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春，内蒙古包头市的一间旅店深夜悄然被军警包围，一个名叫“王贵”的锅炉工被捕。
令人意外的是，他的落网并非因线人告密、情报破绽，而是因为他的妻子太漂亮。
他到底是谁？他犯了什么滔天罪行？又为何连聂荣臻元帅都亲自下令“立即枪决”？
恶名传说
1914年的河北张北县疙瘩村，天未破晓，宋家便传来了新生儿的啼哭。
宋家子嗣繁盛，兄弟姐妹共九人，这个新生儿排行第五，父母给他取名宋殿元。
孩提时的宋殿元从不安于课堂，也不愿下地干活，一日到晚不是跟村里的孩子打架斗殴，便是背着大人偷鸡摸狗。
他生性暴躁，一言不合便动手，连自家年迈的祖母都曾被他踢翻在地。
十岁那年，村口的小赌场成了他新的“学堂”，起初只是围观，后来便偷偷将家里攒下的几枚铜钱拿去下注。
一输再输，他不知悔改，反而越陷越深，为了凑赌资，他开始翻箱倒柜偷家中粮票，甚至拿母亲的嫁妆银镯子去典当。
一次，他在邻村赌输了银子，竟趁着夜色摸进人家鸡圈，抱了三只大公鸡就跑。
鸡鸣惊动了主人，他被追得连鞋都丢了一只，却依旧抱着鸡一路狂奔，最终在野地里钻进狗洞才侥幸逃脱。
第二天一早，父亲拿着棍子去把他从野地里拎回来，当着全村人的面一顿毒打。
但这番“家法伺候”，并没有改变他，随着年岁增长，他的赌瘾愈发难以遏制。
有一次他输急了眼，甚至把家里仅有的一口大锅也拿去换了筹码，害得一家老小那年冬天靠着铁盆熬粥度日。
终于有一天，他的父亲也忍无可忍，将他赶出了家门，任他自生自灭。
无家可归的宋殿元转而投奔了当地一位地主王奉钧，做起了放马的下人。
他继续在外赌博，欠债累累，还将王家的马偷偷卖掉抵债，事情败露后，他遭到一顿鞭打，狼狈地逃出张北，流落到宝昌、康保一带。
他混迹在市井与赌场之间，认识了一帮同样无所事事的亡命徒，最初他们只是结伴偷窃，后来干脆拿着木棍和破枪上山为匪。
哪户人家新娶了媳妇，他们便打着“贺喜”的名义去敲诈；哪家囤了粮，他们便夜闯民宅、打人抢粮。
一次，他路过康保某村，看上了一户农妇，那女子刚过门不到三天，模样俏丽。
他当众喝斥其夫不配与之成亲，挥枪打断男人的腿，然后将那女子绑在马上带走。
宋殿元虽然不识字，也无半点军事素养，却靠着一股子狠劲，把手下几十号人训练成了抢掠高手。
他们白天打旗号，夜里行劫掠，康保、张北一带无一幸免。凡是遇上反抗的，非死即伤。
而对那些手无寸铁的村民，他更是用尽酷刑，他的恶行让当地百姓谈之色变，路过他驻扎的村子都要绕道三十里，生怕惹祸上身。
地痞到汉奸
1942年秋，在察哈尔盟公署警长曹凯的举荐下，宋殿元投靠了日伪。
被收编后的宋殿元，以“察哈尔盟直辖警察队”的名义活动，实则完全听命于日军指挥部。
他不仅得到了日军提供的枪支弹药，还得以调动更广范围内的武装力量，肆意镇压抗日力量。
借助曹凯的扶持与日军的撑腰，宋殿元迅速扩充队伍，把曾经的乌合之众打造成了一个骇人的武装团体。
他们身穿制服，却行的是屠杀、强抢、奸淫之事，所过之处，鸡犬不宁。
他们的“任务”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清剿八路军的根据地。
在崇礼县一带，宋殿元指挥着他的“警察队”，对村庄实施铁桶封锁。
他亲自制定“连坐法”，只要村中发现一名八路军战士，全村老幼皆要受罚。
曾有一位抗日老人在炕上病重，被发现曾收留过游击队员，宋殿元命人将其拖到村头，当众活埋。
不久，日军节节败退，投降在即，宋殿元嗅到了风向变化，迅速脱离日伪体制，转身投靠了国民党。
这一次，他甚至得到了“骑兵暂编团长”的头衔，再度摇身一变，成为“抗共急先锋”。
1946年3月，宋殿元带着他那支“正规军”，抓捕了村民于尚有，将其捆在院中树干上，用烧红的铁钳钳住手指，一节一节地剪下；嘴里不停问着：“八路军藏哪了？”
任凭对方痛哭流涕，誓言不知，他仍不罢休，直到对方没了气息。
同年10月，宋殿元故布疑阵，放出风声说：“刘二营子村匪患不重，敌寡我众。”
于是，我军一支三十人的武工小队悄然前往，计划进行清剿，可他们刚踏入村口，就被密密麻麻的枪火包围。
不到两个时辰，三十人中二十九人当场牺牲，仅一人侥幸逃脱。
宋殿元还与曹凯狼狈为奸，以政府的名义摊派粮食、收税收费；若谁不能按时交齐，便被视为“抗命”，当即打杀。
他靠这些掠夺积累了大量财富，他在县城买下数处宅邸，设立“饭馆”，招揽流氓无赖作为打手，背地里干着抢劫勒索的勾当。
死灰复燃
解放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后，宋殿元正式列入了我军重点清剿的目标名单。
这个在多个阵营之间反复横跳的恶匪，终于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围剿。
1946年春，宋殿元率领的匪部在康保县阎油坊一带盘踞不去，妄图借地形复杂之利，继续为非作歹。
但他低估了我军的决心，一支骑兵部队迅速逼近，枪声在清晨骤然响起。
短短几个时辰，匪首接连被击毙，原本百余人的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
宋殿元趁着夜色丢下部下，独自钻进荒野，狼狈逃回了崇礼老家，那段时间，他躲在破屋和亲戚家中，昼伏夜出，不敢露面。
可短暂的蛰伏，并未让他对过往的血债产生半点悔意，反倒让他更加仇恨那个正在改变一切的新政权。
1949年，绥远和平解放，宋殿元在大势已去之下，混入队伍，接受了为期数月的集中改造。
那段时间里，他表面上态度尚算“老实”，每天按时出操、学习政策，嘴上不止一次地说“想重新做人”。
改造结束后，他被允许回到社会，短暂从事小买卖，1950年春，宋殿元悄然消失在绥远街头。
再出现时，他已经重新聚拢起一伙人，这些人，大多是战争中溃散的旧兵、无处可去的亡命之徒，还有曾受过他庇护的旧部。
他们昼伏夜行，专挑偏僻的运输线下手，抢劫解放军的军需物资，得手后立刻钻入山林，销声匿迹。
几次得手后，他愈发胆大妄为，在一次针对乡镇政府的突袭中，宋殿元抓捕了四名国家干部，将他们残忍杀害在山沟中。
这起案件迅速在华北地区引起强烈震动，针对宋殿元的清剿命令，被一层层上报，最终送到了更高层的案头。
虽然他当时没有被抓住，但也被追捕得不敢再有所行动，只能伪装身份生活。
最终伏法
1951年春，包头西脑包区的一家小旅店里，一位名叫“王贵”的中年男人，每日起早烧炉，夜晚躲在煤灰旁抽烟喝闷酒。
他面容邋遢、衣衫褴褛，没人知道，这个“王贵”，其实是杀人不眨眼的宋殿元。
只是，他可以伪装身份、隐去锋芒，却没想到，露出破绽的，竟会是一张“太漂亮”的脸。
宋殿元的第四任妻子是一个年轻貌美、穿金戴银的女子，每日打扮得花枝招展，出门买胭脂、首饰。
整条街的女人都在私下议论，她到底图这老锅炉工什么？
旅店老板最先起疑，他虽为人忠厚，却从小在北方乱世里见多了逃犯与匪首。
他多次偷听王贵与妻子的对话，发现两人常在夜里吵架，王贵性情暴烈，对妻子动辄拳脚相向，但女子却始终不离不弃，还常替他在外“打点关系”。
旅店老板愈发不安，终于在一个夜里鼓起勇气，冒雨敲开了公安局的大门。
公安部门最初并未完全信服，毕竟，仅凭一张漂亮的脸，不能当作定罪的依据。
但他们还是决定悄然展开调查，便衣侦查员混入旅店，一边观察王贵的日常，一边调查女子的过往。
越查越不对劲：王贵根本没有户籍资料，其妻子的金饰也不是本地所产，两人来历扑朔迷离。
而那位“王贵”，眼睛却始终带着一股挥之不去的凶相，几日后，一位老公安在翻阅老档案时，猛地拍案而起：“是宋殿元！”
这一消息传到上级，华北军区高层震动，因宋殿元早年多次制造屠杀惨案，正是重点通缉对象。
聂荣臻元帅在得知其已落入视野时，语气坚定：“这人，必须抓！”
1951年4月的一天夜里，旅店被军警悄然包围，屋内，宋殿元尚在半梦半醒之间，突然听到门外异动。
他翻身而起，一把揪住妻子的胳膊，低声吼道：“把枪拿来！”
他早已无枪无弹，靠的只是心理上的最后一张“牌”，而他的妻子，此刻早已瘫软在炕上，满脸惊恐。
军警没有贸然冲入，而是喊话劝降，宋殿元自知大势已去，但仍妄图困兽犹斗。
他抓起菜刀，踹翻炉门，挥舞着想从后窗逃脱，却不料，旅店老板趁乱冲入屋内，一把从背后抱住他，大喊：“来人呐！在这！”
随后，军警一拥而上，压制住宋殿元，随后他被带至县城广场进行公审，大会尚未开始，人群已将广场围得水泄不通。
聂荣臻元帅明确指示：无需宽大，立即枪决。
当日下午，宋殿元双手反绑被带往刑场，随着一声枪响，他终于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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