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伦敦唐宁街十号的门开了，丘吉尔夹着文件走进去。
欧洲已经塌了半边。德国装甲部队正往西冲，法国撑不住，英国议会里还有人惦记着同希特勒谈一谈。
这不是缺军舰，也不是缺工厂。
英国手里有海军，有殖民地，有工业底子。可到了生死关头，最要命的不是仓库里有多少钢铁，而是坐在桌子后面的人敢不敢把国家往火线里推。
丘吉尔在下院站起来，手按着讲稿，嗓音并不轻松。他撂下一句：“我能奉献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
议员们听见的不是漂亮话，是账单。
这账单马上就来了。
法国战败后，敦刻尔克海滩上挤满英军。码头被炸，海面上小船、大船一批批往返，士兵抱着步枪，靴子里灌着海水，排队等着上船。
撤回来，不等于赢了。
希特勒等着英国低头。伦敦却没有递降书，丘吉尔把空军、雷达、防空体系全顶到前面。
一九四〇年夏天，不列颠上空全是发动机声。飞行员从机场草地上跑向战机，地勤手里攥着扳手，雷达站的值班员盯着屏幕上的光点。
丘吉尔又说：“我们将在海滩作战。”
德国的入侵计划，卡在英吉利海峡对岸。英国的军队、工厂、舰队没有白白摆在那里，因为有人在最黑的时候把方向钉住了。
军队再强大，经济再富足，武器再尖端，没有伟大领袖，全都白瞎。
同样的画面，二十五年后出现在东南亚。
一九六五年八月九日，新加坡突然独立。李光耀坐在镜头前，眼圈发红，纸放在桌上，手指压着边角。
这个国家太小了。
没有腹地，淡水还要靠外面，街头有失业的人，族群之间也不安稳。李光耀宣布新加坡从这一天起成为自主、独立的国家，话讲完，人却哭了。
哭完还得办事。
港口要转起来，外资要请进来，学校里英语和母语一起教，公屋一栋栋盖起来。年轻人早晨挤公交去工厂，母亲在组屋楼下买菜，码头上的吊臂从白天转到夜里。
到二〇一三年，新加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到五点五万美元上下。一个没有资源的小岛，靠的是一套咬住不放的治理办法。
换一个摇摆的人，水龙头、码头、工厂，可能都只是账本上的名词。
可历史也有另一面。
一九八五年，戈尔巴乔夫走进克里姆林宫。苏联有核武器，有坦克集群，有庞大的工业体系。
硬家底摆在那里。
可改革一开头，经济没有稳住，政治先松了扣子。工厂不知道听谁的，党组织一层层散掉，街头上的口号越来越乱。
一九九一年八月，坦克开上莫斯科街头。履带压过路面，士兵坐在车上，车下的人群围着喊。
几个月后，红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
戈尔巴乔夫后来承认：“我无法推卸自己有导致苏联解体的责任。”这话说出口时，那个曾经让世界紧张的超级大国，已经拆成了十五块。
核弹还在，国家没了。
利比亚也有过石油，有钱，有武器。二〇一一年，班加西的抗议声起来，枪声跟着响。卡扎菲在电视里挥着拳头，拒绝退场。
三月以后，北约飞机飞过天空，政府军被炸，反对派一路向西。十月二十日，苏尔特附近的尘土里，卡扎菲被抓，随后身亡。
石油管线还在地下，油田还在沙漠里，可各派武装把国家撕成几块。曾经能换来福利的资源，变成了争夺的理由。
明朝末年，也不是没有兵。
崇祯十七年三月，北京城外风沙扑面。李自成大军逼近，城门里的官员各找退路，欠饷的士兵早没了死守的心气。
十九日清早，崇祯带着太监王承恩，从玄武门往煤山走。树枝还湿着，袍角沾了土。
一个王朝就挂在那棵树上。
再看一九四九年的中国，家底薄得多。钢产量低，工业门类不全，许多地方还在修补战争留下的伤口。
可方向定住了。
土地改革、工业建设、国防科技、改革开放，一步一步往前接。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开下生产线，第一颗原子弹爆响，南方的特区亮起灯，工厂的机器声压过了旧日的荒凉。
国家这艘船，怕的不是一时风浪大，怕的是舵盘没人握，罗盘没人看。
伦敦的地下室里，市民抱着毯子听空袭警报；新加坡组屋楼下，孩子背着书包去上学；莫斯科的冬天，克里姆林宫上空换了旗；苏尔特的土路旁，枪声散去，只剩尘土。
船好，油满，炮也亮。
可到了浪头上，真正决定生死的，还是那个站在舵前的人！
参考资料
一、人民网：《戈尔巴乔夫：我无法推卸有导致苏联解体责任》
二、新华网：《小国总理成就历史伟业》
三、国家统计局：《新中国六十周年：从一穷二白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历史跨越》
四、人民网：《崇祯·煤山·鹿马山》
五、新华网：《经济内伤 外部干预打开魔盒 利比亚陷入严重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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