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星空：星河里的中华文化》
作者：齐锐
版本：中国纺织出版社
2026年3月
我经常会想，古人在没有灯光干扰的漆黑夜晚，他们能看到的星空是什么样的呢？
自古以来，人们都对头顶的星空充满敬畏，通过它来寻找天地运动的本源，体悟生命存在的意义，思考精神和灵魂的归宿。因此，自然也会把文明的内涵赋予这片天空。古人对星空的认知，以及他们赋予星空的寓意，远远超出今天我们的想象。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天文无疑是最早起源的学问之一。古老的“天问”，不单单是出于人们的好奇心，更多的是为了适应生产实践、社会生活的需要。
头顶的星空。《中国星空：星河里的中华文化》插图
人生于天地之间，在漫长的文明初起时代，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下，我们的祖先脚踏大地，仰望星空，逐渐形成了对山川奔流、天象运行的记忆与理解。对处于早期农业阶段的古人来说，他们通过长期观察日月星辰的运动，掌握天象运行规律，来确定农时，星空逐渐成为颁授农时和最原始的权力来源。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慨叹道：“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他认为，在夏、商、周时代人们就对“七月流火”“三星在户”“月离于毕”等天象和日常生活的关系有了认识，这些与天文有关的词句经常出现在那时人们的日常会话中，表明那时“人人皆知天文”。
考古研究也表明，即便是在没有文字流传下来的上古年代，那时的天文知识已有相当丰富的积累。
天文是起源最早的古老学问之一
考古发现，早在距今8000多年的河南舞阳贾湖、湖北秭归东门头等遗址，出土的“目”字纹、太阳人纹，反映先民已经开始关注天文。在距今7000年前后的湖北秭归柳林溪、安徽蚌埠双墩等遗址出土的刻画符号，不乏与天文相关的图案。
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的6400多年前的历史遗存——龙虎形蚌塑，揭示出当时的先民们已懂得观象授时，并且根据对北斗和二十八星宿的观测决定时间，进而建立了原始的历法。
在距今5300年前的早期国家形成时，曾出现辉煌的良渚文化，考古发现当时最重要的玉器——琮和璧，显示出先人们对天地的崇拜，已经达到宗教信仰和礼仪制度的层面。在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发现了距今5000多年的红山文化祭祀建筑遗址，主要由一组方形与圆形的石筑台组成，方坛在北，圆坛在南，考古学者认为方形祭坛表示的是大地模式，而圆形祭坛则表示天穹的模式，可谓天圆地方，天南地北，这是古人对宇宙模型早期认知的体现。
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山西陶寺遗址，先人们建造了当时最先进的观象台，利用观测点—墙体缝隙—塔儿山三点一线的原理，记录每天太阳的升起位置，观测节气到来的时间，进而把握农时。
陶寺古观象台遗址。《中国星空：星河里的中华文化》插图
商代甲骨文中不断出现的干支表和日月的刻辞，是商人天文历法成就的重要体现，而西周时期铜器铭文中屡屡出现的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等月相名称的记录，代表了周代在春秋以前的天文学水平。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太阳、月亮以及金、木、水、火、土等星的研究已相当深入，二十八宿和十二次等体系日趋成熟完善。在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漆箱上所绘的天文图中，不仅中央有篆书的“斗”字来表示北斗，周围还环书有二十八宿名称，并从北斗延伸出四条线，指向心、危、觜、张四宿，这是我国古代星官体系的重要发现。
在世界各地，各悠久文明也都留下了跟天文有关的早期遗迹或文物，例如，古埃及的金字塔、英格兰的巨石阵、中美洲的古代观星台，等等。
《周易·贲卦·彖辞》有云：“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古人认为，人生于天地间，与天地合为“三才”。在苍穹之下展开的长期天文地理观察，推动成长出人们宏阔深远的地域观念。古人对天文的长期关心，源于对人类自身命运的倾心关怀，并寄望能取法于天地自然。正如天文考古学家冯时先生所说：“上古天文学与天文观不仅是我国文化的渊薮，也是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与思想体系的渊薮。”
历经几千年的时间，积累起来的中国古代天文学，不仅可与世界上任何古老文明相媲美，也不断深刻地影响着后人，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成就，推动着中华文明一路向前。
作为起源最早的古老学问之一，天文到今天依然焕发着“青春”。进入21世纪以来，在诺贝尔物理学奖中，天文学获得近三分之一的份额，在所有自然科学的门类中，天文学获奖比例最高。这足以说明，天文学是现今自然科学中最活跃的。随着宇航时代的到来，在探索星辰大海的征途中，人类必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宇宙新知。
中国近现代天文的先驱者朱文鑫先生曾发出这样的肺腑之言：“天文为科学之祖、文化之母。世界文化之起源，莫不与天文相表里，世界科学之发达，莫不藉天文以推进。”
古人的“观象授时”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是古代对有文化的人的描述。《周易·系辞下》记载“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意思是说，伏羲之所以能够成为当时天下的共主，是因为他能够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并以此解释天地万物运行的法则。实际上，古代的君王在治理天下的时候，离不开把“观象授时”作为重要的手段。
古人的“观象授时”是指通过对天象的观察，来推算并确定时间和历法，而统治者通过颁布农时与历法，来统一协调全国上下的各种社会活动，这既包括农业生产，也包括重大的祭祀活动。因此，在古代以“观象授时”为己任的天文学，始终要服务于生产和社会活动。
在北京古观象台的紫微殿中，有一副牌匾，上面写有“观象授时”四个大字，据说是乾隆皇帝的手书。这四个字出自《尚书·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是指尧帝在治理天下时，最首要的一件事情便是命令天文官羲和，恭敬地顺应上天，通过观察天象，制定、发布时间和历法，指导百姓生活和社会活动。应该说，自尧帝时代起，“观象授时”这一传统延续了数千年。
北京古观象台的“观象授时”匾额。《中国星空：星河里的中华文化》插图
有将近六百年历史的北京古观象台，曾是明朝和清朝的皇家天文台。那时由国家指定的天文官员，都在观象台日夜轮流值守、勤奋观察天象，并经过认真严密的推算，确定来年各个历法时间节点，再结合国家治理和社会活动的需要，综合形成官方的历书，在年末由皇帝亲自在宫廷向天下颁布，全国统一执行。
司马迁在《史记》中指出：“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说的是古代每到改朝换代之时，新君王必须要做的政事就是“改正朔”。这里的“正”是指正月，即一年里的第一个月，“朔”是指初一，即一月里的第一天，合起来是“正朔”就是正月初一，即岁首，代指天文历法。“改正朔”便是指统治者制定新的历法并颁布天下。它的意义在于，一方面表明他的统治是“受命于天”，另一方面也用全国统一的时间历法来协调政令和社会活动。
可以说，“观象授时”这四个字高度概括了我国传统天文的主要内容，即观天象、授民时。这也因此奠定了古代天文学的重要地位。宋代思想家程颢、程颐说过：“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测天道，治历明时，万事莫不本于此。”他们把观象、治历和明时看作万事的根本、治国的要术。
寒来暑往、春华秋实，一年四季的变化对于生活和生产的影响与制约，人们自古就有感受。在古人看来，只有统治者无夺天时，并且农、林、渔等百工不失天时，才可以财用富足、百事和美。
在这种顺乎自然的思想指导下，春秋时代早期就形成了我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月令”体系。在《礼记》中有《月令》篇，它按照一年12个月的时令，记述了在每个月中，官方所要开展的祭祀礼仪以及相关的法令和社会禁令。
此外，古人还将顺乎自然的“月令”思想向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扩展和延伸，一方面起到保护生态环境，求得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使健康和养生与时空建立了科学的对应关系。
我国重要的传统医学宝典《黄帝内经》也指出，人的生活应当顺应自然的时间节律，即“法于阴阳”。在其中的《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提出：“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古人认为，人体可以看作一个“小宇宙”，也有生长收藏的节律，只有遵循这个节律，才能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
《黄帝内经》按照一年四时的节奏，给出了不同的养生保健要点，例如有“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逆之则伤肝，夏为寒变，奉长者少。”意思大致是说，春三月，是万物复苏的时节。此时，大自然生机勃发，草木欣欣向荣。而人们应该适应这种环境，每天晚上适当早睡，早上早点起床，在庭院里一边散步，一边披开束发，舒缓身体，以使神志随着生发之气而舒畅。日常的活动要顺应春生之气，这就是养生的方法。违背了它，就会伤肝，到了夏天就要引发疾病。
古人的宇宙学说
在古代，传统天文的首要任务之一便是观察天象、总结规律。在长期系统的天文观察实践活动中，我国古人发展出关于天地宇宙的若干结构模型，产生于汉代之前的宇宙学说主要有三种：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
盖天说是我国古代出现最早的天地结构理论之一。盖天说认为天在上，地在下，天为一个半球形的大罩子。南北朝时期的民歌《敕勒歌》中“天似穹庐，笼盖四野”是对盖天说的形象化说明。盖天说先后有两种模型，第一种是“天圆地方”说，《晋书·天文志》中说：“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第二种盖天说将方形大地改为拱表大地，在《晋书·天文志》中说“天象盖笠，地法覆舟”。这时已经有了拱形大地的设想，为以后球形大地的认识奠定了基础。
《周礼·考工记》中有：“轸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圜也，以象天也。轮辐三十，以象日月也。盖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这里的“轸”是指古代车厢底部四周的木板。古人把天地的相对位置和形状，以车辆上张开的半圆形的车盖以及平整方正的车厢来做比喻，还把车盖上的28根骨架比作天上的二十八星宿，表达出日月星辰是附着在半圆形的天上的思想。
盖天说模型。《中国星空：星河里的中华文化》插图
较为详细论述盖天说的早期文献主要是《周髀算经》。书中不但对天地的形状都有描述，还建立了数学化的模型，它认为天地之间的距离为八万里，并以立杆测影的结果，计算出从南极到北极的距离。
实际上盖天说本身存在一些人为假定的前提，并不符合实际，因此出现了观测与理论无法相符的情况。
浑天说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在与盖天说的争论中，逐渐发展和完善。浑天说主张大地是个球形，外裹着一个球形的天穹，天球里盛满水，地球浮在天表内的水面上，半边天在地上，半边天在地下，日月星辰浮在天壳上，随天周日旋转。
屈原在《天问》里说：“圜则九重，孰营度之？”这里的“圜”很可能就是指把天看作一个球形。西汉早期的天文学家落下闳曾利用浑天理论，制作观天的仪器——浑仪，并以此参与太初历的制定，奠定了我国传统历法的基础，体现了浑天说指导实践的意义。在理论上，汉末思想家杨雄进一步指出盖天说存在的8个矛盾之处。最终，经过东汉张衡的归纳和总结，浑天说确立了在古代天文学中的主导地位。
张衡在《浑天仪注》中指出：“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在浑天说看来，天就像一个鸡蛋，地就像鸡蛋中的蛋黄，漂浮在蛋中的水上。这样一来，就产生了天球的概念，通过建立天球坐标系统，就可以通过仪器测定日月星辰在天球上的位置了。在古人对宇宙模型的认识上，浑天说比盖天说进步了。
无论是盖天说，还是浑天说，日月星辰都是附着之物，前者是附在天盖上，后者是附在天球上。而宣夜说则与其都不同，它认为“天”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天穹，只不过是无边无涯的气体，而日月星辰悬浮在无边无际的虚空之中，它们的运动都是虚空中所充盈的气推动作用的结果。因此，在宣夜说看来，天是无形、无体、无质的，且极其高远。可见，宣夜说对于宇宙的认识，相比盖天说和浑天说，更近似于现代，然而，这一学说却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难怪东汉的蔡邕说：“宣夜之学，绝无师法。”表明至少在汉代时，它就已经成为几乎绝传的学派了。
最终，浑天说一直被历代天文学家所采用，并用于指导观测实践，古代的大多数观天仪器都按照浑天说的理论来制作，直至清代西方天文学传入为止。
本文选自《中国星空：星河里的中华文化》，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已获得出版方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齐锐
摘编/何也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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