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9月，伦敦东区被德军炸成一片火海的那个夜晚，中国银行伦敦分行的一位英国女出纳员正蹲在柜台下面，把一只铁皮募捐箱往角落里推了推。她叫多莉，二十二岁，一个月前刚被招进这家位于伦敦金融城边缘的银行分行。轰炸开始之后，分行营业没有中断，每天都有在利物浦港和蒂尔伯里港卸完货的中国海员来柜台存钱汇款。他们大多来自广东和福建沿海，跑的是战时物资运输线，每跑一趟船，领到的工资里总有一部分要寄回国内。多莉发现，这些人寄回去的钱，除了养家，还有一部分注明要捐给国内的抗战募捐机构。当时通过银行汇款的手续费不低，多莉有时候看他们犹豫，就从自己口袋里掏钱替他们把手续费垫上。
柜台另一边站着的是一个从中国来的年轻人，叫刘本昆，清华大学经济系毕业，1939年考进中国银行总行，1940年被派到伦敦分行任职。他比多莉大几岁，戴一副圆框眼镜，英文已经说得很流利，但跟英国同事聊天的时候还是习惯性地把双手背在身后。他注意到多莉往柜台底下藏募捐箱的事，第二天趁午休时间找她聊了几句。多莉后来跟人说，那是她第一次听一个中国人用英文解释抗日战争是怎么回事。
这两个人在一起工作了七年之后结了婚。多莉改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刘道蕊。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电话打到伦敦分行的时候，整个银行陷入了一场静悄悄的内战。中国银行伦敦分行的资产归属问题成了各方争夺的焦点。国民党方面试图通过伦敦的司法渠道冻结和转移分行资产，而分行内部的职员分成了好几派，有主张观望的，有主张听命于台湾的，也有暗中联系北京等待指令的。刘本昆是后者的核心之一。他和另外四个同事成立了一个“起义小组”，秘密在汇丰银行开立了一个新账户，把分行账上的主要外汇资金分批次转进去，并且在开户协议里加了一条关键条款：动用账户内资金必须五个人共同签名才有效。
这个操作在当时的英国法律框架下是合规的，但风险极大，一旦被国民党方面察觉，五个人随时可能被起诉甚至驱逐。他们把转账动作分散在几个月里完成，每笔金额都不大，刻意避开了大额交易的监管红线。全部转完之后，刘本昆通过一个中间渠道往北京发了一封措辞极短的电报，大意是：伦敦分行主要资产已妥善保全，请指示下一步行动。
周恩来的批示很快传了回来：暂不公开，静候时局。这个“时局”后来等到了1950年1月，英国政府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银行伦敦分行随之被北京接收。刘本昆和起义小组的五个人在那之后继续留在分行工作，一切看上去都恢复了正常运转。他们保住的那些外汇资产，在当时新中国外汇储备极度匮乏的背景下，分量是很重的。
1957年秋天，刘道蕊做了一件在当时算得上惊世骇俗的事：她去中国驻英代办处申请加入中国国籍。英国移民局的官员跟她面谈的时候反复确认，说你真的想好了，放弃大英帝国公民身份去拿一个刚刚成立不到十年的新政权国籍。刘道蕊没有多说，只是把中国方面出具的接收文件摊在桌上。移民官翻了两页，叹了口气，在放弃国籍一栏盖了章。
入籍之后，刘本昆夫妇开始申请调回国内工作。他们的申请递上去以后，总行人事部门回复说伦敦分行这边熟悉业务的人手不够，暂时不宜调动。申请、驳回、再申请，这个过程反复了好几次，一直拖了快十年。直到1967年春天，北京的电报才下来：同意刘本昆、刘道蕊调回总行国际部工作。
回国之前，夫妻俩把在伦敦积攒的全部财产清点了一遍。刘本昆在伦敦分行的薪水不算高，但刘道蕊在加入中国国籍之前在银行是有本地员工待遇的，两个人加起来有些积蓄。此外刘本昆在英国期间做过一些谨慎的小额股票投资，主要是买一些像帝国化学工业这种老牌蓝筹股吃股息，十几年下来本金滚大了一些。加上他们在伦敦郊区有一套不大的房子，回国前出售所得，所有资产加起来大约一万二千英镑。按1967年的汇率，一英镑大约折合五点几元人民币，这大概是六万多人民币——那一年的中国，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是三四十元。
他们把这一万二千英镑全部汇回了国内，收款人写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汇款附言上写着：恳请周总理代为处理，旅英中行职员数人。
汇款单送到周恩来办公桌上的时间，大概是1967年6月底。周恩来看了汇款单和附言，没有感动，也没有表扬，而是在汇款单上批了四个字：理应退回。
周恩来随后口头指示了两条：第一，国家不能收私人捐款，这是原则问题；第二，马上查清汇款人具体是谁，尽快退还。但1967年的北京正处于特殊时期，国务院机关的正常运转已受到很大冲击，许多部门的日常工作停滞，周恩来本人也疲于应对各种复杂的政治局面。这项查证汇款人身份的指令，在层层转下去之后被卡住，暂时无法落实。为了不让这笔钱闲置在账户里，经手人将它以定期存款的形式存入中国银行伦敦分行，由于汇款单上只写了“旅英中行职员数人”而没有真实姓名，开户名只能暂时登记为汇款接收人——周恩来。
这张存单在银行账户系统里一躺就是三十年。
1997年冬天，中国银行总行内部审计部门对海外分行的历史账户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清查。一位年轻审计员在翻看伦敦分行1960年代的定期存款清单时，看到了一个让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的名字：周恩来。金额一万二千英镑，开户日期1967年7月8日。
他第一时间向审计组长汇报。组长看了以后，直接越级报给了总行分管副行长。副行长的批示只有一句话：立即彻查原委，弄清这笔钱的来龙去脉。
调查组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翻遍了总行的历史档案、人事调动记录和伦敦分行当年的所有对公对私往来账目，逐渐拼凑出了刘本昆夫妇的信息。结合此前保存在人事档案里的刘本昆个人履历表——他在1940年代伦敦起义小组保产行动中扮演的角色，1957年妻子刘道蕊加入中国国籍的记录，1967年调回国内的时间节点——各方面的线索都指向这两个人。
调查组通过人事离退休管理处辗转找到了刘本昆夫妇的联系方式。他们住在北京西郊一栋老式职工宿舍楼里，是八十年代统一分配的住房，面积不大，陈设简朴，客厅墙上挂着一幅徐悲鸿奔马图的复制品，旁边贴着几张发黄的银行年度合影照片。
调查组一行三人带着当年的汇款单复印件和存单明细上门，向他们说明了情况。工作人员当场宣读了周恩来1967年在汇款单上的亲笔批示，一字一句念得很清楚：理应退回。并解释说这笔钱按照规定必须归还。
刘本昆老人坐在沙发上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摇摇头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很稳：这笔钱三十年前就是给国家的，现在退还给我们，没有意义了。
刘道蕊在旁边没有说话，只是把茶杯往调查组几位年轻人面前推了推。
按照中国银行的规定，这笔钱如果当事人坚决拒收，需要出具书面意见，明确表达放弃所有权的意愿。在工作人员的再三解释下，两位老人商量了一会儿，各自在一张普通的白纸上写下了一行字。刘本昆写的是：建议将此款及累积利息全部用于设立奖励基金，以表彰为中国金融事业作出贡献的优秀员工。
刘道蕊在旁边加了一句话：请允许我们隐去姓名。
中国银行总行最终采纳了老人的建议。1998年，“本昆基金”正式设立，成为中国银行内部专门用于奖励业务技术能手和海外风险防控先进个人的专项基金。基金的名称去掉了姓氏，只留了老人的名。
1998年冬天，刘本昆在北京病逝。临终前他跟妻子说了一句话，语义很简洁：别让年轻人记住我们，把规矩记住就好。
刘道蕊在多伦多跟女儿生活了一段时间，2013年因病去世。她遗嘱里特别列了一条，把自己珍藏了几十年的一枚结婚戒指捐给中国银行博物馆。那枚戒指是1947年刘本昆在伦敦一家老牌珠宝店给她买的，戒面不大，内圈刻着一行英文字母，因为年代太久已经有些模糊了，隐约能辨认出来的是L.B.K和日期。
周恩来在1967年批那四个字的时候，想必非常清楚这笔钱一旦被退回，对这对普通银行职员意味着什么。他一生经手过无数捐赠，这个数额并不是最大的，但他在处理方式上的严格和谨慎始终如一。国家的钱不能多拿一分，私人的钱也不能占一分，这条规则贯穿了他整个政治生涯。而对刘本昆和刘道蕊来说，他们的逻辑同样简单：国家是他们的，钱也是国家的。三十年前就把钱给出去了，三十年后自己已经老了，还能再要回来不成。
中国银行那间博物馆里，那枚戒指被放在一个玻璃展柜的角落，旁边是一张泛黄的1967年汇款单的复印件，和一张周恩来亲笔批示的文件扫描件。四个蓝黑色钢笔字，压在那张薄薄的纸上，三十多年前写过一次，查账时又翻了出来，力道没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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