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哥的车停在我那三间破瓦房门口时,我正在院子里剥玉米。

车灯晃得我眼睛疼。

那车我认识,奥迪A8,县里就一辆,县委书记的座驾。车门一开,下来的人穿着深灰色夹克,皮鞋锃亮,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我愣了足足三秒钟才认出那是我哥。

八年没见了。

他瘦了不少,脸上的棱角更分明了,眼角的皱纹也深了。整个人看着比电视上精神,但走近了我才发现他眼睛底下是青的,像是好几天没睡好觉。

“老二。”他喊我。

声音还是那个声音,但底气足了,沉了。

我手里的玉米棒子差点掉地上。喊了声“哥”,嗓子眼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他走过来,在我对面的小板凳上坐下。那板凳三条腿,有一条是铁丝绑着的,他坐上去晃了一下,我赶紧说“换一个换一个”,他摆摆手说没事。

院子里就我们俩。

头顶上挂着个四十瓦的灯泡,飞蛾扑棱扑棱往上撞。旁边的猪圈里,那头老母猪哼唧了几声。我媳妇在屋里哄孩子睡觉,听见动静探出头看了一眼,又缩回去了。

我哥掏出烟,递给我一根。

中华。

我接过来,自己从兜里摸出打火机点上。他也点了一根,吸了一口,慢慢吐出来。烟在灯光底下散开,像一层薄雾。

“地里今年怎么样?”他问。

“还行,玉米能卖个万把块钱。”我说。

“够吗?”

“凑合过呗。”

他不说话了,又吸了口烟。我知道他不是来问我收成的。我哥这人打小就这样,心里有事的时候话特别少,能憋死你。我爹活着的时候老说他,闷葫芦里憋的都是主意。

我等着。

猪圈那边传来一声响,那头老母猪翻了个身。

“老二,”他终于开口了,眼睛没看我,看着地上那些玉米皮子,“我摊上事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哥是什么人?全县最大的官,县委书记。在我们那个穷县,他就是天。逢年过节,县里大大小小的干部排着队往他家送礼,他连门都不开。这些年我虽然不跟他来往,但耳朵没聋,知道他混得好,混得硬气。

他说摊上事了,那得是多大的事?

“什么事?”我问。

他把烟头扔地上,用脚尖碾碎了。动作很慢,像是在想怎么说。

“有人要搞我。”他说。

“谁?”

“上头的人。”

我没吭声。上头是哪儿?市里?省里?我脑子里转了一圈,想不出来。我对那些弯弯绕绕的事情一窍不通。

“他们查了我三个月了,”我哥说,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隔墙有耳,“账目、工程、人事,翻了个底朝天。”

“查出什么了吗?”

“没有。”他说这两个字的时候,嘴角动了一下,不知道是笑还是什么。“我干净。”

我信。

我哥这人,从小就轴。我爹说他认死理,我妈说他一根筋。当年他考上大学,全村敲锣打鼓送他走,他走的时候跟我说,老二,做人要正,不能歪。那会儿我才十二岁,听不懂。后来他当了官,一路升上去,我听说他在县里搞了不少事,得罪了不少人,但他从来没往自己兜里装过一分钱。

这点我敢打包票。

“那你怕什么?”我问。

他又点了根烟。这回吸得猛,一口下去,半截烟都红了。

“干净没用,”他说,“他们不是来查我干不干净的,他们是来找茬的。”

“找什么茬?”

“任何茬。”

我不懂政治,但“任何茬”这三个字我听懂了。就是鸡蛋里挑骨头,没有骨头也得给你敲出缝来。

“为什么?”我问。

我哥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很复杂,有疲惫,有无奈,还有一种我从来没在他脸上见过的东西——怕。

“因为我挡了别人的路。”他说。

“什么路?”

“县里要搞一个开发区,两千亩地。有人想低价拿地,我不批。”

就这么简单?

“谁想拿地?”

我哥摇摇头,没说名字。

“市里的?”

他还是摇头。

“省里的?”

“别问了。”他说。

我闭嘴了。

夜风吹过来,凉飕飕的。十月的天,白天还行,晚上就冷了。我哥穿得少,我看着他打了个寒颤。我想让他进屋,但屋里孩子睡了,媳妇也在,说话不方便。

“你来找我,是想让我干什么?”我问。

我哥沉默了好一会儿。

“老二,我想把一些东西放你这儿。”

“什么东西?”

他没回答,起身走到车旁边,打开后备箱,拎出来一个黑色的公文包。包不大,但看着挺沉。他拎回来,放在我脚边。

“这里面是什么?”我问。

“我这些年的工作笔记,还有一些账目复印件。”

“你留这些干什么?”

“防身。”

我盯着那个包。黑色的皮子,拉链锃亮,看着就不便宜。跟我脚上那双胶鞋、身上这件十块钱的汗衫完全不搭。

“为什么放我这儿?”我问。

我哥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因为你是我弟。”

这句话把我噎住了。

八年了,他没主动找过我一次。我结婚他没来,我爹去世他来了,磕了三个头就走了,连饭都没吃。我媳妇生孩子,他让秘书送了两千块钱来,人没露面。村里人都说我哥当了官就不认穷亲戚了,我没辩解过,因为我自己也这么觉得。

但现在他坐在我面前,跟我说“因为你是我弟”。

“你信我?”我问。

“信。”

“为什么?”

“因为你是我弟。”他又说了一遍。

我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灯光底下,他脸上那些皱纹像是刀刻的。四十出头的人,看着像五十。我突然想起来,他小时候不是这样的。那会儿他爱笑,带着我下河摸鱼,上树掏鸟窝,跟个野猴子似的。后来上了大学,进了机关,人就变了,变得我都不认识了。

“行。”我说。

我哥明显松了口气,肩膀都塌下来了一点。

“这东西放你这儿,谁都别告诉,”他说,“包括你媳妇。”

“我知道。”

“如果有人来问,你就说什么都不知道。”

“好。”

“如果——”他顿了一下,“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你就把这个包交给省纪委的刘处长。联系方式在包里面。”

我心里一紧。

“你会出什么事?”

“不知道。”他说,“可能不会,可能会。”

“有多严重?”

他又点了根烟,第三根了。手有点抖,打火机打了两次才点着。

“最坏的打算,”他说,“进去。”

“进去”这两个字像块石头,砸在我心口上。

我哥,县委书记,进去?

我脑子里嗡嗡的。我想象不出来那是什么场面。我们那个穷县,几十年没出过什么大官,我哥是头一个。村里人虽然背后嚼舌根,但提起我哥还是竖大拇指的。我爹活着的时候,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我哥当了官,逢人就说。

他要是进去了,我爹在坟里都得翻身。

“你确定他们能搞倒你?”我问。

“不一定,”我哥说,“但我得做准备。”

“什么准备?”

“最坏的准备。”

他又看了一眼那个包。

“老二,这东西比我的命重要。”他说。

我愣住了。

“什么意思?”

“这里面记的东西,不光是我的事。还有别人的事。”

“谁的事?”

他没说。

但我看他的表情,就知道那些“别人”不是一般人。能让一个县委书记怕成这样的,能是什么级别?

我不敢想了。

“你放这儿吧。”我说。

我哥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那只手挺重,拍得我肩膀往下沉了一下。

“老二,这些年——”他开了个头,没说下去。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

“行了,”我说,“你是我哥。”

他点了点头,转身往车那边走。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

“爹的坟在哪儿?”

“后山,老地方。”

“我上去看看。”

“现在?”

“现在。”

我看着他的车灯在后山那条土路上晃悠,越来越远,最后停在了半山腰。那上面是我们家的祖坟,我爹我妈都埋在那儿。

我拎起那个包,进了屋。

媳妇还没睡,靠在床头看手机。见我拎个包进来,问我是什么。我说我哥的东西,放这儿几天。她没多问,翻了个身继续看手机。

我把包塞进了衣柜最底层,上面压了两床棉被。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事儿。我想起我哥小时候带我上学,下雨天背着我过河,水都漫到他腰了,他愣是没让我沾一滴水。想起他考上大学那年,全村人凑钱给他买车票,他走的时候跟我说,老二,等我出息了,接你去城里。

后来他出息了,没接我去城里。

我不怨他。

我知道他有他的难处。当官不是那么容易的,尤其是像他这种没背景、没靠山的农村孩子,能走到那一步,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他不跟我来往,可能是怕我给他添麻烦,也可能是怕他的对头拿我开刀。

不管哪种,我都不怨他。

第二天一早,我哥走了。

我起来的时候车已经不在了,院子里就剩下那几条板凳和满地的烟头。我数了数,七根。他一晚上抽了七根烟。

我媳妇起来做饭,问我哥来干什么。我说没什么,路过看看。她不信,但没追问。

我吃了早饭就下地了。玉米还有两亩没收完,得赶在下雨前弄完。我扛着锄头走在田埂上,脑子里还是乱。

走到地头,我愣住了。

我家地旁边那块地,是李老三家的。李老三昨天还在收玉米,今天地里空了,玉米秆都砍倒了,整整齐齐码在地边上。李老三那人懒得很,往年收玉米都得拖到最后,今年怎么这么利索?

我正纳闷,李老三从那边过来了。

“老二,”他喊我,脸上堆着笑,“你哥昨晚来了?”

消息传得真快。

“嗯。”我应了一声。

你哥跟你说啥了?”

“没说啥,路过看看。”

李老三嘿嘿笑了两声,那笑声听着不对劲。

“你哥那车,真阔气。”他说。

我没接话,扛着锄头进了自家地里。

李老三站在地头看了我一会儿,走了。

我一边掰玉米一边想,这村里没有秘密。我哥来一趟,用不了半天,全村都得知道。用不了一天,全乡都得知道。用不了两天,全县都得知道。

那那些想搞他的人,会不会也知道?

我心里一沉。

中午回家吃饭,我媳妇跟我说,上午有两个人来村里打听我哥的事。

“什么人?”我问。

“不认识,说是县里的干部,来调研的。”

“调研什么?”

“问村里的情况,问你的情况,问你哥昨晚来干什么。”

我手里的筷子停了。

“你怎么说的?”

“我说我不知道,我在屋里哄孩子没出来。”

“他们信吗?”

“不知道,”我媳妇说,“他们问了好几家。”

我放下碗,进了里屋,打开衣柜,摸到那个包还在。包沉甸甸的,我没打开看。我哥说里面是他的工作笔记和账目复印件,我不想看。看了我就脱不了干系了。

但我不看,别人会信吗?

下午我没下地,坐在院子里发呆。

三点多的时候,村长老王来了。老王六十多了,当了一辈子村干部,精得跟猴似的。他一进门就笑,笑得满脸褶子。

“老二啊,你哥昨晚来了?”

“嗯。”

“兄弟俩聊啥了?”

“没聊啥,叙旧。”

老王坐下来,掏出烟递给我。我一看,也是中华。这烟在村里可少见。

“老二,咱们一个村的,从小看着你长大,”老王说,“有啥事你可别瞒我。”

“我能有啥事?”我说。

老王抽了口烟,眼睛眯起来看着我。

“你哥在县里,是不是遇到麻烦了?”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老王笑了,“他大半夜跑来找你,能没事?”

“真不知道。”

老王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那眼神像要把我看穿似的。

“老二,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他压低了声音,“你哥要是倒了,咱们村也得跟着倒霉。这些年你哥虽然不回来,但村里修路、建学校、打井,哪样不是你哥批的钱?他要是倒了,这些都没了。”

我没说话。

“所以你要是知道啥,得告诉我,”老王说,“咱们得想办法帮你哥。”

“我真不知道。”我说。

老王脸上的笑慢慢收了。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

“行,你不知道就不知道吧,”他说,“不过我听说,上面已经派人下来了,查你哥的案子。你哥要是真干净,那没事。要是有点啥——”他顿了顿,“你自己掂量。”

说完他就走了。

我坐在院子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那条土路尽头。

太阳快落山了,天边烧得通红。我家的烟囱冒起了烟,我媳妇在做晚饭。猪圈里那头老母猪又哼唧起来,该喂食了。

我站起来去喂猪,脑子里一直在转老王那句话——“上面已经派人下来了”。

我哥昨晚来,今天上面就派人来了。

这也太快了。

除非——他们一直在盯着我哥。

这个念头让我后背发凉。

喂完猪,我回到屋里。媳妇在炒菜,孩子在炕上玩。我坐在炕沿上,看着那个衣柜。

那个包就在里面。

我哥说,如果他出了事,让我把包交给省纪委的刘处长。

他怎么知道自己会出事?

他是不是已经知道什么了?

我脑子里一团乱麻。

晚饭我吃得心不在焉。媳妇看出了不对劲,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累了。她不信,但没追问。我媳妇这人就这样,知道什么时候该问,什么时候不该问。

吃完饭,我坐在院子里抽烟。

天黑了,村里静下来。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叫,近处是蛐蛐叫。我抬头看后山,黑黢黢的,什么都看不见。我爹我妈就埋在那上面。

我想起我哥昨晚上去看他们了。

大半夜的,一个人,在坟前站了多久?

他跟我爹我妈说了什么?

我正想着,手机响了。

一个陌生号码。

我接起来,那边是个男人的声音,很客气。

“请问是刘师傅吗?”

“我是,”我说,“你哪位?”

“我是县政府的,姓张。刘书记让我问问您,他昨晚是不是落了个东西在您这儿?”

我心里一紧。

我哥让人来问的?不可能。他跟我说了,谁都别告诉。那他怎么会让人来问?

“什么东西?”我问。

“一个黑色的包,公文包。”

“没看见。”我说。

那边沉默了两秒钟。

“刘师傅,您再想想,”那人说,“刘书记说那个包挺重要的,里面有他的工作文件。”

“我说了没看见。”我的声音硬起来。

“那行,打扰了。”

电话挂了。

我握着手机,手心全是汗。

这人不是我哥派来的。我哥不会这么干。那他是谁?他怎么知道我哥有个包?他怎么知道包可能在我这儿?

除非——有人在监听我哥的电话,或者有人在跟踪他。

我站起来,在院子里走了两圈。

不行,这包不能放家里了。

我回到屋里,媳妇已经睡了。我轻手轻脚打开衣柜,摸出那个包。包挺沉,拎在手里有分量。我想了想,没打开,拎着它出了门。

院子里黑漆漆的,就头顶上那个四十瓦的灯泡亮着。我关了灯,摸黑往后院走。

后院有个地窖,是存红薯用的。好几年没用了,里面空着。我掀开地窖的木板盖子,顺着梯子爬下去。底下阴冷潮湿,一股霉味。我打开手机的手电筒,照了一圈,找了个角落,把包塞进去,上面盖了几块破砖头。

弄完这些,我爬上来,把木板盖子盖好,又搬了两块石头压在上面。

回到屋里,我躺在床上,心跳还是快的。

我媳妇翻了个身,迷迷糊糊问我干什么去了。我说上厕所。她嘟囔了一句什么,又睡过去了。

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那根横梁上挂着一串干辣椒,是我媳妇秋天晒的。辣椒红彤彤的,在黑暗里看不清颜色,只能看见一串影子。

我脑子里乱成一锅粥。

我哥到底惹了什么人?那个开发区,两千亩地,谁想低价拿?能让一个县委书记怕成这样的,得是多大的来头?

我想不出来。

我们那个县,穷了几十年,地也不值钱。一亩地也就两三万块钱,两千亩地也就四五千万。为四五千万搞倒一个县委书记,至于吗?

除非——那两千亩地只是个幌子,背后还有别的事。

什么事?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那个包现在在我这儿。我哥说它比他的命重要。那里面到底记了什么?

我不敢看。

看了我就真的脱不了干系了。

但我已经脱不了干系了。

从我哥把包交给我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卷进来了。

第二天一早,我刚起来,门口又来了一辆车。

这回不是奥迪,是一辆黑色的帕萨特。车上下来三个人,都穿着夹克,看着挺正式。领头的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戴着眼镜,笑眯眯的。

“刘师傅是吧?”他伸出手,“我是县纪委的,姓赵。”

我心里咯噔一下。

纪委的。

“有事吗?”我问,没握他的手。

他收回手,还是笑眯眯的。

“没什么大事,就是想跟您了解点情况。”

“什么情况?”

“关于刘书记的情况。”

“我不了解。”

“您是刘书记的亲弟弟,怎么会不了解呢?”

“我跟他八年没来往了。”

“是吗?”他推了推眼镜,“可我们听说,刘书记前天晚上来过您这儿。”

“路过,看了一眼就走了。”

“待了多久?”

“十来分钟。”

“聊了什么?”

“叙旧。”

“叙旧?”他笑了,“八年没来往,叙旧就叙了十来分钟?”

“那你还想叙多久?”我反问。

他旁边那两个人对视了一眼。

“刘师傅,您别紧张,”姓赵的说,“我们就是例行了解情况。刘书记在县里口碑不错,我们也没查出什么问题。就是有些细节想核实一下。”

“那你去找他核实,找我干什么?”

“刘书记最近不太配合我们的工作,”他说,“所以我们就想从侧面了解一下。”

“侧面也了解不到什么,”我说,“我跟他不熟。”

姓赵的看着我,脸上的笑慢慢淡了。

“刘师傅,我听说刘书记那天晚上拎了个包来,走的时候没拎走。”

我心里一紧,脸上没露。

“什么包?”

“黑色的公文包。”

“没看见。”

“您再想想。”

“我说了没看见。”

他盯着我看了好几秒钟。

“刘师傅,我提醒您一句,”他说,“包庇也是违法的。”

“我没包庇谁,”我说,“我说的是实话。没看见就是没看见。”

他点了点头,转身走了。走了两步又回头。

“刘师傅,如果您想起什么来,随时联系我们。”

他递给我一张名片。

我没接。

他把名片塞在我家门框的缝里,上了车。

车开走了,扬起一路尘土。

我站在门口,看着那辆车消失在土路尽头。太阳刚升起来,照在路面上,白花花的。

我回头看了一眼门框上那张名片,伸手把它扯下来,撕碎了,扔进了猪圈。

那头老母猪以为是吃的,拱了两下,发现不是,哼唧着走了。

我媳妇从屋里出来,脸色发白。

“那些是什么人?”

“纪委的。”

“纪委找你干什么?”

“问话。”

“问什么?”

“我哥的事。”

她嘴唇哆嗦了一下。

“老二,你哥到底怎么了?”

“不知道。”

“你别瞒我,”她说,“你瞒我我心里更慌。”

我看着她。她嫁给我六年了,给我生了个儿子,跟着我住这三间破瓦房,一年到头吃不上几顿肉。她从来没抱怨过。但现在她眼睛里全是慌。

“我哥可能遇到麻烦了,”我说,“有人要搞他。”

“为什么?”

“不知道。”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

“他把一些东西放我这儿了。”

“什么东西?”

“你别问了,”我说,“知道得越少越好。”

她看着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老二,咱们就是种地的,那些当官的事咱们掺和不起。”

“我知道。”

“那你把东西还给他。”

“还不了。”

“为什么?”

“因为他是你哥。”

她愣住了。

这句话她听懂了。

她擦了擦眼睛,没再说什么,转身进了屋。过了一会儿,烟囱里冒起了烟,她在做早饭。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那烟往天上飘。天很蓝,一丝云都没有。是个好天。

但我知道,暴风雨要来了。

上午我没下地,坐在院子里修那把三条腿的板凳。其实没什么好修的,就是找点事干,让自己别老想那些事。

但脑子不听使唤。

我在想,纪委的人怎么这么快就找到我这儿了?我哥前天晚上来,昨天上午就有人来村里打听,今天纪委就上门了。

这速度,像是早就准备好了似的。

我哥是不是被人盯了很久了?

那个开发区的事,到底牵扯了谁?

我正想着,手机又响了。

还是那个陌生号码。

我接起来,还是那个姓张的。

“刘师傅,您再想想,那个包——”

“我说了没看见!”我吼了一声,挂了。

吼完我手都在抖。

不是气的,是怕的。

这人到底是谁?他怎么知道我哥有个包?他怎么知道包可能在我这儿?

我哥跟我说,包的事谁都别告诉。那他肯定不会跟别人说。那这人是怎么知道的?

只有一个可能——我哥身边的人出了问题。

他秘书?他司机?他办公室的人?

不管是哪个,都说明一件事——我哥已经被渗透了。

这个念头让我后背发凉。

我站起来,走到后院,看了看那个地窖。木板盖子还在,石头也压着。没人动过。

我蹲下来,盯着那个地窖盖子看了好一会儿。

要不要打开看看?

看看里面到底记了什么?

我哥说比他的命重要。那里面到底是什么?

我的手放在石头上,犹豫了好一会儿。

最后还是没动。

我不敢看。

看了,我就真的脱不了干系了。现在我只是保管,不知道内容。如果看了,我就成了知情人。知情人是要负责任的。

而且,万一里面记的东西太吓人,我怕我承受不住。

我只是个种地的。

我站起来,回到前院。

板凳修好了,三条腿变成了四条腿。我找了根木棍,用铁丝绑在断腿旁边,勉强能坐了。

我坐在上面,点了根烟。

中午的时候,李老三又来了。

他这回没笑,脸色挺严肃。

“老二,出事了。”他说。

“什么事?”

“你哥被带走了。”

我手里的烟掉了。

“什么?”

“刚才的事,”李老三说,“市纪委的人来了,直接去了县政府,把你哥带走了。”

我脑子嗡的一声。

“你怎么知道的?”

“我外甥在县政府开车,他亲眼看见的,”李老三说,“你哥被带上了一辆面包车,往市里去了。”

我站起来,腿有点软。

“什么时候的事?”

“就刚才,十点多。”

我看了看手机,快十一点了。

我哥被带走了。

那个包还在我的地窖里。

我哥说,如果他出了事,让我把包交给省纪委的刘处长。

现在他出事了。

我该怎么办?

李老三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复杂的表情。

“老二,你哥这一进去,恐怕凶多吉少。”

“什么意思?”

“我听说,上面查了他三个月,本来没查出什么。但前两天突然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什么突破口?”

“不知道,”李老三说,“但我听说,跟你哥身边的一个什么人有关。”

我心里一沉。

身边人。

那个姓张的?

“老二,”李老三压低了声音,“你哥要是倒了,你也得小心。那些人找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肯定会来找你。”

“找我干什么?”

“找你哥留的后手。”

我盯着李老三。他这人平时吊儿郎当的,今天说的话却句句都在点子上。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我问。

李老三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村里嘛,啥消息都能传进来。”

他走了。

我站在院子里,太阳照在头顶上,晒得我头皮发麻。

我哥被带走了。

我得把包交给省纪委的刘处长。

但怎么交?

我连刘处长是谁都不知道。我哥说联系方式在包里面。那我现在得打开那个包了。

我走到后院,搬开石头,掀开木板盖子。

地窖里黑洞洞的,一股霉味扑鼻而来。

我打开手机手电筒,顺着梯子爬下去。

角落里,那个黑色的包还在,上面盖着几块破砖头。

我把砖头搬开,拎起那个包。

包挺沉,拉链锃亮。

我犹豫了一下,拉开了拉链。

里面是几个笔记本,还有一些文件。笔记本是那种普通的黑色封皮笔记本,翻了翻,密密麻麻全是字。我哥的字我认识,工工整整的,跟他这人一样。

我没细看内容,翻到最后一本,找到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一个电话号码,还有一个名字——刘志刚。

下面还有一行字:省纪委第三监察室。

我把纸条揣进兜里,把包拉上,拎着爬出了地窖。

回到屋里,我媳妇正在喂孩子吃饭。见我拎着包进来,脸色变了。

“你要干什么?”

“出去一趟。”

“去哪儿?”

“省城。”

她愣住了。

“现在?”

“现在。”

“你怎么去?”

“坐大巴。”

她放下碗,走过来,拉住我的胳膊。

“老二,你别去。”

“我得去。”

“你去了就真的卷进去了。”

“我已经卷进去了。”

她看着我,眼泪掉下来了。

“你要是出了事,我跟孩子怎么办?”

我看着她,看着她怀里那个一岁多的儿子。孩子正啃着一个馒头,脸上脏兮兮的,眼睛亮晶晶的。

我心里像被刀割了一下。

“我不会出事,”我说,“我就是送个东西。”

“送什么东西?”

“我哥的东西。”

“什么东西这么重要?”

“我不知道,”我说,“但他说比他的命重要。”

她松开了手。

“你去吧,”她说,“早去早回。”

我点了点头,拎着包出了门。

走到村口,我等去县城的大巴。等了二十分钟,车来了。我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包放在腿上,沉甸甸的。

车开了,窗外的田地、村庄往后倒退。太阳照在车窗上,晃得我眼睛疼。

我掏出手机,想给我哥打个电话。拨了号,关机。

意料之中。

我靠在座位上,闭上眼睛。

脑子里全是事儿。

我哥现在在哪儿?市纪委的审讯室里?他坐在那儿,对面是几个表情严肃的人,问他各种问题。他会不会说?他能扛多久?

还有那个姓张的,他到底是谁?他怎么知道我哥有个包?

还有那个姓赵的纪委,他今天早上来问我,是不是已经知道包在我这儿了?

如果他们知道了,为什么没直接搜?

是因为没有证据,还是因为不想打草惊蛇?

我越想越乱。

车到了县城,我换了一辆去省城的大巴。

从县城到省城,三个小时。

车上人不多,我坐在最后一排。包放在腿上,我用外套盖着。

窗外的风景变了,田地变成了楼房,土路变成了柏油路。越往省城走,楼越高,车越多。

我很少来省城。上一次来还是六年前,带我媳妇来看病。那回花了三千多块钱,把我半年的收成花光了。

省城真大,大得让人心慌。

大巴进了站,我拎着包下车。

车站里人山人海,到处都是人。我站在出站口,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掏出那张纸条,上面只有一个电话号码和一个名字。

我找了个公用电话亭,拨了那个号码。

响了几声,有人接了。

“喂?”是个男人的声音,挺沉稳。

“请问是刘处长吗?”

“我是,你哪位?”

“我是——”我顿了一下,“刘建国的弟弟。”

那边沉默了两秒钟。

“你在哪儿?”

“省城,长途汽车站。”

“你一个人?”

“一个人。”

“带了东西吗?”

“带了。”

他又沉默了两秒钟。

“你在车站等着,别走开。我让人去接你。”

“好。”

电话挂了。

我站在电话亭旁边,拎着包,等着。

车站里人来人往,吵吵嚷嚷。广播里不停播着车次信息,声音尖尖的。我旁边有个卖茶叶蛋的大妈,一直在吆喝。

我站了大概二十分钟。

一个穿着白衬衫的年轻人走过来,三十来岁,戴着眼镜,看着挺斯文。

“刘师傅?”他问。

“我是。”

“刘处长让我来接您。”

我跟着他走出车站,上了一辆黑色的轿车。车不是奥迪,是大众,普普通通的。

年轻人开着车,没怎么说话。我也不说话,抱着包坐在后座。

车开了大概半个小时,进了一个小区。小区挺旧,六七层高的楼,墙皮都掉了。车停在一栋楼前面。

“刘处长在四楼等您。”年轻人说。

我下了车,拎着包进了楼道。楼道里黑漆漆的,灯泡坏了。我摸着扶手往上爬,爬到四楼,敲了门。

门开了。

开门的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头发花白,戴着眼镜,穿着白衬衫,袖子卷到胳膊肘。看着挺普通,像个中学老师。

“进来吧。”他说。

我进了门。

屋子不大,两室一厅,陈设简单。客厅里一张沙发,一个茶几,一个电视柜。墙上没有挂任何东西。

“坐。”他指了指沙发。

我坐下,包放在腿上。

他给我倒了杯水,坐在我对面。

“你是刘建国的弟弟?”

“是。”

“亲弟弟?”

“亲弟弟。”

他点了点头。

“东西带来了?”

我把包递给他。

他接过去,拉开拉链,翻了翻里面的笔记本和文件。翻得很仔细,一页一页地看。看了大概十来分钟,他合上包,放在茶几上。

“你哥跟你说了什么?”

“他说如果他出了事,让我把这个包交给你。”

“还有呢?”

“没有了。”

他看着我,眼神很平静。

“你知道这里面是什么吗?”

“不知道,”我说,“我没看。”

“为什么没看?”

“不敢看。”

他点了点头。

“你做得对。”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往外看了一眼。

“你哥的事,你知道多少?”

“不多,”我说,“他说有人要搞他,因为开发区的事。”

“还有呢?”

“没有了。”

他转过身,看着我。

“你哥是个好官。”

我没说话。

“我查过他的案子,”他说,“三个月,翻了个底朝天,什么都没查出来。他干净。”

“那为什么还会被带走?”

“因为干净没用,”他说,“有些时候,干净反而是最大的障碍。”

这句话跟我哥说的一模一样。

“那些人到底是谁?”我问。

他没回答,坐回沙发上。

“你哥挡了别人的财路,”他说,“那个开发区,两千亩地,有人想低价拿,转手就是十几个亿的利润。”

十几个亿。

我愣住了。

“那么多?”

“对,”他说,“所以你哥必须倒。他不倒,那块地就拿不到。”

“那现在他被带走了,那些人就能拿到地了?”

“不一定,”他说,“你哥留了后手。”

他拍了拍那个包。

“这里面记的东西,够让一些人睡不着觉的。”

我心里一紧。

“什么人?”

“你不需要知道,”他说,“知道得越少越安全。”

又是这句话。

“那我哥怎么办?”我问。

“我会处理,”他说,“你回去等着。”

“等什么?”

“等结果。”

他站起来,意思是要送客了。

我也站起来。

“刘处长,”我说,“我哥会不会坐牢?”

他看着我,沉默了几秒钟。

“如果这个包里的东西能起作用,”他说,“他不会。”

“如果不能呢?”

他没回答。

我心里一沉。

“你回去吧,”他说,“路上小心。”

我点了点头,转身往门口走。

走到门口,他又叫住我。

“你哥让我转告你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对不起。”

我愣住了。

“什么对不起?”

“他没说,”刘处长说,“他就是让我转告你这句话。”

我站在门口,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八年了,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三个字。

现在他让人转告我。

为什么?

是因为他把我也卷进来了?还是因为这些年他对我不闻不问?

我不知道。

但不管哪种,这三个字让我鼻子酸了。

我点了点头,出了门。

下楼的时候,楼道还是黑漆漆的。我摸着扶手往下走,走到三楼的时候,差点踩空。

出了楼道,那个年轻人还在车里等着。

“送您回车站。”他说。

我上了车。

车开出了小区,上了大路。省城的街道很宽,车很多,两边是高高的楼房。我看着窗外,心里空落落的。

包交出去了。

我哥的事,我能做的都做了。

剩下的,只能等了。

车到了车站,我下了车。年轻人跟我点了点头,开车走了。

我站在车站门口,看着那辆车消失在车流里。

太阳快落山了,天边烧得通红。

我买了回县城的大巴票,坐在候车室里等着。

候车室里人很多,吵吵嚷嚷的。我找了个角落坐下,掏出手机看了看。没有未接来电,没有短信。

我哥的手机还是关机。

我媳妇也没给我打电话。她知道我在办事,不会打扰我。

我靠在椅子上,闭上眼睛。

脑子里还是乱。

刘处长说,那个包里的东西够让一些人睡不着觉的。那些人是谁?市里的?省里的?还是更上面的?

我哥一个小县城的县委书记,怎么能惹到那么上面的人?

那个开发区,两千亩地,十几个亿的利润。

为十几个亿,搞倒一个县委书记。

值得吗?

在那些人眼里,值得。

我突然想起我哥那天晚上说的话——“这东西比我的命重要。”

当时我不理解。

现在我理解了。

那里面记的,可能是某些人的罪证。那些人为了掩盖罪证,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我哥把包交给我,是赌那些人不会想到他还有一个种地的弟弟。

但他赌错了吗?

那个姓张的已经打电话来问了。那个姓赵的纪委已经上门了。

他们知道了。

但他们为什么没动手?

是因为还没确定包在哪儿?还是因为不敢轻举妄动?

我不知道。

广播响了,喊我那个车次。

我站起来,拎着那个已经不存在的包,上了车。

车开了,窗外的楼房慢慢变矮,变成了田地。

天黑了。

车灯照着前面的路,白花花的。

我靠在座位上,脑子里一片空白。

三个小时后,车到了县城。

我下了车,站在县城的街道上。县城不大,晚上九点多,街上已经没什么人了。路灯昏黄,照着空荡荡的街道。

我得回村。

但最后一班回村的大巴已经走了。

我站在街边,想着怎么办。

这时候,一辆车停在我面前。

黑色的帕萨特。

车窗摇下来,是那个姓赵的纪委。

“刘师傅,”他笑眯眯的,“去哪儿了?”

我心里一紧。

“去省城了。”

“去省城干什么?”

“看病。”

“看病?”他推了推眼镜,“看什么病?”

“老毛病,胃疼。”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钟。

“上车吧,我送你回村。”

“不用了。”

“客气什么,顺路。”

我犹豫了一下,上了车。

车里就他一个人。他开着车,往村子的方向走。

“刘师傅,”他一边开车一边说,“你哥的事,你知道了吧?”

“知道了。”

“什么想法?”

“没想法。”

他笑了。

“你们兄弟俩感情不深?”

“不深。”

“那他去你那儿干什么?”

“路过。”

“路过?”他又笑了,“大半夜的,县委书记路过一个八年没来往的弟弟家?”

我没说话。

车出了县城,上了那条土路。两边是黑漆漆的田地,车灯照着前面的路,坑坑洼洼的。

“刘师傅,”他说,“我跟你交个底。”

我看着他。

“你哥的事,可大可小。”

“什么意思?”

“如果有人保他,他就是小事。如果没人保他,他就是大事。”

“谁保他?”

“那得看他手里有什么牌。”

我心里一紧。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懂,”他说,“你刚从省城回来,你当然懂。”

我没说话。

车到了村口,他停下来。

“刘师傅,”他转过头看着我,“你哥能不能过关,就看你了。”

“看我什么?”

“看你愿不愿意帮他。”

“我怎么帮他?”

“把东西交出来。”

“什么东西?”

他盯着我,脸上的笑慢慢收了。

“你知道是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

他沉默了几秒钟。

“行,”他说,“你好好想想。”

我下了车。

车调了个头,开走了。尾灯在黑暗里越来越小,最后消失了。

我站在村口,心跳得厉害。

他知道。

他知道包的事。

但他为什么没动手?

是因为不敢,还是因为还没到时候?

我往家走。村里的路黑漆漆的,没有路灯。我摸黑走着,脚下深一脚浅一脚。

走到家门口,屋里的灯还亮着。

我媳妇还没睡。

我推门进去,她坐在炕上,眼睛红红的。

“回来了?”她说。

“回来了。”

“东西送出去了?”

“送出去了。”

她松了口气。

“吃饭了吗?”

“没有。”

她下炕,去厨房给我热饭。我坐在炕沿上,看着孩子。孩子睡了,小脸脏兮兮的,嘴角还挂着口水。

我媳妇端了碗面条过来。我接过来,大口大口吃。一天没吃东西了,饿得前胸贴后背。

“路上顺利吗?”她问。

“顺利。”

“没人拦你?”

我顿了一下。

“没有。”

我不想让她担心。

吃完面,我躺在炕上。媳妇关了灯,躺在我旁边。

黑暗里,她握住我的手。

“老二,我害怕。”

“怕什么?”

“怕你出事。”

“我不会出事。”

“你骗我,”她说,“你哥都出事了,你怎么会不出事?”

我没说话。

“那些人会不会来找你?”

“不知道。”

“如果他们来找你怎么办?”

“不知道。”

她沉默了一会儿。

“老二,要不咱们跑吧。”

“跑哪儿去?”

“去哪儿都行,离开这儿。”

“没用,”我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她不再说话了。

我握着她的手,看着黑暗中的天花板。

那串干辣椒还在那儿挂着,黑漆漆的,看不清颜色。

第二天一早,我被吵醒了。

门外有人说话,声音很大。

我穿上衣服出去,看见门口停着两辆车。一辆是黑色的帕萨特,一辆是白色的面包车。

七八个人站在我家门口。

领头的是那个姓赵的纪委,但他今天不笑了。旁边站着几个穿制服的人,我不认识。

“刘师傅,”姓赵的说,“我们今天是来搜查的。”

我心里一沉。

“搜查什么?”

“搜查刘建国留在这儿的东西。”

“我说了,没有。”

“有没有,搜了才知道。”

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我。

“这是搜查令。”

我没接。我不认识字,但我知道那张纸是什么意思。

“搜吧。”我说。

那些人进了院子,进了屋。

我媳妇抱着孩子站在门口,脸色煞白。孩子被吓哭了,哇哇地叫。

他们翻箱倒柜,把屋里翻了个底朝天。衣柜里的衣服全被扔出来,炕上的被褥被掀开,厨房里的锅碗瓢盆被挪了个遍。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他们翻。

姓赵的站在我旁边,抽着烟。

“刘师傅,你要是主动交出来,大家都省事。”

“我说了,没有。”

他笑了笑。

搜了大概半个小时,什么都没搜到。

那些人从屋里出来,冲姓赵的摇了摇头。

姓赵的脸色变了。

“后院搜了吗?”

“还没有。”

“搜。”

他们去了后院。

我心里一紧。

地窖。

他们会不会找到地窖?

我站在前院,听着后院的动静。脚步声,说话声,搬东西的声音。

过了十来分钟,一个人跑过来。

“赵主任,后院有个地窖。”

姓赵的眼睛亮了。

“下去看了吗?”

“还没有。”

“下去看。”

我心跳得厉害。

又过了几分钟,那个人跑回来。

“地窖里什么都没有。”

姓赵的脸色沉下来。

“你确定?”

“确定,空的。”

他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

“刘师傅,东西呢?”

“什么东西?”

“你知道的。”

“我不知道。”

他脸上的肌肉跳了一下。

“行,”他说,“你有种。”

他转身走了。那些人跟着他,上了车。两辆车开走了,扬起一路尘土。

我站在院子里,腿软得像面条。

我媳妇跑过来,抱住我。

“老二,吓死我了。”

我拍拍她的背。

“没事了。”

但我知道,这事没完。

他们没搜到东西,不会善罢甘休。

我哥还在里面,他们还会来。

下午,李老三又来了。

他站在门口,探头探脑的。

“老二,听说你家被搜了?”

“嗯。”

“搜出什么了吗?”

“没有。”

他松了口气。

“那就好。”

他递给我一根烟,我接过来点上。

“老二,”他压低了声音,“我听说你哥在市里扛着呢,什么都没说。”

“你怎么知道的?”

“我外甥说的。”

“你外甥怎么什么都知道?”

李老三笑了。

“县政府开车的,啥消息都能听到。”

我抽了口烟。

“我哥能扛多久?”

“不知道,”李老三说,“但我听说,上面有人在保他。”

“谁?”

“不知道,”他说,“反正有人。”

我心里动了一下。

刘处长?

还是别人?

“老二,”李老三说,“你这几天小心点。那些人没搜到东西,可能会来硬的。”

“什么硬的?”

“不知道,”他说,“反正小心点。”

他走了。

我坐在院子里,看着天。

天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

手机响了。

我接起来,是个陌生的声音。

“刘师傅,我是你哥的朋友。”

“谁?”

“你别管我是谁,”那人说,“你哥让我告诉你,东西送出去了,他放心了。”

我心里一震。

“我哥在哪儿?”

“还在市里,但情况好转了。”

“什么意思?”

“有人介入了,”那人说,“你哥可能这两天就能出来。”

“真的?”

“真的。”

“你是谁?”

“别问了,”那人说,“你哥还说,让你这几天别出门,别接陌生电话,别见陌生人。”

“为什么?”

“以防万一。”

电话挂了。

我握着手机,心跳得厉害。

我哥要出来了?

情况好转了?

谁介入了?

刘处长?还是别的什么人?

我不知道。

但这个消息让我心里那块大石头松了一点。

晚上,我坐在院子里,看着后山。

天黑了,后山黑黢黢的,什么都看不见。我爹我妈就埋在那上面。

我想起我哥那天晚上上去看他们了。

大半夜的,一个人,在坟前站了多久?

他跟我爹我妈说了什么?

是不是在跟他们告别?

是不是在跟他们说对不起?

我鼻子又酸了。

我站起来,往后山走。

土路坑坑洼洼的,我摸黑往上爬。爬了二十多分钟,到了坟前。

两座坟,并排着。坟上长满了草,墓碑上的字都模糊了。

我站在坟前,看着那两块墓碑。

“爹,妈,”我说,“哥出事了,但可能快出来了。”

风吹过来,坟上的草沙沙响。

“我不知道哥做了什么,”我说,“但我知道他是个好人。”

“你们保佑他。”

我站了一会儿,转身下山。

回到家,媳妇已经睡了。孩子也睡了。

我躺在炕上,闭上眼睛。

脑子里还是乱,但比前几天好一点了。

第三天,我哥回来了。

不是回到村里,是回到了县里。

消息是李老三带来的。他一大早就跑到我家,脸上全是笑。

“老二,你哥回来了!”

“回哪儿了?”

“县里!昨天夜里回来的!”

“你怎么知道的?”

“我外甥说的!他亲眼看见你哥进了县政府!”

我心里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他没事了?”

“好像没事了,”李老三说,“但具体情况不知道。”

我掏出手机,拨了我哥的号码。

还是关机。

“他手机可能还没开,”李老三说,“但人回来了,就是好事。”

我点了点头。

下午,我哥给我打电话了。

不是他手机,是一个座机号码。

“老二。”他的声音听着疲惫,但底气还在。

“哥。”

“东西送到了?”

“送到了。”

“好。”

沉默了几秒钟。

“哥,你没事了?”

“暂时没事了。”

“暂时?”

“那些人不会善罢甘休的,”他说,“但至少这一关过了。”

“谁保的你?”

“刘处长,还有省里的几个人。”

“他们看了那个包里的东西?”

“看了。”

“有用?”

“有用。”

我又沉默了。

“哥,那个包里到底记了什么?”

“你别问了,”他说,“知道得越少越好。”

又是这句话。

“那你以后怎么办?”

“继续干,”他说,“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他们还会搞你吗?”

“会,”他说,“但我有准备了。”

“什么准备?”

“你送出去的那个包,”他说,“只是复印件。”

我愣住了。

“什么意思?”

“原件还在我手里。”

我脑子嗡的一声。

“你——”

“老二,”他打断我,“对不起,我把你卷进来了。”

“你为什么不早说?”

“说了你就不帮我了。”

我握着手机,不知道该说什么。

“老二,”他说,“我没办法。那些人太强了,我一个人扛不住。我需要一个后手,一个他们想不到的后手。”

“所以你就用我?”

“对不起。”

我沉默了好一会儿。

“哥,”我说,“你是我哥。”

那边沉默了。

“我知道。”他说,声音有点哑。

“你下次别这样了。”

“不会了。”

“你保证?”

“我保证。”

我挂了电话。

坐在院子里,看着天。

天很蓝,一丝云都没有。

我媳妇从屋里出来,问我谁打的电话。

“我哥。”

“他出来了?”

“出来了。”

她松了口气。

“那就好。”

我点了点头。

但我心里知道,这事没完。

那些人不会善罢甘休。我哥说他们会再来的。下一次,他们准备得更充分,更狠。

而我哥,也有准备了。

那个包只是复印件。

原件还在他手里。

那是他的护身符,也是他的炸弹。

我站起来,走到后院,看着那个地窖。

木板盖子盖着,石头压着。

里面什么都没有了。

但我知道,有些东西还在。

在我心里。

在我哥心里。

在那些想搞他的人心里。

这场仗,才刚刚开始。

我扛着锄头,下地了。

玉米还没收完,得赶在下雨前弄完。

日子还得过。

不管那些当官的怎么斗,我这个种地的,还是得种地。

太阳照在田地上,白花花的。

我弯下腰,掰玉米。

一个一个地掰。

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