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蒋介石刚在台北复出，曾亲自召见蒋鼎文，有意让其重新出山主持军务，这位当年以忠诚著称的 “五虎上将” 当场回绝，事后更对亲友撂下一句粗话：“现在已经搞成这个样子，我还当什么鸟官。”
蒋鼎文的军事起家，靠的是实打实的战功。他毕业于浙江陆军讲武堂，黄埔军校成立后担任第一期学生队区队长，是蒋介石最早的嫡系班底。
1925 年棉湖战役中，时任教导第一团第一营营长的蒋鼎文身先士卒，左肺被子弹贯穿，当场倒在尸堆中，战后被勤务兵拼死救出，送医抢救半年才捡回一条命。
钱大钧在战后记述中称其 “奋不顾身，擢为首功，足为革命军人之楷模”，何应钦也在多年后的棉湖战役纪念会上提到，蒋鼎文的负伤是东征以来最惨烈的一幕，其悍勇为全军树立了标杆。
真正让蒋鼎文声名鹊起的是 1930 年的中原大战。
时任第二军军长的蒋鼎文率部转战陇海、津浦两线，数旬之间往来奔袭，哪里阵地告急就出现在哪里，曾创下三天急行军两百公里的纪录，忽而迂回、忽而突击，飘忽不定的打法让冯阎联军防不胜防，“飞将军” 的名号就此传开。
刘峙在战后回忆里曾提到，蒋鼎文的第九师与自己的第一师、顾祝同的第二师是中央军最能打的三支主力，三人常并肩作战，蒋鼎文总说 “我们三个师靠拢点，要死大家死在一块”，那时的蒋鼎文确实是敢打硬仗的将领，蒋介石也在军事会议上公开评价 “铭三用兵，能进能退，可速可久，为我军不可多得之将才”。
只是这份军人底色，在权力和金钱的腐蚀下消退得极快。
蒋鼎文出身农家，其父本就嗜赌，他早年在浙军当连长时就曾输光全连伙食费，被迫连夜逃跑，发迹后赌瘾更是变本加厉。
中原大战胜利后，他与顾祝同、上官云相在郑州会师聚赌，一夜之间输光了全师三个月的薪饷，第二天军需处要发饷时他两手空空，只能硬着头皮去找蒋介石请罪。
蒋介石震怒之余，勒令顾祝同退还赌款，顾祝同推说钱已犒赏官兵无法追回，蒋介石最终还是开了一张五万元的支票帮他填平窟窿，既没有撤他的职，也没有任何实质性处分。
这种对嫡系将领的无底线纵容，成了蒋鼎文急速腐化的催化剂。此后他官越做越大，捞钱的门路也越来越广，在宁波任警备司令时就勾结银行老板投机经商，挪用军款经营煤栈发国难财；主政陕西、担任西安行营主任期间，更是利用职权大肆贪腐，他的私人账房陆怡霖曾私下对人说，西北首富毛虞琴、古凤翔的财产，只不过是蒋鼎文的零头。
日军在黄河北岸驻扎时，曾专门印制宣传画，画中的蒋鼎文一手抱美人、一手提钞票，极尽嘲讽，这幅画在豫北流传甚广，成了他腐化形象的生动注脚。
私生活上，蒋鼎文同样毫无节制，已有一妻两妾仍四处寻花问柳，曾看中京剧名角粉牡丹，以唱堂会为名试图霸占，对方不甘受辱越窗而逃，戏班演员遭毒打、戏箱被砸，此事一度在西安闹得满城风雨。
因为长期生活混乱，蒋鼎文染上严重性病，不得不常年带着花柳病医生杨槐堂在身边，杨槐堂也凭着这份 “功劳” 一路升到了军医处长，成了西北军中人尽皆知的笑谈。
西安事变是蒋鼎文政治生涯的顶峰，也彻底坐实了他在蒋介石心中 “亲信” 的地位。
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爆发时，蒋鼎文正担任西北 “剿匪” 军前敌总指挥，与蒋介石一同被扣。危急关头，他主动请缨作为信使往返西安与南京，一方面向南京方面传递张杨的和平主张，驳斥何应钦等人武力讨伐的论调，一方面居中斡旋和谈条件。
张学良后来在机场接他返回西安时曾拍着他的肩膀说 “铭三兄，你是好汉，果然不怕死，又回来了”，蒋鼎文则答 “副司令是大好汉，我是小好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内部对他评价极高，郭紫峻记述其 “防危于万虑丛错之倾，杜变于事机仓猝之会，贡献于领袖国家者，何可言胜”，这份临危护主的功劳，成了他此后多年仕途的护身符，哪怕劣迹斑斑，蒋介石也始终对他网开一面。
后来，蒋鼎文的军事生涯彻底破产，是 因为1944 年的豫中会战。
当时，他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身份坐镇洛阳，统辖四十余万大军，却与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势同水火，各自为政，互相拆台。
他曾当着李宗仁的面抱怨，汤恩伯眼睛长在头顶上，根本不把他这个司令长官放在眼里，还常常去蒋介石面前告御状，自己处处受掣肘，这个位子早就不想干了。
抱怨之余，蒋鼎文在军务上确实毫无作为。大战在即，日军在黄河北岸修桥、调兵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蒋鼎文却毫无应对部署。
据战区参谋人员后来回忆，战前的多次军事会议上，蒋鼎文对敌情判断、作战方案一概没有要领，通篇只在强调军官眷属、笨重行李如何向后方转移，对前线兵力调配、防线布置全无头绪。
1944 年 4月，日军发起进攻后，第一战区指挥体系迅速瘫痪，蒋鼎文既没有统一的作战计划，也调不动汤恩伯的嫡系部队，只能被动挨打。
蒋介石在重庆急得日夜不停打电话，直接指挥到军师一级，他在日记中痛斥蒋鼎文狡黠推卸责任，事事都要报请批示，自己形同代行战区参谋职权。
短短三十多天里，第一战区丢失三十八座县城，伤亡被俘近四万人，洛阳沦陷，第 36 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在撤退中阵亡，甚至有溃兵被豫西民众自发武装缴械，汤恩伯化装成伙夫才得以脱身，蒋鼎文本人也在混乱中仓皇西逃，一度连长官部的电台、密码本都散落丢失。
这场被称为 “八年抗战未有之大耻” 的惨败，蒋鼎文作为最高主官难辞其咎，国内舆论哗然，要求严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1944 年 7 月，蒋鼎文主动引咎辞职，这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少有的因战败主动去职的高级将领。他自己坦言，这是 “治军从政四十年来最大的挫折”，但这份挫折并没有让他反思军务，反而彻底断了他在军界发展的念头。
离开洛阳后，他再也没有碰过兵权，转头扎进了商界，在南京开砖瓦厂，在上海办轮船公司，靠着早年积累的人脉和资本，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1947 年他携家眷游历欧美十一个国家，名义上是考察，实则是为后路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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