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日本对赴日中国游客挥起 “涨价刀”，把单次入境签证费提高到原来的五倍，想通过向外国游客转嫁压力来填补自己的缺口。对于日本的这一单边行为，中国随即出台政策进行反制，新《民用航空法》于7月1日开始实施，对外国航空器飞越领空的申请和收费作出了规定。一来一去间，日本航空业首当其冲受到冲击，而它本就岌岌可危的财政状况更加不稳，高市早苗正处在内外交困的两难境地。
从7月1日开始，日本实行了签证费和离境税同时涨价的新政策：单次入境签证费由原来的3000日元涨到15000日元，涨幅达到400%，这是日本自1978年以来第一次提高签证费用；同时，“离境税”即国际观光旅客税也由原来的每人1000日元涨到了3000日元。
日本官方对外表示，新增的费用会用来改善旅游设施，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实际上是把自身的经营和财政压力转嫁给了游客。作为日本入境旅游最大的客源国，中国游客承担了此次签证费涨价新增收入七成，成为了日本涨价政策的主要买单人。对于日本来说，对游客加价是最快捷最直接的“增收方式”，但是也暴露出它面对危机时的短视和被动。
日本单方面提高签证费、损害中国游客利益的行为很快受到了中方的政策回应。自7月1日起，《民用航空法》修订版开始施行，其中规定了所有外国民用航空器进出我国领空都必须依照双边协议或者经民航主管部门批准，并按照规定缴纳相应的过境费。这既是中国对领空主权和民航管理进行常规操作，也是国际通行做法，也是对日本单方面加价行为的一种有力反制。
新规正好戳穿了日本航空业几十年来一直存在的“隐形福利”。过去几十年来，由于我国相对宽松的领空过境政策，日本往返于欧亚之间的航班中，超八成会经过我国空域。这条航线可以为每一趟航班节约数个小时的飞行时间，大大降低燃油费、机组排班等运营成本，粗略估算，日本航空公司每年因此减少的过境相关费用大约为70亿元人民币。
新规实施后，日本航空公司面临两难选择：是按规定支付过境费，还是绕行东南亚、中东航线来增加航程。不管哪一种选择，都会使运营成本大大增加。全日空之前已经发出了警告，由于空域政策调整等原因，公司全年净利润可能会减少43%，日本航空业的舒适期就此结束。
只靠提高票价来弥补日本财政上的缺口是不行的，这次签证费上涨，实际上就是日本面临巨大债务压力下的无奈之举。
据日本财务省今年5月公布的数据，到2026年3月底为止，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已经达到1343.84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创下新高，债务占GDP的比例超过了260%，位居主要经济体之首。2026年度日本财政预算规模为122.3万亿日元，其中仅国债本息支出就达到了31.3万亿日元，占到财政收入的近四分之一。更严重的是，年初预算批准后仅仅两个月，日本政府就又增加了3.1万亿日元的追加预算，财政收支已经由盈转亏，完全依靠举债来维持运转。
更深层次的危机是，日本维持了数十年的债务循环模式已经行不通了。以前日本依靠零利率政策和央行大规模购买债券来降低债务成本，勉强维持着“借新还旧”的循环。但为了应对日元贬值和输入性通货膨胀，日本央行不得不进入加息周期，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创下了29年来的新高，政府利息负担急剧上升；另一方面，日元汇率跌到了近四十年来的新低，央行多次干预汇市收效甚微，货币政策陷入“加息怕爆债、不加息怕汇率崩”的两难境地。
高市早苗的施政路线，又使本来就很脆弱的财政更加恶化。一边推行食品消费税减免等减税政策，每年新增数万亿日元的税收缺口；一边继续扩大军力，到2026财年防卫费将达到9.04万亿日元，连续14年增长，大肆采购远程攻击性武器、加快“再军事化”进程，同时还要拿出大量资金来补贴半导体等战略性产业。收入不断减少，而支出却不断增加，财政赤字只能靠发行新债来填补，债务雪球越滚越大。一旦市场对日本债务可持续性失去信心，出现国债抛售潮，债务链断裂的风险就会很快爆发。
按照常理来说，在领空政策调整带来成本压力的情况下，更加务实的做法是通过外交协商来讨论航线优化、费用减免等方案。但是日本选择了最简单也是最短视的做法，即“向游客加价”，并不是日本不愿意谈判，而是高市早苗内阁亲手把谈判的道路变窄了。
目前中日关系出现困难的原因是日本在台湾、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所做出的一系列错误行为。高市早苗上台之后，不仅公开宣称“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还在不断推动防卫预算增长、加快军备扩张的同时，在我国的核心利益问题上屡次踩红线。一方面对中国的核心利益进行挑衅，另一方面又想要在经贸、空域等领域占便宜，这样的逻辑本身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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