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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现在最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提高居民收入，克鲁格曼2024年发表文章，认为“将更多收入转移到家庭，从生产端转移到消费端”，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他不明白为什么不这样做。

这是地方财产的价值取向决定的。

地方财政把钱投放到生产端，可以完成GDP的强指标，与政绩是挂在一起的，同时也扩大了税基，有了收入，这是十分确定的选择；如果是给老百姓发钞，它的市场反应太不确定了，那要市场说了算。

但是，既然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一件事，到底怎么解决。

专家层面都是把问题交给企业，工业企业亏损面积高达36%。不降低工资已经算是不错了，那就只剩下了一招，这就是姚景源的观点，企业提高工资，政府来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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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政策不会真正采纳，为什么？

因为企业有太多办法，让钱落到公司的口袋里，而不是劳动者的口袋。中国经济现在有一个明显的趋势，非市场化的干预，很难实现目标，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比如产业政策，林毅夫从理论的角度争论，太对了，到了现实的介入，他自己也有点落寞，那很可能是一场方方面面分食的盛宴。

所以，单纯政策性的调整，已经不能得到市场的反应；那么，在市场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提高工资就成了空话，在很长的周期内都不要太指望，最好的选择是重构市场。

这就是我们要对标题做出的回答：企业部门什么情况下会提高工资中位数？

一切都要回到资本，当私人资本与外资涌向中国市场时，改变市场单位的密度，资本多，劳动少，劳动力的价值就提高了。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私人资本与外资缺少下场的冲动？

因为你的市场不是市场说了算。

即便是民营经济立了法，也还是办公室精英说了算。

这个问题解决了，谈其它问题才有意义。

一个热衷于对资本污名化的社会环境，意味着路将越走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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