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朱光潜写下《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与青年探讨读书修身之道和美学品格。文字全无说教气息，一如长者围坐灯下，与晚辈娓娓谈心。
这份以书信传情、以生命共鸣生命的传统，长久浸润着无数读书人。当然还有第十三封信，那是朱光潜写给自欺欺人的朱光潸的，启迪我们要做诚实的人，人生应该光明磊落。
如今，我在灯下读济南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这套“十二封信”书系（《给校长的十二封信》《给青年教师的十二封信》《给班主任的十二封信》），三册小书，封面清雅淡致、可随身携带、随时品读。
通篇读罢，那些画面呈现的情境在我眼前不断闪亮，书中饱含的教育温情与真知让我温暖，让我感悟:教育之路本质上是精神还乡之路，而精神、思想、情感都在书信之中。
程红兵、王君、桂贤娣三位老师承袭书信体裁，分别面向校长、教师与班主任吐露教育心声，分享为学为事为师的真切体验。
三册书籍看似独立成书，实则相融共生，勾勒出完整的教育生态:校长要有立校之魂，青年教师要承教育未来，班主任要担班级育之重任。三者同心协力，共护教育田野，升腾起教育的希望。
于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之间的校长之魂
程红兵先生的十二封信，是一位“书生校长”给予同行者的办学沉思录。这“书生”二字，道尽了他的风骨：既有书斋里涵养出的思想深邃与精神脊梁，又有办学实践中锻造出的果敢担当与照亮现实的穿透力。
熟悉程红兵的人都知道，他酷爱读书，数十年沉潜涵泳于中外教育经典与人文原典之中。
从杜威的“教育即生长”到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从雅斯贝尔斯的“教育是灵魂的唤醒”到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东西方的思想精华在他那里不是生硬的陈列，而是经过其生命与实践反复锻打、已然熔铸一体的教育信仰与行动哲学。
这使得他的言说，既能在理念的高处翱翔，又总能稳稳地落回现实的大地，沉潜教育的内核。
他谈“安安静静办学”，谈不被内卷裹挟，谈让孩子成为“未来世界自由行走”的人。
这安静近乎一种不合时宜的勇气。这安静，绝非懈怠，而是对教育规律的敬畏与遵从，是对“百年树人”之“慢”的艺术的坚守，这是“丰富的安静”“深刻的沉寂”。
他坚信学校应培养能“在未来世界自由行走”的“人”，而非当下考场上精于计算的“得分手”。这一定位，挣脱了短视的桎梏，直指教育的终极目的——人的自由与成全。
最为动人的是那些充满理想主义英雄色彩的细节：他为引进华尔街精英教财商课，不惜以个人前程作保，签下“出事我坐牢”的承诺。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担当，与古代“为往圣继绝学”的书生风骨一脉相承。
程红兵以他的知行合一告诉我们，一位卓越的校长，必须是一位清醒的理想主义者，是校园文化的定海神针；是守护教育本真的“燃灯人”，其光芒所及，便是整个学校的精神海拔；又是“永不毕业的学生”的终身的奋进，其姿态便是校园最美的表情。
于专业精进与生命修行之中的教师之道
如果说程红兵的信是为学校掌舵者绘制航图，那么王君老师的信，则是献给所有在教育路上跋涉，尤其是正处于迷茫与焦虑中的青年教师的一份生命动能与修行指南。
她的故事本身，就是一部关于“成长”最励志的诠释：从川黔交界处大山深处乡镇中学的起点，到立足清华附中的讲台，这条路，她走了二十余年，每一步都刻着“功夫”二字。
她的“青春语文”教学理念、“语文湿地”教研平台，以及等身的著作，固然是耀眼的勋章，但更打动人心的是勋章背后，那份近乎执拗、静水流深的专业精进精神。
她的十二封信，直面青年教师成长的所有沟坎——职业的迷茫、专业的瓶颈、情绪的礁石、家校关系的迷雾……而她所提供的，并非立竿见影的“技巧快餐”，而是一种沉潜的生命态度：“心不乱，世界就不乱。”
这“不乱”的定力，是她用无数个日夜的赛课磨砺、阅读积淀、写作反思熬煮出来的生命原浆。她坚信，只要有一盏灯亮着，教师就会永远有不灭的信念和美好的憧憬。
她坦陈自己也曾有过狼狈与脆弱，不掩饰作为“人”的疲惫与困惑。正是这种毫不矫饰的真实，让她文字中的力量直抵人心。
她告诉后来者：“一生做好一件事”，教育的魅力在于专注与深耕；“爱，是教师的第一基本功”，但这爱需智慧，而非溺妄；“教研，是一种不断追问的生命状态”，是永葆职业青春的源泉。
她以自身为证，将教育诠释为一场温暖的修行，一场在成全学生的同时也在圆满自我的生命历程。
读她的信，你能感受到一团火的温度，这火既照亮了她从山村走向更广阔世界的道路，也温暖着无数同行者的心灵，让人相信，教育的幸福，终究源于向内探寻的深度与向外生长的力度，源于专业的智慧与力量。
于细微之处见万千慈悲的班主任之智
桂贤娣老师的十二封信，是一部爱的“心法”与“行传”。这位从乡村小学走出的全国模范教师，用四十余年班主任生涯的点点滴滴，凝练出“因生给爱”四字真言。这是一种超越了本能情感、升华为教育智慧的“慧爱”。
她著名的“每周三问”——“你爱你的学生吗？你会爱你的学生吗？你的学生感受到你的爱了吗？”——如暮鼓晨钟，敲打着每一位教育者的心。它尖锐地指出：爱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需要被接收到的信号；自我感动式的付出，并非教育的终点，而这一切都得以尊重为前提，因为康德说”尊重先于爱”。
她的信中流淌着无数鲜活的、带着温度的故事：她用一块豆腐教会孩子何为责任，用一顶小红帽呵护一个化疗女孩凋敝的尊严……这些故事里没有宏大的叙事，却在最为细微的寻常处，闪耀着教育最本真，也最慈悲的光芒。
毫不夸张地说，桂贤娣的教育，是一种“在场”的哲学。她的身影，不仅在教室的讲台前，更在学生的家庭里，在孩子们成长的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角落。她提前到校打扫教室的晨曦，自费更换窗帘的细心，都是“爱”最质朴的注脚。
她说：“只有幸福的教师，才会教出幸福的学生。”这句话，道出了教育中一个常被忽略的真理：教育者的生命状态，本身就是最重要的课程与养分。
班主任，作为与学生生命联结最紧密的角色，其情感的温度、人格的亮度，以及智慧的道德之光，直接定义了孩子感知世界的底色。
于书信载体与教育本质之间的精神返乡
当我们将三部书并置，一条清晰的脉络便浮现出来：它们共同完成了一次对教育本质的深度叩问与多维度回应。
程红兵在治理层面，守护的是作为“家园”的学校的自由与完整；王君在专业层面，点燃的是作为“志业”的教学的激情与创造；桂贤娣在关系层面，践行的是作为“仁术”的教育的体贴与慈悲。
视角各异，角色不同，却最终殊途同归，共同指向“人的成全”这一教育的终极关怀。
而“书信”这一载体的选择，在当下尤具深意。在效率至上、沟通速食化的时代，书信所代表的慢速、深度、真诚与郑重，恰恰是对抗教育浮躁化、工具化的一剂良药。
它迫使作者与读者都慢下来，进行一场专注的、交心的精神对话。这三部书，是“做”出来的教育学，带着课堂的烟火、学生的笑语、现实的矛盾与突破的欢欣。它们的价值，不在于构建完美的理论体系，而在于展示了教育在当下中国依然可以保有的美好样态与精神高度。
在 “简缩时代”，教育时常被简化为分数、被异化为竞争工具的时代，这套小书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温和而坚定的宣告：教育，终究是心灵与心灵的相遇，是生命对生命的唤醒。它或许不能提供立刻解决所有难题的万用钥匙，但它能给予我们澄澈的目光、安宁的内心和坚定的脚步。
阅读它们，仿佛在教育的漫漫长路上，遇到了三位智慧的引路人。他们不言高深，只是将那些历经时光淬炼的道理，连同他们全部的热忱与真诚，在纸页间，娓娓道来，静待回响。
而这，正是一场真正的精神还乡——回到教育最初的爱、智慧与勇气之中。这，便是朱熹所言说的“小学之方，乃复其初”。此小学，乃基础教育也，乃为师之学也。
文章转载自转载自《中国教育报》，原标题：《精神还乡:在书信与教育之间——“十二封信”书系的传递与召唤》，2026年7月1日发布。
本文作者：成尚荣，江苏省教科院研究员，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指导组专家、中小学教材审查专家，明远教育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于漪教育思想研究中心顾问、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当代教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编辑：孙彦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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