没地，地在山下面，种点土豆玉米，还得爬山下去种。”
他指着山下面：“看见没？那片地就是我们的。看着近，走下去要四十分钟。种地跟打仗一样。”
我站在崖边往下看。
山下面一小片一小片的梯田，绿一块黄一块的。确实陡。
“为什么不下山？”
“下山往哪儿搬？”马有田说，“搬下去没地没房，更难活。在这儿好歹有片地，能刨出口吃的。”
他带我去看一户人家。
土坯房，墙上裂了缝，用泥巴糊着。屋里黑乎乎的，一张床，一个灶台，几件农具。床上躺着个老人，病了，瘦得皮包骨。
“我爹。”马有田说，“肺心病。没钱治，就在家躺着。”
老人看见我们，眼睛转了转，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
我站在那儿，看着这个黑乎乎的屋子，看着床上那个瘦骨嶙峋的老人。
心里堵得慌。
从崖上村出来，天快黑了。
谭乡长留我吃饭，我谢绝了。心里装着事，吃不下。
车子沿着那条悬崖路往回开。
天黑了，山路更险。车灯照着前面的路，两边是黑漆漆的山崖。
车里没人说话。
小郑坐在副驾驶，一直抓着扶手。
小刘紧盯着前方，车速很慢。
我靠在座椅上，脑子里是崖上村那个黑乎乎的屋子，床上那个老人，瘸腿的马有田指着山下那片地。
清水县的穷，我在材料里看过无数遍，数字背得滚瓜烂熟。
但数字和亲眼看到，是两回事。
回到县委大院，已经晚上九点多了。
食堂早关门了。王大姐给我留了饭，放在办公室门口的凳子上，用保鲜膜盖着。
我端着饭盒进办公室，打开电脑。
没吃饭，先写东西。
把高岭乡的情况整理出来：饮水工程，悬崖路，卫生院，崖上村。
写着写着，停了。
点了根烟。
烟雾在台灯的光里慢慢散开。
窗外，清水县城静悄悄的。远处山影重重，黑压压的。
我拿起手机，想给妻子打个电话，看了看时间，快十一点了，又放下了。
继续写。
第六天，望山乡。
望山乡和高岭乡差不多，也是深度贫困乡。路更险，有一段是挂壁公路，在悬崖上凿出来的。
乡长姓方，方国良，五十出头，头发白了大半。
“周县长，望山乡的情况，我不多说了。您看了高岭，望山跟高岭是难兄难弟。”方乡长说话慢，但很清楚，“我就带您看一个村，最典型的。”
他带我去了一个叫鹰嘴岩的村子。
鹰嘴岩，建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三面悬崖。村里十几户人家，房子是石头垒的，有些看着随时要倒。
“这个村，扶贫干部来了都摇头。”方乡长说，“搬吧，没地方搬。不搬吧，住在这儿太危险。去年汛期，一块石头从山上滚下来，砸穿了一户人家的屋顶。”
他指给我看那户人家。
屋顶上有个窟窿，用塑料布盖着。
“人呢？”
“人没事，那天正好不在家。但房子不敢住了，那户人现在借住在亲戚家。”
我站在鹰嘴岩边上，往下看。
悬崖深不见底，底下是条河，水声哗哗的。
风很大，吹得人站不稳。
“方乡长，这样的村子，全乡有几个？”
“类似的有四个。都是地质灾害点，不适合居住。但搬迁成本太高，县里一直没拿出方案。”
我记下来。
从望山乡回来，七个乡镇全部跑完了。
晚上，办公室。
我把七天的调研记录全部整理出来，列了一张问题清单。
清单很长。
学校危房：三中教学楼，大坪小学厕所，青石小学板房教室，还有五所村小需要修缮。
卫生院：县医院设备老化，三个乡镇卫生院缺基本设备，高岭乡卫生院只有两个医生。
饮水：高岭乡季节性缺水，望山乡三个村没通自来水。
路：高岭乡悬崖路需要加固拓宽，望山乡挂壁公路需要护栏，三个乡镇的通村路需要硬化。
贫困村：十一个深度贫困村，四个地质灾害点需要搬迁。
产业：猕猴桃缺冷库，古茶缺品牌，石材厂环保不达标。
我把清单打印出来，拿在手里，一张A4纸，正反两面，密密麻麻。
秦书记推门进来。
“老周，还没休息？”
“秦书记，你来得正好。”我把清单递给他，“七个乡镇跑完了。这是问题清单。”
秦书记接过去，从头看到尾。
看着看着，眉头拧起来。
看完，他沉默了一会儿。
“老周，这些问题，我都知道。”他把清单放桌上，“每一条我都知道。在清水八年，我一条一条看着它们堆起来。有的解决了，大部分没解决。”
他坐下来，掏出烟，又揣回去。
“不是不想解决。是没钱，没人，没项目。清水一年的财政收入不到三个亿，连保工资保运转都勉强。想做事，就得靠上面的转移支付和项目资金。但项目资金不好申请，清水又是个小县，在省里市里都说不上话。”
“现在县长是你。”他看着我说，“你在发改委干过，懂项目，有人脉。这是清水最大的机会。”
“秦书记，我既然来了，肯定尽全力。”我说，“但清单上的事，得排优先级。先做最急的，最要命的。”
“你说。”
“第一，三中教学楼。三百二十个孩子，C级危房，这是要命的事。第二，高岭乡饮水工程。六千人喝水问题，也是要命的事。第三，高岭乡悬崖路加固。那条路随时可能出事。”
秦书记点头：“这三件事，我全力支持。”
“其他的，一件一件来。”我说，“明天我去市里，跑发改委，跑教育局，跑水利局。先把三中教学楼的项目推上去。”
“好！”
秦书记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老周，清水这摊子，我一个人扛了八年。现在你来了，我终于有个能分担的人了。”
他说这话时，眼眶有点红。
我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第七天，我去市里。
市发改委在市政府大院，一栋新楼，玻璃幕墙，电梯空调。和我待了八年的地方一模一样。
老同事赵处长在办公室等我。
“老周！才去一个星期就跑回来了？”他笑着给我倒茶，“怎么样？清水那边？”
“穷。”我接过茶杯，“比材料上写的还穷。”
“正常。材料是材料，现实是现实。”赵处长坐下，“说吧，今天来什么事？”
我把三中教学楼的材料递给他。
“C级危房，三百二十个学生。申请压了三年。这个项目，我得推。”
赵处长接过材料，翻了翻。
“这个项目我知道。不是压着，是排队。全市等着改造的学校危房有几十所，资金盘子就那么大，只能一年批几个。”
“清水这个等了三年了。”
“我知道。”赵处长叹了口气，“但前面还有等了五年的。”
“老赵，你跟我说实话，今年能不能排上？”
赵处长沉默了一会儿。
“今年的盘子已经分完了。清水三中不在名单里。”
我心里一沉。
“明年呢？”
“明年的事现在说不准。但我可以给你透个底——明年省里有一笔教育专项资金，额度比较大。如果你能提前把前期工作做扎实，把材料备齐，到时候我帮你争取。”
“前期工作？”
“对。危房鉴定报告要更新，三年前的鉴定过期了。地勘报告，设计图纸，预算，这些都要重新做。很多项目排不上，不是因为不重要，是因为前期工作不扎实，评审的时候被刷下来。”
我明白了。
“这些前期工作，要多少钱？”
“不多。鉴定加地勘加设计，十几万吧。”
“清水拿不出这十几万。”
赵处长看了我一眼：“老周，你在发改委待了八年，规矩你懂。前期工作不做，项目永远排不上。这十几万，你得想办法。”
我沉默了一会儿。
“行。我想办法。”
从发改委出来，又去了教育局。
教育局的副局长姓陈，是我在市里开会认识的。我把三中的情况说了，又把刚拍的危房照片给他看。
陈副局长看了照片，眉头皱起来。
“这个确实危险。但资金盘子……”
“我知道资金盘子有限。我不求你今年给钱，只求你明年把清水排进去。前期工作我自己想办法做。”
陈副局长点点头：“老周，你在发改委的口碑我知道。你既然亲自盯这个项目，我信你。明年教育专项，清水三中我给你排进去。”
“谢了。”
从教育局出来，又去了水利局。
高岭乡饮水工程的事，水利局的答复差不多：前期工作先做，项目才能排进盘子。
我跑了一天，回到清水已经是晚上。
办公室里，秦书记在等我。
“怎么样？”
我把情况说了。
秦书记听完，沉默了一会儿。
“十几万的前期工作费用，县里挤一挤，能拿出来。”他说，“但问题是，挤了教育，水利那边又怎么办？高岭乡饮水工程的前期工作也要钱。还有悬崖路，交通局那边也要前期费用。”
“一件一件来。”我说，“先把三中的前期工作做了。这个最急。”
秦书记点点头。
“钱的事，我来想办法。县里再怎么紧，十几万还是能挤出来的。”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老周，你知道吗？我在清水八年，最难受的不是没钱，是有钱也不会花。以前的项目申请，材料写得稀烂，前期工作一塌糊涂，报上去就被刷下来。刷下来就抱怨上面不给钱。其实不是不给，是自己没做好。”
他转过身看着我：“你来了，至少知道怎么做。这就是最大的改变。”
那天晚上，我在办公室待到深夜。
把三中教学楼的前期工作方案列出来：联系鉴定机构，联系地勘单位，找设计院出图纸，做预算。每一项的时间节点，责任人，费用。
列完，看了看表，凌晨一点。
站起来，走到窗前。
县委大院静悄悄的。路灯昏黄。老槐树在夜风里轻轻晃着。
远处山影重重。
我掏出手机，给妻子发了条微信：“周末回不去了。事多。”
她秒回：“就知道。记得吃药。”
我看着屏幕，笑了笑。
第八天。
早上六点，照常醒来。
洗漱，吃早饭，去办公室。
孙国栋已经在走廊里等着了，手里拿着个文件夹。
“周县长，今天的安排：上午九点，县政府常务会议。下午两点，全县干部大会，秦书记主持，正式向全县干部介绍您。晚上，企业家座谈会。”
“行。”
上午的常务会议在县政府小会议室。参会的是各位副县长和政府办主任。
副县长一共五个：常务副县长刘建国，分管工业；副县长王秀兰，分管文教卫；副县长李长江，分管农业；副县长张明义，分管城建交通；副县长赵永刚，分管公安司法。
五个副县长，四个是本地人，只有刘建国是从市里调来的。
会议议题是今年重点项目的推进情况。
刘建国先汇报：“工业园区项目，招商不太理想。谈了十几家企业，只有三家有意向。主要原因还是基础设施跟不上，路不好，水电不稳定。”
王秀兰汇报：“三中教学楼危房改造，还在排队。大坪小学厕所，预算八万，县里配套资金没到位。青石小学板房教室，需要新建两间教室，预算二十五万。”
李长江汇报：“猕猴桃冷库项目，申请了两年，省农业厅没批。古茶品牌推广，县里没专项资金。”
张明义汇报：“高岭乡悬崖路加固，预算四百万，交通厅没批。望山乡挂壁公路护栏，预算八十万，也没批。”
一圈听下来，全是问题。
我听完，说了几句。
“各位，问题都摆在这儿。我的意见是，先抓最急的，最能出成效的。三中教学楼，高岭饮水工程，悬崖路加固，这三个项目作为第一优先级。前期工作马上启动，费用县里想办法解决。其他的项目，排好队，一个一个推。”
“我在市发改委干了八年，项目审批的流程我熟。前期工作做扎实了，项目才能排进盘子。以前我们吃亏，就吃亏在前期工作不扎实。”
几个副县长都点头。
下午，全县干部大会。
县委大会议室，坐了二百多人。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县直各部门负责人，县委县政府全体干部。
秦书记主持会议。
“同志们，今天召开全县干部大会，主要议题是欢迎新到任的县长周卫东同志。”
掌声。
秦书记把我介绍了一番：市发改委副主任，主抓项目审批和基建规划，青坪县工业园区的推动者，等等。
然后让我讲话。
我走上台。
下面二百多双眼睛看着我。有好奇的，有审视的，有期待的，也有漠然的。
我清了清嗓子。
“同志们，我到清水一个星期了。这一个星期，我把七个乡镇全部跑了一遍。”
下面安静了。
“我看到了什么？看到了挤在活动板房里上课的孩子，夏天四十多度，冬天冷得发抖。看到了塌了半边还在用的厕所，孩子们排队上厕所，课间十分钟不够。看到了悬崖上的村子，土坯房裂了缝，老人病了躺在床上没钱治。看到了六千多人喝不上水，旱季一天只供两个小时。看到了产妇大出血往县医院送，路上颠了两个小时，人没了。”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这些问题，不是新问题。有的存在三年了，有的存在十年了。为什么没解决？原因很多：没钱，没项目，没人力。但有一条，我今天想强调一下——效率。”
“大坪小学的厕所，塌了两年，修好要八万块。八万块，拖了两年。这不是钱的问题，是效率的问题，是责任心的问题。”
下面有些干部低下了头。
“我来清水，不是来当官的，是来干事的。秦书记在清水干了八年，扛了八年。现在我来，就是帮他一起扛。”
“接下来，我会重点抓三件事：学校危房改造，高岭乡饮水工程，悬崖路加固。这三件事，都是要命的事。谁在这三件事上拖后腿，我找谁问责。”
“我不怕得罪人。我在发改委干了八年，得罪过的人不少。但我推的项目，都落地了。”
“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把清水的事干好。”
掌声。
比刚才热烈了一些。
散会后，秦书记走过来。
“老周，讲得好。这些话，清水干部很久没听过了。”
晚上，企业家座谈会。
在县委小会议室，来了十几个人。石材厂的钱老板，猕猴桃合作社的负责人，古茶园的承包户，还有几个小矿山的老板。
座谈会开了一个多小时。反映的问题集中在运输成本高、基础设施差、融资难这几方面。
我听完，说了几句：“各位，清水的发展，靠政府也靠企业。政府负责修路、通水、通电，你们负责生产、销售、创收。我在发改委的时候，帮青坪县引进了十几亿的投资。清水的条件不如青坪，但也不是没有机会。猕猴桃、古茶、石材，都是好东西。关键是路要通，品牌要打出去。”
“接下来，县里会重点改善基础设施。路修好了，你们的运输成本就降下来了。冷库建起来了，猕猴桃就不怕烂了。品牌打出去了，古茶就能卖上好价钱。”
“给我一点时间。”
企业家们鼓掌。
开完座谈会，回办公室。
孙国栋送来一沓文件，需要签字的。
我一份一份签。
签到最后一份，是县委办关于调整“县长专用”车位管理的请示。请示里建议，把“县长专用”改成“领导专用”，方便书记和县长灵活使用。
我看了，批了一行字：“维持原状。县长专用就是县长专用。”
然后签了名。
放下笔，看了看窗外。
县委大院静悄悄的。路灯昏黄。老槐树在夜风里轻轻晃着。
远处山影重重。
到清水第八天了。
要做的事，才刚刚开始。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