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娶伊朗美女,陪她回娘家,她当众用波斯语说:中国男人真奇怪
她说我奇怪
法蒂玛是在德黑兰大学孔子学院学会"奇怪"这个词的。她说那节课老师让每个人用中文形容自己的家乡,轮到她了,她想了想说"我的家乡很奇怪,因为夏天四十度冬天零下十度"。全班都笑了,老师说她用词不当,应该说"特别"或者"不一样"。"奇怪"在中文里带贬义,是"weird"不是"special"。她记住了这个区别,但后来还是经常用错,把"奇妙"说成"奇怪",把"陌生"说成"奇怪",把一切她还没来得及找到准确中文形容词的东西都归到"奇怪"那个筐里。
我第一次听她说"奇怪"是用在我身上的。那时候我们在上海认识还不到三个月,有天晚上在我公寓楼下吃烧烤,她看我往羊肉串上撒了四遍辣椒粉,瞪着眼睛说:"你吃辣好奇怪。"我说你们伊朗人不吃辣?她说吃,但不是这么吃的。她伸手把我那串羊肉拿过去,用小刀把表面的辣椒刮掉了一层,然后递回来说:"现在可以了。"我看着她那个动作愣了两秒,然后觉得这个姑娘真有意思。
她来中国五年了,在复旦读国际关系的博士,研究中国和伊朗之间的文化交流史。我们在学校附近一个讲座上认识的,她坐我旁边,问了我三个关于中国家庭结构的问题,问得特别认真,笔记记了满满两页。讲座结束之后我们加了微信,她发来的第一条消息是:"你的姓氏怎么念?我查了字典但是声调不确定。"我回她:"念'林',第二声,跟'森林'的林一样。"她说:"哦!我认识这个字,是很多木头的意思。"
我后来才知道她把我名字写错了,她手机里存的是"森",不是"林"。但我没改,因为每次收到她消息的时候看到那个"森"字,脑子里就会浮现一个画面——很多木头长在一起组成一片林子,而我在那片林子里等着她来。挺蠢的,但我没告诉过她。
我们在恋爱两年多,今年春天领的证。婚礼没大办,在上海请了十几个朋友吃了顿饭,她那边家里没人来。她爸身体不好,她妈要照顾,哥哥在伊斯法罕上班走不开。她说没关系,等暑假了我们回去一趟,让家里人见见你。
她说"见见你"的时候表情很轻松,但她提前两个月就开始给我上课了——伊朗的家庭礼仪、见面的时候怎么打招呼、做客的时候注意事项、餐桌上什么能说什么能听不能说。她列了一个单子发到我手机上,密密麻麻写了四十几条。我一条一条看过去,什么"进别人家要脱鞋但是袜子不能有洞"、"吃饭的时候右手拿食物左手不能碰餐具"、"不要直接问别人收入"、"赞美别人家东西的时候要适可而止否则主人会以为你想要"。我看了两遍,觉得这比我当年考研还难。
她说你别紧张,我妈很好说话的。我说我不紧张,我就是怕给你丢人。她说丢人也没关系,反正你是个外国人,他们本来就觉得外国人很奇怪。
我说你又说奇怪。
她笑了,说对不起,"不一样",你们外国人本来就不一样。
七月初我们出发了。上海飞德黑兰,九个小时,她靠在窗边睡觉,我戴着眼罩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一直在排练到她家的场景——进门先说什么,握手还是拥抱,她妈妈做的菜如果吃不惯该怎么表示。我甚至上网查了波斯语里"好吃"怎么说,练了好几遍,但舌头永远卷不对那个音。
法蒂玛睡醒了看我在那默念,凑过来问我在干嘛。我说我在练你们家方言。她翻了个白眼:"那不是方言,那是波斯语。你别练了,到时候说英语就行,我妈会一点。"我说你妈都会英语了你还不让我说波斯语?她说因为你肯定会把"好吃"说成"好丑",到时候更尴尬。
飞机落地的时候当地时间是下午两点多,热浪从舷窗外面扑进来,干干的,裹着一种我从来没闻过的味道——像是沙土晒透了之后又被风刮起来的气息。机场不大,人也不多,我们取了行李往外走的时候我远远看见接机口站着一个穿深蓝色长袍的中年女人,头发用浅灰色的头巾裹着,瘦瘦的,双手交握在身前。法蒂玛喊了一声"玛曼",拖着行李箱就跑过去了,那女人张开双臂把她搂住,两个人抱在一起说了好几句我听不懂的波斯语,语速很快,我只听出了"妈妈"那个词。
法蒂玛回头朝我招手让我过去。我走过去她妈妈才松开女儿看向我,那眼神里有一种小心翼翼的打量,像在确认面前这个中国人是不是她在照片里看到的那个。我伸出手想跟她握手,她看了看我的手愣了一下,然后双手合在一起做了一个类似"请"的姿势,笑着说:"你好,欢迎。"
她的英语带着浓重的口音,但吐字很清楚。我说谢谢阿姨,她可能没听明白"阿姨"是什么意思,但礼貌地笑了笑,然后转身去拎行李。法蒂玛跟她走在前面,两个人又开始叽叽咕咕地说波斯语,偶尔回头看我一眼,不知道在议论什么。我跟在后面拖着两个大箱子,机场外面一辆银灰色的标致停在路边,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靠在车门上抽烟,法蒂玛说那是我哥,阿里。
阿里比他妹妹高了快一个头,留着修剪整齐的短胡子,穿着浅色衬衫和卡其裤,看着不像我想象中伊朗男人的样子——我以为会见到那种穿传统袍子留大胡子的,结果他看上去跟上海街头任何一个上班族差不多。他跟我握了握手,握得很用力,用英语说:"欢迎来到伊朗,妹夫。"那个"妹夫"的发音咬得很重,带着一种"我承认你了"的意味。
从机场到法蒂玛家在城北的房子开了四十多分钟。她的城市比我想象中现代化,宽阔的马路、高层的公寓楼、立交桥上川流的车,只不过路边那些波斯文的招牌和裹着头巾的行人提醒我这确实不是中国。阿里开车很猛,变道不打灯超车按喇叭,我坐在后座攥着扶手,法蒂玛扭头跟我说:"你别怕,伊朗人开车都这样。"我说我看到了。
到了她家楼下,一栋米黄色的六层老楼,她家在四楼。没有电梯,楼梯间打扫得很干净,墙面上贴着浅蓝色的瓷砖。我拎着箱子上楼的时候她妈妈已经快步上去了,在门口换了拖鞋,站在玄关处朝我们招手。法蒂玛脱了鞋赤脚踩在深红色的地毯上走进去,我也跟着脱鞋,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袜子——出门前特意换的新袜子,纯白的,没有洞。还好。
她家的客厅比我预想中宽敞,深色木沙发上铺着花纹繁复的坐垫,墙上挂了几幅手织挂毯,颜色浓烈得像油画。茶几上摆着一大盘水果和几样点心,还有一壶冒着热气的茶。她妈妈招呼我坐下,法蒂玛坐在我旁边充当翻译,她哥坐在对面的单人沙发上,翘着腿打量我,嘴角带着一点似笑非笑的弧度。她爸从里屋出来的时候拄着拐杖,腿脚不太灵便但精神不错,花白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跟我握了握手说了句什么,法蒂玛翻译说:"我爸说欢迎你到我们家。"
坐下喝茶的时候我发现茶几旁边还有几个人——一个年轻姑娘裹着浅粉色的头巾坐在角落里安静地笑,是法蒂玛的表妹;另一个中年男人瘦高个子在她爸旁边坐着,是她叔叔;还有一个老太太坐在靠近窗户的位置,是法蒂玛的奶奶。加我算上,客厅里挤了九个人,有一半的视线落在我身上,看得我后脖子发烫。
法蒂玛的妈妈端来了几碟小菜和馕饼,招呼我吃。馕是刚烤出来的,热气腾腾地散发着麦香味,我撕了一块蘸了碟子里的酸奶酱,味道意外地合胃口。她妈妈看我吃得香,嘴角的笑容明显舒展了一些,转头跟她女儿说了句波斯语,法蒂玛翻译给我听:"妈妈说你不挑食,好养活。"
我说那你帮我谢谢妈妈。
这顿饭的氛围比我预想的好。虽然大部分时候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他们说话的时候语气是放松的,偶尔爆发出一阵笑声,法蒂玛会凑过来告诉我笑点在哪儿——有时候是拿我开涮,说中国男人特别喜欢喝热水,她把这事儿当段子讲了,她奶奶笑得前仰后合。有时候是聊他们家以前的事,她爸讲什么她哥接下茬,两个人像说相声一样你来我往。
我觉得自己融入得还行,虽然语言不通但表情和肢体语言在帮忙。她妈妈又往我盘子里添了好几样东西,我全都吃了,吃得肚子鼓鼓的。她叔叔给我续了两次茶,每回续茶的时候我说谢谢,他点点头,眼睛里那种刚开始的疏离感在慢慢变淡。
但真正让我觉得"气氛变了"的那句话,是晚饭后发生的事情。
吃完饭所有人都还在客厅里坐着,喝茶吃水果聊天。法蒂玛的妈妈切了一盘西瓜端上来,我拿了块啃了两口,甜是甜,就是籽太多了,吐籽的时候我有点笨拙,几颗籽掉在茶几面上,我用手指头一颗一颗捏起来搁在纸巾上。这个动作可能有点多余,但我觉得在人家家里做客不能把桌面弄脏了。
就在我低头捏西瓜籽的时候,法蒂玛忽然用波斯语开口说了一句话。她的语气很平常,声音不大不小,语速不快不慢,像是在陈述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她说的是波斯语,我一个字都听不懂,但从她说话的语境和周围人的反应来看,那句话应该是个陈述句,不是疑问句也不是感叹句。
她说完之后客厅里安静了两三秒钟。然后她奶奶第一个笑了,那种从嗓子眼里憋出来的、又不好意思笑出声的笑,肩膀一抖一抖的。接着她表妹也跟着笑了,掩着嘴低着头那种笑。她妈妈倒是没笑,但嘴角明显抽了一下,转头看了她爸一眼。她爸端着茶杯面无表情,但眼睛弯了一下。只有她哥阿里没笑,反而皱了皱眉,用波斯语回了她一句什么,语气带着一点责备的意味。
我坐在那里,手里捏着半块西瓜,吐了一半的籽还搁在纸巾上。我转头看法蒂玛,她脸上挂着一种说不清的表情——嘴角翘着、眼睛亮亮的,但又带着一点不好意思,像是刚做了一件不大不小的恶作剧。
她哥又说了句什么,她回了一句,两个人的语速快了,像是在争论。她妈妈插进来打圆场,摆了摆手说了句什么,大家都安静下来了,然后她叔叔端起茶杯喝了口茶,若无其事地换了个话题。
我坐在那里,心里那个问号越滚越大。我知道她刚才那句话大概是关于我的,因为她说之前看了我一眼,说完之后全家的反应都跟我有关。但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我拉了拉她的袖子,用中文小声问:"你刚才说什么了?"
她看着我,嘴角那个翘着的弧度还在,但眼神里多了一点试探的意味,像是在观察我的反应。她说:"我说……中国男人真奇怪。"
我的心咯噔一下。那三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时候跟当年在上海烧烤摊说"你吃辣好奇怪"的语气差不多——轻飘飘的、带着一点玩笑的意味——但场合不一样了。在座的她爸她妈她奶奶她叔叔她哥她表妹都听到了,而且他们都笑了。这说明他们默认了那句话有意思,有笑点,甚至可能觉得她说的是对的。
"奇怪"在中文里的那个贬义,我是成年人我懂。但我也知道她以前就用错过这个词,把"奇妙"说成"奇怪",把"特别"说成"奇怪"。我在心里飞速地做了一道选择题——她是故意用这个词来调侃我,还是她又用错了词?
我说:"哪奇怪?"
法蒂玛轻轻呼了口气,像是放松下来了。她用中文说,声音压得很低,只有我能听见:"我跟他们说,你刚才把西瓜籽一颗一颗捏起来放在纸巾上。我跟他们说,我老公是个做什么事都特别小心的人,在家里会帮我摆拖鞋,出门会反复检查窗户有没有关,吃东西的时候会把鱼刺挑干净了才下筷子。我说中国男人就是这个样子的,跟咱们这边的男人不一样,你们觉得奇不奇怪?"
她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眨了一下眼睛。我坐在她身边,捏着半块凉了的西瓜,忽然就明白了她那句话背后的全部意思。她说"真奇怪"的时候不是在嫌弃我,她是在拿我给她的家人做一个对比——在他们伊朗男人的观念里,那些细碎的、琐碎的、被我当成"本就应该这么做"的小事情,是他们不会做的。他们可能会觉得一个男人做这些事情不符合某种他们对"大丈夫"的想象。但法蒂玛的语气里没有贬义,她更像是在说:"你们看,这个男人跟你们都不一样,但我就喜欢他这样。"
客厅里的气氛又活络起来了。她奶奶又说了句什么,别人又笑了,然后她表妹用不太流利的英语冲我说了一句:"你……好男人。"我愣了一下,说谢谢。她哥阿里这时候才松开了那个一直皱着的眉头,看了我一眼,居然笑了一下,然后举起手里的茶杯朝我微微抬了一下。
法蒂玛凑过来贴着我耳朵说:"阿里刚才说'你那句话不该当众说'。但妈妈说她觉得挺可爱的。"
那天晚上收拾完客厅之后她妈妈安排我们住在朝南的那间客房,房间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窗户上挂着白色的纱帘,床头柜上放着一小瓶干薰衣草,散发着淡淡的香气。法蒂玛关上门之后靠在我肩膀上笑出了声,笑得整个人都在抖。我说你笑什么。她说:"你知道我妈刚才进厨房跟我说什么吗?她说她本来担心中国男人都是那种很凶很大男子主义的,没想到是个'西瓜籽先生'。"
我说西瓜籽先生?
"嗯,"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弯弯的,"她说你捏西瓜籽的样子像是捏珍珠。她觉得你温柔。"
温柔。这个词从法蒂玛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比"奇怪"听起来顺耳多了。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天顶上有一盏吊灯,黄铜色的灯架,灯泡是暖白色的,光晕散开来洒满了整个房间。她躺在我旁边翻手机,里面是她白天拍的各种照片——她妈在厨房做饭的背影、街角的清真寺、一只趴在门口睡懒觉的橘猫。她翻到一张我吃馕的时候被拍到鼻孔朝天的照片,笑得手机差点掉地上。
我说你别笑了,你白天当那么多人面说我国男人奇怪的事儿我还没找你算账呢。她翻了个身趴着看我,说:"那你算啊,你想怎么算?"
我想了想,伸手揉了揉她的头发说:"下次你说'奇怪'之前先告诉我一声,我好有个心理准备。万一哪天你把'中国男人真温柔'说成'中国男人真奇怪',我心脏受不了。"
她说好,以后一定提前报备。然后她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关了灯,黑暗中她的呼吸就在我耳边,温热而平稳。窗外的夜有城市模糊的灯火透过纱帘渗进来,在天花板上映出一片模糊的光晕。我闭着眼,听着远处隐约的、听不懂的语言在低低地流淌。
我想起白天她全家围坐在一起的那个画面。她奶奶的笑声、她妈端西瓜的手、她哥举茶杯的幅度、她爸眼睛里那个弯了一下的弧度——所有这些人的反应最后汇成了一个"她被接纳了、我也被接纳了"的结果。虽然中间隔着一句"中国男人真奇怪"的插曲,但那个插曲不是阻碍,反而是她帮我打开那扇门的钥匙。
她说我奇怪。但我感觉得到,她说那两个字的时候,已经把"奇怪"从"weird"拧成了"special"。就像她在孔子学院那堂课上学到这个单词的时候一样,用着用着,把一个贬义词用成了亲昵的绰号。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她还没起,我轻手轻脚地出了房间。客厅里她妈妈已经在准备早饭了,看见我出来了冲我笑了笑,指了指餐桌上那壶刚泡好的红茶和一小碟子蜂蜜。我给自己倒了一杯,坐在窗边慢慢喝。窗外的城市在晨光里泛着温暖的米黄色,清真寺的宣礼塔尖顶在朝阳里镀了一层金。
她妈妈从厨房端了一碟煎蛋饼出来,放在我面前,又指了指,用简单的中文说:"吃,多吃。"我点点头说谢谢阿姨。她站在餐桌对面看了我一会儿,忽然用英语说了一句很慢很慢的话,我努力听懂了每个词:"法蒂玛……很高兴……你来。"
我放下茶杯,认认真真地回她:"我也很高兴来。"
她笑了一下,然后转身回厨房了。那个笑容跟昨天晚上客厅里所有人围着笑的时候不一样,更轻更松,像是某种东西落定了。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把桌布上的花纹照得清清楚楚。我低头看着面前那碟子煎蛋饼,黄澄澄的,边缘微微焦翘,中间卧着一点奶酪碎。我拿起叉子切了一小块放进嘴里,温度刚好,奶香和蛋香混在一起。
法蒂玛从卧室走出来,头发散着,打着哈欠。她看见我已经在吃了,走过来说:"你怎么自己先吃了,不等我。"我说你妈给我煎的,我不吃对不起她。她低头看到我盘子里还剩大半块蛋饼,伸手捏了一块塞进自己嘴里嚼着,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句什么。
我说你说什么?她把蛋饼咽下去,擦了擦嘴,说:"我说你真是我见过最奇怪的中国男人。"
这次我听懂了。她说的"奇怪"跟昨晚说的那个"奇怪"是一样的词,但不一样的意思。我看着她睡眼惺忪的脸,嘴角沾着一点蛋饼的碎屑,阳光把她的头发照成了浅褐色,绒绒的。
我说:"那你嫁给了最奇怪的人,你也不正常。"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蹲下去,手撑着膝盖,肩膀一耸一耸的。她妈从厨房探出头来用波斯语问怎么了,她一边笑一边用波斯语回了句什么,她妈也跟着笑了起来,笑声从厨房那边传过来,脆生生的。
那天上午阳光很好,我们坐在阳台上喝茶。远处的城市在天际线处起伏,宣礼塔、平顶的楼房、偶尔飞过的鸽子。法蒂玛靠在藤椅里闭着眼晒太阳,我坐在旁边看着这个我来了不到两天的陌生城市,心里却有一种奇异的安顿感。
她忽然睁开一只眼睛看我,说:"你还在想昨晚的事?"
我说没想了,就想你妈做的那鸡蛋饼。
她重新闭上眼,嘴角翘着说:"晚上我带你去巴扎逛逛,那边有烤肉,比你们中国的羊肉串大十倍。到时候你再说我奇怪不奇怪。"
我说那得看我吃不吃得完。
她说你肯定吃不完,然后你又会用纸巾把签子尖擦干净再还回去。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带着笑。我知道她说的是真的,我确实会那样做。但她说这话的时候,我知道她心里想的不是"麻烦"或者"计较",她心里想的是别的词。那个词她现在还没学会用中文准确表达,但用不了多久,她会在某个早晨某个黄昏忽然找到它。
我坐在阳台上,喝着有点烫的红茶,晒着伊朗七月干燥的太阳,等她想起来那个词的时候,我大概会跟她说:"这个词不奇怪,你用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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