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天，他几乎没睡过一个安稳觉。白天要在乡村里动员青年，组织宣传队、运输队，晚上还要去参加县里的紧急会议。谁都知道，日军正在向晋察冀根据地压过来，狼牙山方向成了焦点。会议上有人低声说：“要是让敌人从山口插进来，后面这一大片村庄都得遭殃。”余药夫在一旁听着，心里明白，这些话不是危言耸听。
有意思的是，当时在易县的干部和战士们并不知道，几天之后，狼牙山上那场著名的阻击战，会被写进史书；更不知道，山崖下隐蔽处的一次偶遇，会把几个人的命运牢牢系在一起，一系就是几十年。
一、晋察冀根据地与狼牙山的险局
1941年秋，晋察冀根据地面临的局势非常严峻。日军实行“扫荡”“围剿”，试图切断根据地同外界的联系，摧毁八路军的地盘。易县、涞源一带山高路险，既是屏障，也是要冲。狼牙山所在的地带，就是一块关键区域。
狼牙山区的群众，大多已经习惯了山里忽远忽近的枪声。八路军在这里建立了抗日政权，组织民兵，修路运粮，打游击战。部队与百姓之间的关系紧密，很多村庄里，战士和群众一起吃饭、一起劳动，家家户户都有人在参战、支前。
在晋察冀军区一分区第1团里，有一个第7连。这个连队的第6班，班长叫马宝玉，副班长叫葛振林，班里还有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都是硬骨头。1941年9月25日，他们接到命令，掩护部队和附近群众向后方转移，掩护方向就是狼牙山一线。
那天一早，山谷里雾气还没散完，队伍已经开始往后撤。第6班留在山坡上，做好战斗准备。简单说，很直接：主力撤退，他们堵口。明知道危险，却没人退缩。这种作战方式，在根据地并不罕见，但后来能被记住的，是他们这一天在狼牙山上发生的事。
战斗打响后，敌人的兵力明显占优，火力也重。第6班依托山地，打了一个又一个火力点，不停变换位置。半天时间，他们把山路上的敌人拖得死死的。弹药一点点见底，人一个个负伤，但撤退的部队和后面的群众，终于有了腾挪的时间和空间。
在晋察冀根据地的战史中，像这样的阻击战不止一例。不同的是，这一战的结局，后来广为人知：当弹药耗尽，敌人逼近，他们做出了跳崖的选择。
二、五壮士跳崖与两人的生死一线
关于狼牙山五壮士的事迹，很多人早已熟悉。1941年9月25日下午，战斗进入最后阶段，第6班的五个人已经弹尽粮绝。敌人一步步压上来，山坡上的掩体被炮火掀开，树被打断，石块滚落。继续固守，意味几乎必死，可就算如此，他们仍然没有退路可选。
经短暂商议，第6班决定把最后一个阵地打成空弹，然后集体转移到崖顶。面对着敌人的追击和山下的深谷，五人高喊着口号，纵身一跃。这一刻的决意，后来被概括为“宁死不屈”。
崖下并不是平地，而是乱石嶙峋的山坡和荆棘。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在跳下后壮烈牺牲。葛振林和宋学义则在跌落过程中意外挂在山腰的树杈上，虽然重伤，却保住了一线生机。
这种“挂树杈”的细节，听上去有些戏剧化，但在山地战中，类似状况并非没有发生过。两人从昏迷中醒来时，头昏眼花，全身疼痛，手脚都带着血迹。对他们来说，战斗已经结束，新的考验却刚刚开始——如何在敌人搜山的情况下，从山崖下活着走出去。
试想一下，当天色开始暗下来，山谷里逐渐安静，只有偶尔的喊声和枪响传来，两名带伤的战士在山坳间摸索着出路，身边没有战友，也没有明确的方向。右边是陡坡，左边是乱石，身后的崖顶还有敌人，他们只能凭借多年的山地经验，朝着认为可能有我军活动的区域慢慢挪动。
葛振林的头部受伤严重，后来留下了醒目的疤痕。宋学义也带着多处伤，行走困难。两人一步一停，彼此搀扶。过程中，他们必须避免在山道上留下明显痕迹，以免引来敌人追击。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意外，都会让刚刚从崖下捡回来的性命，再次悬于细线之上。
在狼牙山区，战士们通常知道附近可能存在联络点或隐蔽场所，比如小庙、道观、山洞等等。对于葛振林来说，能坚持走下去的动力，是希望尽快与部队或地方干部取得联系。谁也没想到，他们在黑夜里等来的，是一个同样在山间摸索、带伤行动的人——余药夫。
三、山中偶遇：青年救国会主任的另一场战斗
当天夜里，易县青年救国会主任余药夫，也在狼牙山区经历着生死考验。白天，他去参加县里的重要会议，传达上级关于应对“扫荡”的指示。会议结束后，为了不被敌人发现行踪，他选择了较为隐蔽的山路回区里。
山路崎岖，夜色深重，敌人的火力不时压向山间。行进途中，他被山上的绊线或石块绊倒，跌落山坡，造成伤势。所幸他及时隐蔽，没有被搜山的敌人发现。就在这种惊魂未定的状态下，他在山谷中遇到了两名衣衫破烂、满身血污的八路军战士。
“同志，你是哪一部队的？”夜风里，一个沙哑的声音问。
“晋察冀一分区1团7连6班……我们是掩护部队撤退的。”其中一人艰难回答。
余药夫仔细打量，虽然光线差，但凭借经验，他判断这是真正的八路军战士，而不是伪装的敌人。在战时，各类情报人员、特务活动，必须多留一份警觉。但在这片山谷中，三个人很快形成了基本信任。简单交流后，他们确认敌情很紧，必须尽快找地方躲藏，恢复体力。
“你们跟着我走，前面有个道观，应该能找到些东西。”余药夫咬着牙，做出了决定。
有人劝他：“你自己也受了伤，何必多管？”对于一个地方干部而言，保护自己以随时参加工作，确实是现实考虑。但他只答了一句：“现在不是讲这个的时候。”
几个人相互搀扶，在山中艰难前行。敌人的搜山枪声时远时近，照明弹偶尔划过夜空，白光瞬间照亮山壁，三人不得不贴着石块静止不动。等光线退去，他们才继续慢慢挪动。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干部带路”的场景，在抗战时期并不罕见。青年救国会作为群众组织，既负责动员青年参加抗战工作，也在情报传递、伤员掩护、物资运输等方面起到辅助作用。很多地方干部，没有正式军衔，却常常身在前线，承受同样的危险。这一次，余药夫充当的不只是一个联络员，更是两名重伤战士的“向导”和救护人。
四、棋盘坨道观的灯火与军民互助的细节
几经周折，三人终于在夜里摸到了棋盘坨附近的一处道观。这本来是山中香火寥落的小庙，却因为八路军早先的安排，而成为临时的隐蔽点。推门而入，屋里没有僧众的声响，只有淡淡的粮食气味。
在昏暗的环境里，他们发现了用大锅焖好的饭菜，是部队之前留下准备的储备粮。对刚从战场、山谷中拼命闯出来的人来说，这就是雪中送炭。三人简单清理伤口，分食这些来之不易的食物。后来有细节提到，余药夫巧手炒了韭菜饭，既充饥又能快速补充体力，这些生活化的描写，很能说明当时的紧张中仍不失朴素的温暖。
葛振林抬手摸了摸还在流血的头，在简单回答后，众人的情绪并未放松，因为此时刀口并未远去。敌人随时可能再度搜山，道观的安全也只是暂时。夜深时，有人因为过度疲劳而说起梦话，吓得其他人以为敌人已经摸到门口，一度紧张得握紧武器，准备再拼一场。这类细节，在不少回忆中都有类似记载，说明战时人们的精神高度紧绷，稍有风吹草动就会产生极大的心理压力。
道观的主持李元忠，也在此时与几人接触。他知道不久前这附近发生了激战，也听说有战士从崖顶纵身跃下。他用简短的话说明了山上刚刚发生的事：五人齐跳，三人不见踪影，后来在山腰才有人发现有痕迹。这些零碎的信息，逐步拼成了完整的战斗拼图。
在棋盘坨这个隐蔽处，军人和地方干部共同度过了一个紧张而重要的夜晚。食物、庇护、信息，在这一刻集中体现出“军民一体”的真实含义。很多英雄故事里，战斗场景往往被强调，而像这样军民互助的细节，则容易被忽略。不得不说，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事情，实质上支撑起了抗战的整个底层结构。
第二天，等敌人的行动略有松动，几人按照安排，分批向附近的我军联络点转移。这次转移行动，使葛振林和宋学义得以脱离孤立状态，重新回到部队系统里，后续接受治疗和组织上的安排。
五、战争结束后的长久失联与艰难寻人
抗战胜利后，随着全国形势的迅速变化，晋察冀根据地的部队和干部组织发生了大规模调动与重组。许多战士被编入新的部队序列，奔赴不同战区；地方干部则被调往各地，从事政权建设和教育工作。就这样，在某一个节点，1941年狼牙山下道观里那几个人的生活轨迹，出现了分岔。
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通信条件远不如后来。信件往来受制于交通、组织安排甚至工作保密等因素。对于很多在不同岗位上忙碌的人来说，曾经战场上的相识，往往只能留在记忆深处，难以主动延伸成日常联系。
余药夫后来被调到河北，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参与师范教育事业，最终担任河北师范大学的副校长。他的工作重心，转到课堂、教材以及学校管理上，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在狼牙山下那次救援，也没有忘记那个头部带伤的副班长。
关于葛振林，在战后随部队的调动，他的生活轨迹也远离了狼牙山所在的河北山区，多次转战，最后在南方地区工作、生活。身份在变，地域在变，人也在一天天老去，唯有那段经历，在心里固定不动。
1964年，余药夫在广西贵港工作，一次看到有关部队活动的报道，报道中提到一位参加过“狼牙山五壮士”战斗的老战士。他仔细对照时间、地点、人物信息，敏锐地意识到，这很可能就是当年在山谷中被他扶着走到棋盘坨道观的那个人。
“要不写信试试？”身边的同事提醒。
“人都过了这么多年了，不知道还能不能联系上。”话虽这么说，余药夫还是动了心。
在当时的条件下，仅凭一则报道中的姓名和模糊地址，要找到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多次调动的军人，并不容易。组织部门的工作安排、部队番号的变更、个人家庭情况的变化，都会让寻人变得复杂。再加上工作繁忙，这次萌生的联系念头，并未立刻实现。
1971年，宋学义因病去世，使那次山谷中的三人组合少了一人。如果说狼牙山战斗是一次战术阻击，那么战后的这些散落命运，则体现出战争对人的长远影响——并不是所有故人都能在和平时期相聚。
直到1981年前后，随着媒体报道逐渐增多，英烈事迹在各地相对集中地被整理与宣传，余药夫终于再次在报纸上看到“葛振林”这几个字。报纸不仅写到他的战斗经历，还有生活所在城市的线索。这一次，他没有犹豫，拿起笔，在报纸上公布的联系地址所对应的城市，写了一封长信。
信中，他简单回忆了1941年狼牙山下的情景，说明自己当年是易县青年救国会的干部，并着重提到了棋盘坨道观、那锅焖饭、夜里梦话惊醒的细微片段。这样的细节，如果真的是亲身经历的人，就不会认错。
不久之后，回信到了。权衡时间、地点及细节，两人都确定：彼此正是对方记忆中的那个人。这种确认，并非简单一句“我就是”，而是通过许多关键现场的共同记忆，层层对照，最终建立起信任。
这段长久失联又终于穿透时空的联系过程，反映出一个现实：在信息尚不发达的年代，战时结下的情谊，要想在和平时期重新找到出口，并非易事。很多人等了一辈子，也不一定能找到曾经在生死关头出现过的那个身影。
六、1986年重返狼牙山：一句问话背后的分量
时间来到1986年，狼牙山五壮士的纪念碑在山脚下逐步建成。从1941年到这一年，整整过去了45年。曾经的青年战士、青年干部，如今已是满头华发。那年的9月25日，相关部门组织纪念活动，邀请当年的幸存者和相关人员参加。
在众多受邀者中，有一个名字特别醒目——葛振林。这位曾在狼牙山崖顶纵身而下的副班长，现在再次踏上曾经的战场旧地。同行者里，有地方干部、有部队代表，还有很多关心这段历史的人。他在山路上慢慢往上走，每一步都带着回忆。
站在狼牙山附近的山道上，他再次看到了棋盘坨方向的山谷。那片曾经令他痛苦又感激的地方，如今已经没有枪声，没有敌人，只有纪念碑和茂密的树林。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在人群里静静地看着他，那人的目光，不是普通参观者的好奇，而是一种久别重逢前的凝视。
两人走近，停下。沉默片刻后，那位已经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先开口了。
“还记得我吗？”余药夫的声音不高，却足够清晰。
葛振林愣了一下，下意识地摸了摸头上的疤痕，随后看向他，眼神变得笃定：“棋盘坨道观，焖饭……怎么会不记得？”
这一问一答，看似简单，其分量却很重。45年的时间，把很多细节磨淡了，把很多名字埋在档案和记忆里，但有些瞬间，是在枪火和血泊中烙下的，不会被抹去。那一句“还记得我吗”，不是普通客套，而是对战时共同经历的确认。
纪念活动中，两人一起在碑前驻足。有人提议合影，有人请他们签名留念。他们没有过多的激动言辞，只是在有限的时间里，把当年的经历又对了一遍：山谷、跌落、相遇、道观、转移。几段简短的对话，就足够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骨架。
“要不是你那天在山里把我们领到道观，我和老宋只怕不一定出得来。”葛振林说得平静，但逻辑很清楚。
“那天，你们也是冒着危险。换作别的人，也会这样做。”余药夫不把功劳揽在一人身上，而是把其看作抗战中军民互助的自然体现。
这种对话，反映出他们对那段历史的看法：英雄事迹不是孤立的动作，而是在特定环境下集体意志的体现。战士的英勇，与干部的担当，以及群众的支持，构成了完整的抗战图景。
七、余药夫晚年的坚持与五壮士精神的传播
重逢之后，两人通过书信保持联系。葛振林的工作、生活情况，余药夫的大致近况，都在信纸上留下一笔笔记录。对于已经走过大半生的人来说，这种联系本身，就是对青年时期经历的一种延续。
在出版问题上，他并没有太多现成的资金支持。据相关回忆，他为此向亲朋好友借款，请人协助排版、印刷。这种为宣传抗战事迹而承担的个人经济压力，也说明，当时有不少英雄故事的续写并不是自然而然完成的，而要依赖具体人物的主动投入。
在这段过程中，有医生朋友赵景春给予了不少帮助。赵景春不仅在医疗上关照余药夫，还协助联系出版事宜，让更多人能看到狼牙山五壮士背后的军民故事。通过这些共同努力，一些图书、资料得以问世，丰富了人们对那场战斗和相关人物的认识。
在书中，余药夫不仅写到崖顶战斗，还详细记录了棋盘坨道观中的情景，说明地方组织和干部在大战背景下所承担的工作。通过他的笔墨，一个原本容易被忽略的角色——青年救国会主任——得以在更大范围的叙述中出现，补充了抗战史上的一个拼图。
1990年10月1日，他专程赴洛阳拜访宋学义的遗孀李桂荣。在简短交谈中，他向李桂荣说明当年在山谷相遇、一起走到道观的经过，让这位牺牲战士的家属对丈夫生前最后一段经历有了更具体的了解。这样的拜访，对家属来说，是一种心理上的交代，对历史记载来说，也是一次实地补证。
2004年2月20日，余药夫因病在河北石家庄去世，享年82岁。他的遗体按其意愿捐献给河北医科大学，用于医学研究。这一选择，与他在战时所表现出的“个人服从整体”的思路是一致的——生命服务于更大需求。
在狼牙山的纪念碑前，人们往往会想到五壮士本身。但若把视线稍微往外推一点，就能看到更多人的身影：掩护撤退的无名战士，在山村运粮的民兵，在枪声中坚持开会的县区干部，在道观里留下焖饭的炊事员，夜里为伤员烧水的主持人，以及多年后仍在讲述这些事的老教师。葛振林与余药夫之间那句“还记得我吗”，正是这些身影之间关联的一种凝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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