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省厅来检查工作那天，我临时顶替领导汇报，处长听完：你哪个学校的？
我手心全是汗，还没来得及张口——门口忽然有人替我说了句话。
“她没上过大学。”
所有人都愣住。处长推了推眼镜，看了那人一眼，又看了看我，像认出了什么，音量都变了：“你……你是张桂梅老师的学生？”
第1章 临时抱佛脚
“你哪个学校的？”
会议室突然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省厅来的王处长，手里还捏着我的汇报材料，眼镜片后头那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
我怎么也没想到他会问这个问题。
今天这事儿，我从头到尾都是赶鸭子上架。早上八点零三分，办公室主任老周打来电话：“小陈，赶紧来单位，出大事了！”
我嘴里还嚼着半个馒头，背上儿子浩浩的书包就跑。到了单位才知道，主管业务的钱科长昨晚急性肠胃炎住院，今天省厅来检查工作，他要做的那场汇报，没人顶了。
“小陈，你平时跟着钱科长做事，情况你最熟，你上。”老周把厚厚一沓材料往我怀里一塞，根本不给我拒绝的机会。
我不是没推辞过。我说我就是个临时工，编制都没有，这种场合让我上，不是闹笑话吗？
老周摆摆手：“来不及了，省厅的人已经在路上了。你就照着材料念，能糊弄过去就行。”
能糊弄过去就行。这话现在听来，真像个笑话。
站在会议桌前，我感觉自己的腿在发抖。三十多个人的会场，省厅的领导、市局的局长、还有各个科室的负责人，乌压压坐了一片。我穿着昨天从夜市买的那件白衬衫，袖口的线头还没来得及剪，藏在桌子底下，不敢让人看见。
刚开始汇报那会儿还算顺利，我照着材料一页一页往下念，声音虽有点颤，好歹没出差错。王处长一直低头翻材料，偶尔抬眼看我一下，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问题出在汇报结束之后。
“你们这个数据，去年同比增幅是8.7%，今年前三季度增幅是6.2%，全年目标却定到了12%，”王处长把材料翻到第三页，手指点着那行数字，“这个目标的测算依据是什么？”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材料是钱科长写的，我只负责念，哪知道什么测算依据。脑子里一片空白，嘴上就开始胡说八道：“这个……我们综合考虑了市场环境、政策导向，还有一些……一些其他因素……”
“什么因素？”王处长追问，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进我耳朵里。
我感觉自己的脸在烧。三十多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我，会议室里静得可怕。我局促地站在那里，手心里的汗把材料边角都洇湿了。
然后他就问了那句话。
“你哪个学校的？”
会议室里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能说什么呢？说我没上过大学？说我就是个临时工，连正式编制都没有？
我的脸烧得更厉害了，眼眶也开始发酸。站在那儿，像个被当众拆穿的小丑。
就在这时，门口忽然传来一个声音。
“她没上过大学。”
所有人都愣住，齐刷刷地转头看向门口。我也跟着看过去——是我们单位的老门卫张师傅，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会议室门口，身上还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手里拿着登记本。
王处长愣了愣，看了看张师傅，又回头看了看我。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忽然像想起了什么似的，手指着我，声音都变了调：“你……你是不是姓陈？”
我点了点头。
“你叫陈什么？”
“陈小梅。”
王处长腾地站起来，椅子往后滑了半米远。他绕过桌子走到我面前，打量了我好一会儿，眼神从刚才的严肃变成了某种我不太能读懂的东西，像是激动，又像是心疼。
“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名字，”他说，声音忽然变得很轻，“叫陈来弟？”
这两个字一出来，我整个人像被电击了一样，脑子“嗡”的一声响。
这个名字，我已经十五年没用过了。从那个山沟沟里逃出来之后，我自己给自己改了名，叫小梅。来弟来弟，那不是我爸妈给我取的名字，那是我爸妈给他们的儿子取的名字。我只不过是一个替身，一个等儿子来的替身。
“您……您怎么知道？”
王处长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回头看了一眼还在门口的保安老张。老张笑了笑，朝我点了点头，那个笑容里有种我从没在他脸上见过的东西——像是骄傲，又像是不舍。
“因为，”王处长转回头看着我，“我是张桂梅老师的学生。那年我跟着张老师去你们村做家访，就是你给我带的路。你不记得了？”
我的眼泪忽然就下来了。
第2章 山沟沟里的小草
我叫陈来弟。
这个名字的意思，村里人人都懂。我爸我妈想要个儿子，给我取名叫“来弟”，盼着我能带来个弟弟。那时候我还小，不懂这个名字的意思，只知道我妈每次喊我的时候，眼神总是越过我，看向不知道什么地方。
我们家住在贵州的一个山沟沟里，从镇上到我们村，要翻两座山，走三个小时的山路。村里的女孩子大多不上学，六七岁就开始帮家里干活，割猪草、带弟弟妹妹、烧火做饭。等到了十五六岁，就有人上门说媒，嫁到隔壁村或者更远的山里去，接着生娃，接着干活，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
我不想那样活。
但那时候的我，还不懂什么叫“不那样活”。我只知道，每次村里的学校传来读书声，我都会停下手里割猪草的镰刀，站在山坡上听很久很久。那些我认不得的字，从破旧的窗户里飘出来，像山里的风一样，抓不住，但让人觉得凉快。
转机出现在我九岁那年。
那年秋天，村里来了一群穿白衬衫的人。领头的是个瘦瘦的女人，戴着一副眼镜，说话的声音很大，笑起来的声音更大。她挨家挨户地走，劝那些有女孩子的人家，让孩子去上学。
“不要钱，”她坐在我家门槛上，拉着我妈的手说，“孩子上学不要钱，书本费我出，生活费我也出。你就让孩子去，行不行？”
我妈甩开她的手，抱起我刚满一岁的弟弟，没好气地说：“女娃子上什么学？家里猪谁喂？草谁割？再说了，读书有什么用，还不是要嫁人。”
那个女人没生气，反而笑了。她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转头看见缩在墙角里的我。
“你想不想上学？”
我记得我当时整个人都在发抖。我想说想，但又不敢说。我妈在旁边瞪着我看，我一开口，肯定要挨打。
那个女人蹲下来，摸了摸我的头。她的手很瘦，骨节分明，但很暖。她看着我的眼睛，声音轻得像怕吓着我：“别怕，告诉阿姨，你想不想上学？”
我咬着嘴唇，使劲点了点头。
那个女人就是张桂梅老师。那时候她还没有办华坪女高，还在到处奔波，想把山里的女孩子一个个拉回学校。后来的事情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只记得张老师走了之后，我妈骂了我一晚上，说我不懂事，说家里本来就穷，哪有钱供我读书。
“张老师说不要钱——”我小声顶了一句嘴。
我爸一巴掌扇过来：“人家说不要钱就不要钱？你吃的穿的哪样不要钱？家里的活谁干？”
我倒在地上，没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哭，也许是眼泪早就流干了。第二天一早，我背着我妈缝的那个破布包，偷偷跑出了门。村里上学的孩子七点半出门，我就跟在队伍最后面，走了四十分钟山路，走到了村小。
村小的老师姓杨，是个二十出头的姑娘，刚从师范毕业，被分配到山沟沟里来。她看到我站在教室门口，愣了愣，问我叫什么名字。
“陈来弟。”
“来弟？”杨老师皱了皱眉，“这名字不好。你有没有别的名字？”
我想了想，摇了摇头。
杨老师蹲下来，翻了翻手边的课本，指着一行字念给我听：“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梅花的梅，知道吗？以后你就叫小梅好不好？陈小梅。”
我使劲点头。
“今天你妈找来没有？”
“没找。”我说，“她带着弟弟去镇上赶集了，天黑才回来。”
杨老师摸了摸我的脸，掌心是热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就哭了出来。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觉得，被人心疼，原来是这种感觉。
第3章 从山里跑出来的野丫头
我在村小读了三年书。说是读书，其实就是偷偷摸摸地去，偷偷摸摸地回。每天出门假装去割猪草，实际上绕到学校去。中午别的孩子回家吃饭，我就躲在学校后面的山坡上啃两个红薯。下午放学，再跑回家，赶在我妈回来之前把猪草割好，把饭煮上。
我妈不是没发现。打我骂我，关我在柴房里不让我出门。有一次我偷偷跑出来，她把我的课本扔进了灶膛里，一页一页地看着它们烧成了灰。我在旁边看着，浑身发抖，眼泪哗哗地流，但就是没吭一声。
“你再敢去，我打断你的腿！”我妈拿烧火棍指着我的鼻子骂，“家里穷成这样，供你吃供你穿，你还想着读书？你怎么不替你弟弟想想？”
我弟弟叫陈小宝，那一年刚三岁，是我们家千盼万盼来的宝贝疙瘩。我妈怀了六个孩子，前五个都是女孩，除了我，都在月子里就送了人。送到哪去了，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妈每送走一个，就哭一场，然后接着怀，接着生，直到生出了我弟弟。
弟弟三岁了还不会走路，整天赖在我妈怀里，一哭就有人哄，一饿就有人喂。我三岁的时候呢？我三岁的时候已经在灶台前搭个小凳子学做饭了。
不公平。这三个字我从来不敢说出口，但它们就像石头一样压在我心口，一天比一天沉。
村小的杨老师帮我重新弄了一套课本，旧的，是她自己上学时候用过的。书上密密麻麻写满了笔记，扉页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杨秀芝，1996年9月。
“老师，这是你的书？”
“嗯，”杨老师笑了笑，“老师也是从山里出来的。当年有个好心的支教老师，把我从山里带出去，送我去县城读书。后来我就想，我也要做那样的人，把更多的孩子从山里带出去。”
“带出去？带到哪里去？”
“带到外面去呀，”杨老师站起身，指着远处的山，“翻过那座山，再翻一座，再翻一座，就是县城。县城里有楼房、有汽车、有大马路。再往外走，还有更大的城市，有高楼大厦，有大学。到了那里，你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顺着她的手指看过去，只看到灰蒙蒙的天和连绵不绝的大山。山外面真的有她说的那些东西吗？我半信半疑，但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点燃了，烧得我浑身发热。
“老师，你带我去行吗？带我翻过那些山。”
杨老师看着我，半晌没说话。她的眼眶红了，转过去擦了擦眼睛，然后回过头来，郑重地点了点头。
从那天开始，我比以前更拼命地读书。别人读一遍，我读三遍。别人写五遍，我写十遍。没有电灯，我就借着灶膛里的火光看书。没有本子，我就在地上用树枝写。杨老师给我的每一本书，我都翻到书页起了毛边，每一篇课文我都倒背如流。
那年期末考试，我考了全镇第一名。
成绩出来的那天，杨老师跑了三个小时的山路来我家报喜。我妈正蹲在院子里洗衣服，头也没抬，说了句：“考第一有什么用？能当饭吃？”
杨老师把成绩单递过去，好声好气地说：“婶子，你家小梅是个好苗子，成绩这么好，不读书太可惜了。县里有个政策，家庭困难的孩子可以申请补助，你再考虑考虑——”
“考虑什么考虑？”我妈站起来，把衣服往盆里一摔，溅了我一身水，“她读了书，家里的活谁干？她弟谁带？杨老师，我敬你是老师，给你面子，但你别不识抬举。我家的事，不用外人管。”
杨老师站在那里，张了张嘴，最后什么都没说。她转过身，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里有很多我那时候读不懂的东西——后来我才明白，那叫心疼，也叫无力。
那天晚上，我听见我爸和我妈在屋里商量。
“要不让她再读两年？镇上的老周家丫头读了书，现在在县城给人当保姆，一个月也挣不少——”
“当保姆？”我妈的声音尖起来，“当保姆那是伺候人的活！一个女娃子，送出去做什么？在家里安安分分待到十六七，嫁出去，嫁妆还能贴补贴补家里。你让她读书，读了书心就野了，到时候跑了怎么办？”
“也是……”
我在门外听着，浑身发冷。跑了怎么办？他们的意思是，我就是这个家里的东西，不能跑，要乖乖等着被卖掉。
那一夜我躺在木板搭的床上，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黑漆漆的屋顶，一点一点地想明白了一件事。
我得跑。
第4章 县城来的白衬衫
决定要跑，和真的跑出去，中间隔了大半年。
这大半年里，我省吃俭用，偷偷攒钱。帮人割猪草，一斤两分钱；帮人掰苞谷，一天三分钱。攒了大半年，攒了一块三毛钱，被我缝在棉袄的里衬里头，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摸一摸，确认还在。
跑的时间选在了正月十六。那天村里有集市，我爸我妈都去了镇上，带着我弟弟，说是要给他买新衣裳。他们出门前，我妈照例交代了一大堆活——喂猪、喂鸡、劈柴、洗衣服、做饭。我一一应下，心里却像擂鼓一样咚咚跳。
他们一走，我就开始行动。把提前收拾好的包袱从床底下拖出来——其实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两件换洗的衣裳，一双杨老师送我的旧布鞋，还有那几本翻烂了的课本，和一块三毛钱。
“小梅？”
我浑身一激灵，差点叫出声来。回头一看，是杨老师站在院门口，手里拎着个布袋子。
“杨老师？你怎么来了？”
杨老师走进来，看着我手里的包袱，愣了一下，然后像是明白了什么。她的眼眶一下子红了，但很快又笑了起来。
“我就知道，”她说，声音有点发抖，“我就知道你不是笼子里的鸟。”
杨老师把布袋子递给我，里面是几个馒头和两本书，一本是初中的语文课本，一本是数学课本。
“拿着，”她说，“馒头路上吃，书留着以后看。到了县城，去找东门街38号的王婶，就说是我叫你去的。她人好，能给你介绍份工，让你先落下脚。”
我接过袋子，不知道该说什么。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又转，最后硬是没掉下来。
“老师，”我憋了半天，“我……我会回来的。”
“不用回来，”杨老师摇摇头，帮我理了理衣领，“出去了就别回头。老师就是从山里跑出来的，知道回头有多难。你好好读书，好好活着，就是对老师最好的报答。”
我使劲点头，脖子都点酸了。
杨老师从口袋里摸出二十块钱，塞进我手里。我死活不要，她死活要给。最后她把钱按在我手心，两只手包住我的手，看着我的眼睛说：“拿着。二十块钱不多，但在外面，没钱寸步难行。小梅，记住老师一句话——你这辈子，别让人给你取名字。你的名字是你自己的，你的人生也是你自己的。听明白了吗？”
我咬着嘴唇，使劲点头。
那天中午，我跟着赶集的村民走了一个多小时山路到了镇上，然后搭上了一辆去县城的拖拉机。拖拉机颠簸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我坐在后斗里，被颠得五脏六腑都快翻了个个。但我一点儿也不觉得难受，反而觉得浑身上下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轻快。
山越来越矮，路越来越平，两边渐渐出现了房子，然后是楼房，然后是街道和路灯。到了县城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街上亮起了昏黄的灯。我站在十字路口，看着来来往往的汽车和摩托车，看着穿着花花绿绿衣裳的人们，感觉自己像是掉进了另一个世界。
县城很大，比我们镇上大了不知道多少倍。我一路打听到了东门街38号，敲开了王婶的门。王婶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圆脸，短发，说话中气十足。她看了杨老师的信，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然后叹了口气。
“又一个山里跑出来的，”她说，语气里没有嫌弃，倒像是见惯不怪，“进来吧，正好缺个洗碗的。管吃管住，一个月二十块钱。不嫌少吧？”
我赶紧摇头。二十块钱，比我攒了大半年还多。
就这样，我在县城的“王记家常菜”馆子里落了脚。那年我十二岁。
第5章 一碗面换来的机会
在饭馆洗碗的日子，苦是真苦。
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帮着和面、摘菜、烧水。六点半开始上客，洗碗槽里的碗堆得比人都高。我个子矮，够不着洗碗槽，就踩个小板凳，站在上面洗。冬天的水冷得刺骨，手泡在里面不一会儿就没了知觉，冻疮长了一层又一层，裂了口子就贴块胶布继续洗。
但我从来没觉得委屈。因为这里管吃管住，每个月还有二十块钱工资。最重要的是，王婶晚上不看电视的时候，会教我认几个字。她念过初中，在那个年代的县城里也算是有文化的人了。
“你这孩子奇怪，”王婶有一回看着我在餐巾纸上抄字，摇了摇头，“别人这么大的娃，不是想着怎么玩，就是想着怎么偷懒。你呢？好不容易歇口气，还在这儿写字。”
“王婶，”我停下手里的笔，问她，“县里有没有不要钱的学校？就是那种，不用交学费就能去上的？”
王婶愣了愣，看了我半天，忽然叹了口气。她把抹布往桌上一扔，坐下来跟我说：“丫头，婶子跟你说实话。你这情况，上不了学。你没有户口，没有学籍，连小学都没上完，哪个学校能收你？再说了，就算有学校收你，你不上班哪来的钱吃饭？”
我心里一沉。杨老师给我的那两本初中课本，我已经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了，里面的课文我都能背下来，但我连一个正式的教室都进不去。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白天洗碗，晚上看书，攒下来的工资一分不花，都藏在枕头底下。我不知道自己要攒钱做什么，但我总觉得，攒着攒着，总有一天能派上用场。
转机发生在我十四岁那年的冬天。
那天傍晚，饭馆里来了个客人。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穿着白衬衫，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双肩包。他点了一碗面，坐在角落里安安静静地吃，一边吃一边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时不时还皱起眉头念叨几句。
我给他上完面就在旁边擦桌子，无意中瞄了一眼他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英文单词。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英文，那些弯弯绕绕的字母让我觉得又新奇又羡慕。
“你认识英语吗？”我忍不住问了一句。
小伙子抬起头看了看我，笑了：“认识一点。你感兴趣？”
我使劲点头。
“你上几年级了？”
“我……”我犹豫了一下，老老实实地说，“我没上学。我在这里洗碗。”
小伙子的笑容顿了一下，眼里闪过一丝我看不太懂的东西。他合上笔记本，很认真地看着我：“那你怎么认识字的？”
“自学的。有个老师教了我一些，后来我自己看书。”
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从双肩包里掏出一本书，递给我：“这是我用过的初中英语课本，送给你。你要是想学，我可以教你一些基础的。不过我在这边只待三天，三天后就要走了。”
我双手接过那本书，手指都在发抖。那本书的封皮已经有点旧了，边角也卷了起来，但对我来说，它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珍贵。
“谢……谢谢您。”我鞠了个躬，差点把额头磕到桌上。
小伙子被我的反应吓了一跳，连忙扶住我：“别别别，不用这样。你叫什么名字？”
“陈小梅。”
“小梅，”他点了点头，“我叫林涛，是省城的大学生，来这边做社会实践调研的。你记性怎么样？三天时间，我尽量多教你一些。”
“我记性好！”我抢着说，“我背课文，看两遍就能背下来。”
林涛半信半疑地看了我一眼，翻开课本第一课，念了一遍课文，然后让我复述。我听了一遍，磕磕绊绊地背了出来。他又念了一遍，第二次我就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
“你这记性……”林涛的眼睛亮了，“你这记性，不去上学太可惜了。”
我笑了笑，没接话。类似的话我听过太多遍了。杨老师说过，王婶说过，现在林涛也这么说。但“可惜”这两个字，改不了我的命。
接下来的三天，林涛每天下午都来饭馆，点一碗面，然后趁我没活干的时候教我英语。从二十六个字母开始，到音标，到简单的单词和句子。我像一块干透的海绵，拼命地吸收每一个知识点。晚上下了班，就缩在被窝里，借着手电筒的光，一遍遍地抄单词。
第三天下午，林涛临走前给我留了一个地址和电话。
“这是我在省城的联系方式，”他说，“你要是以后到了省城，可以来找我。还有这个——”他递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有我写的一封推荐信。省城有所职业中学，招收社会人员，不需要学籍。虽然拿不到正规的初中文凭，但学到的知识是真的。校长是我们学校的校友，这封信也许能帮到你。”
我接过信封，不知道该说什么。嘴唇哆嗦了半天，才挤出来两个字：“谢谢。”
林涛摆了摆手，背起双肩包走了。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话，让我记了十几年。
“陈小梅，你记住，你天生就是读书的料。别让任何人告诉你你不行。”
那天晚上，我躲在被窝里，蒙着头哭了很久。哭完了，我把枕头底下的钱数了数——两年攒下来的工资，一共是四百八十块。我把钱重新缝进棉袄里衬，下了决心。
我要去省城。
第6章 省城，省城
去省城这件事，王婶劝了我很久。
“你疯啦？”她掐着腰站在厨房门口，嗓门大到隔壁都能听见，“你在县城好歹有吃有住，去了省城两眼一抹黑，你找谁去？那个大学生？人家就是客气客气，你还当真了？”
我没吭声，手上的活也没停。碗一只一只地洗干净，摞得整整齐齐。
“再说了，”王婶的声音忽然低下来，“你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一个人跑到省城去，万一出点什么事怎么办？你让我怎么跟你杨老师交代？”
“王婶，”我把最后一个碗放好，转过身看着她，“您对我好，我知道。但我不想一辈子洗碗。我想读书。”
“读书读书，你就知道读书！”王婶一跺脚，“读书能当饭吃？”
“能。”我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杨老师说过，读书能改命。”
王婶张了张嘴，看着我的眼神忽然变了。她叹了口气，走进里屋，过了一会儿拿出一个布包，塞进我手里。
“五百块钱，”她说，“婶子攒的私房钱，你拿着。去省城的车票三十，到了先找个落脚的地方，别不舍得花钱。这钱不用你还，但你得答应婶子一件事——到了那边要是待不下去，就回来。别硬撑，别逞强。”
我跪下来给王婶磕了三个头。王婶拽我起来，眼睛红红的，嘴上还在骂：“没出息的丫头，磕什么头磕头。”
第二天一早，我坐上从县城开往省城的班车。车开了整整八个小时，穿过山洞，越过山岗，从冬天阴沉沉的山里一路开到了艳阳高照的平原上。到了省城的时候是下午三点，日头还高高地挂在天上，晒得人睁不开眼。
省城比县城大了不知道多少倍。满大街都是人，都是车，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和花花绿绿的广告牌。我站在长途汽车站门口，拎着我那个破包袱，看着眼前的人来车往，心里又激动又害怕。
激动的是，我终于到了省城——杨老师嘴里那个“翻过所有山”才能到的地方。害怕的是，我不知道林涛会不会见我。他不过是三年前在饭馆里吃了三碗面的客人，凭什么还记得我？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按照林涛给的地址找到那个职业中学的时候，我远远就看见一个戴黑框眼镜的人站在校门口，踮着脚尖四处张望。三年不见，他换了发型，穿了正装，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
“林大哥！”我喊了一声，声音大得自己都吓了一跳。
林涛转头看见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大步走了过来。他走到我面前，上下打量了我半天，忽然笑了。
“陈小梅，”他说，“你真的来了。”
“嗯，”我使劲点头，“我来了。”
“个子长高了，”林涛比划了一下，“比三年前高了大概十厘米。不过瘦了。走，我先带你去吃饭。”
我说不用，我带了馒头。林涛没听我的，直接拎起我的包袱就走。他带我去了学校旁边的一家小面馆，点了一份大碗牛肉面，加了一份牛肉。
“吃，”他把碗推到我面前，“吃饱了才有力气读书。”
我埋头吃面，眼泪一滴一滴地掉进碗里。
那碗面真咸。
在林涛的帮助下，我顺利进了那所职业中学。学校招收的是社会人员，学制灵活，半年一期，交得起学费就能上。学费一学期三百块，加上住宿费和生活费，我攒的那些钱加上王婶给的，勉强够用一年。
但一年之后怎么办，我心里没底。不过那时候的我顾不了那么多了。能上一天学是一天学，能读一天书是一天书。
我没有学籍，拿不到正规文凭，但老师们上课的内容和普通中学是一样的。语数外、政史地、理化生，一样不少。我像一块海绵一样，疯狂地吸收每一个知识点。全班六十多个学生，大部分是混日子的社会青年，上课睡觉的睡觉、玩手机的玩手机，只有我一个人坐在第一排，听得比谁都认真。
第一次月考，我考了全班第一。第二次，年级第一。第三次，全校第一。老师们开始注意到这个坐在第一排、从不说话、笔记记得密密麻麻的女生。班主任李老师找我谈话，问我以前在哪里上学，我说没上过学，是自己学的。
李老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话：“你这样的学生，不该待在这儿。你应该去上高中，上大学。”
我说我没有学籍，上不了高中。
李老师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但从那天起，他看我的眼神里多了一丝心疼。
在省城的日子比县城更苦。县城的时候好歹管吃管住，到了这边，每一分钱都要靠自己。我白天上课，晚上去学校附近的餐馆洗碗，周末去批发市场帮人搬货。搬一天货给十五块钱，够我吃一个星期。
有时候实在没钱吃饭了，就买两块钱的馒头，一天啃三个，就着开水往下咽。同寝室的女孩子们笑话我，叫我“馒头妹”。我不在乎。她们笑她们的，我看我的书。
苦是真的苦，但我从来没想过放弃。因为我总记得杨老师那句话——你这辈子，别让人给你取名字。
我叫陈小梅，不叫陈来弟。我的人生，要我自己做主。
第7章 张桂梅老师的红色身影
十六岁那年冬天，我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职业中学的课程我已经全部学完了，老师能教的都教了，再待下去也是浪费时间。李老师帮我联系了一所正规的高中——一所招收社会考生的民办高中，只要通过入学考试，就能插班就读，可以正常参加高考。
“学费一年三千，住宿费另算，”李老师把招生简章递给我，语气沉重，“小梅，我知道这钱不少。但这是你唯一的机会。你自己考虑。”
三千块。我算了算自己攒的钱，加上平时打工挣的，一共是一千二百块，还差得远。
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学校里来了一个宣讲团。宣讲的人站在操场上，身后挂着一面巨大的红布，上面写着几个大字——“让山里的女孩子走出大山”。
我站在人群里，远远地看着台上的那个女人。她瘦瘦的，戴着一副眼镜，头发已经花白了，但声音大得像一口钟。她的每一句话都砸在我心口上，砸得我浑身发抖。
她说，她叫张桂梅。
她说，她在华坪办了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专门招收读不起书的女孩子。
她说，她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山里的每一个女孩子都能上学。
她说，一个女孩子读了书，就能改变三代人的命运。
我站在人群里，眼泪流得满脸都是。旁边的人都在看我，我顾不上。我想起了九岁那年的秋天，想起了坐在我家门槛上拉着我妈手的张老师，想起了她摸着我的头问“你想不想上学”。
原来她还在做这件事。原来她从来没有放弃过。
宣讲结束之后，我挤过人群，想去找她。但人太多了，她被一群学生围着，我根本挤不进去。我站在人群外面，踮着脚尖往里看，喉咙里像是堵了什么东西，想喊却喊不出来。
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张老师忽然转过头，隔着人群看到了我。
我们的目光撞在一起。她愣了愣，眼睛里闪过一丝困惑，好像在努力回忆什么。
“张老师！”我终于喊出了声，“您还记得我吗？我是陈来弟——不对，我现在叫陈小梅！”
张老师眯着眼睛看了我几秒钟，忽然一拍巴掌，哈哈大笑起来。
“陈来弟！贵州那个陈来弟！我的天！”她拨开人群，大步朝我走过来，一把把我搂进怀里。她的力气大得惊人，差点把我勒得喘不过气来。
“你怎么在这儿？”她松开我，捧着我的脸左看右看，“长高了，长漂亮了！我记得你，我当然记得你！那年我去你们村，你缩在墙角里，问你什么都不敢说。后来我走了，你偷偷追了我三里地，给我塞了三个煮红薯。你还记得吗？”
我使劲点头，眼泪啪嗒啪嗒地掉。我记得，我当然记得。那天她离开我们村，我偷偷追了出去，兜里揣着三个煮红薯——那是我攒了一个星期的早饭，一个一个省下来的。我追了三里地，气喘吁吁地把红薯塞进她手里，然后转身就跑。
“红薯我吃了，”张老师笑着说，眼眶也红了，“真甜。我记了一辈子。”
那天晚上，张老师让我跟她去了她住的小旅馆。我们坐在床上聊了很久，我把我从山里跑出来、在县城洗碗、来省城读书的事情，一五一十地都跟她说了。张老师听着听着，眼睛就红了，但她没哭。她只是不停地点头，偶尔骂一句“没良心的爹妈”，骂完又叹气。
“小梅，”她最后说，拉住我的手，“你现在怎么办？学上得好好的，怎么还想转学？”
我把民办高中的招生简章递给她，说了学费的事。
张老师戴上眼镜看了半天，然后把简章往床上一拍。
“上！”她说，声音大得旅馆的墙都在震，“这学你上定了！学费的事你别操心，我来想办法。你给我记住了——你不是没人要的孩子，你是我张桂梅的学生。山里的每一个女孩子，都是我张桂梅的学生。”
那一夜我睡在张老师旁边的床上，听着她均匀的呼吸声，忽然觉得自己像是有了根。那种感觉很奇怪，明明和这个老太太只见过两面，但她身上有种让人安心的力量。就好像天塌下来，也有她顶着。
后来我才知道，张老师回华坪之后，把自己两个月的工资寄给了我。她一个月工资不到两千块，两个月的工资刚好够我交学费。她还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上说：小梅，好好读书，考上一所好大学。等你考上了，我送你一枚校徽。
那封信我看了无数遍，看到纸张都起了毛边。
第8章 从读不起书到站在这里
进入民办高中之后，我的世界像是被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这里的同学都是要参加高考的，学习氛围和职业中学完全不一样。我第一天走进教室的时候，心里忐忑得要命——我的底子太薄了，虽然在职中学了一些，但和正规的高中生比起来，差了不止一星半点。
第一次摸底考试，全班五十二个人，我考了第四十八名。
成绩单发下来那天，我一个人坐在操场的角落里发了好久的呆。第四十八名。这个成绩别说考大学了，连专科都够呛。我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想起张老师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一会儿想起杨老师送我走时的眼神，一会儿又想起自己这几年吃过的苦。
然后我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回了教室。
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拼命学。别人学一个小时，我学三个小时。别人做一套题，我做三套。不懂的题目，我厚着脸皮问老师、问同学，问完了自己再琢磨，琢磨透了再找类似的题做，做到闭着眼睛都能写出来为止。
那时候我住在学校宿舍，六个人一间。每天晚上十一点熄灯之后，我就拿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看书，一看就是两三个小时。舍友们嫌我烦，嫌手电筒的光影响她们睡觉，我就把被子蒙在头上，留一条缝，把手电筒塞进去，趴着看。
高二上学期，我进步到了全班第三十名。下学期，第二十名。高三第一次模拟考试，第十五名。第二次，第八名。
班主任姓周，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教师，教了一辈子书，带过的学生不计其数。她有一回找我谈话，说她教了三十年书，没见过进步这么快的学生。
“你是不是有什么秘诀？”她问。
我想了想，很认真地回答：“没有秘诀。就是比别人多花时间。别人学六小时，我学十二小时。别人周末休息，我不休息。别人过年回家，我不回。”
周老师沉默了一会儿，摘下眼镜擦了擦，又戴上。她看着我的眼神和杨老师当年一模一样，心疼，又无奈。
“你爸妈呢？”她问，“这三年，没见他们来过。”
“我没爸妈，”我说，语气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我有老师。我的老师就是我爸妈。”
周老师没再问了。但从那天起，她在我的作业本上批注的内容，比别人多了很多。有时候是鼓励的话，有时候是额外的习题，有时候只是一句“早点休息，别太拼了”。
这些细小的温暖，我都一点一点地记在心里。
高三那年的冬天特别冷，但我的心是热的。我攒了三年，终于等到了高考这一天。考试那几天，我每天都提前一个半小时到考场，站在门外等着开门。考场上，我把每一道题都认认真真地做，做完了检查，检查完了再检查。
最后一门考完出来，我站在考场门口，看着天边的夕阳，忽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六年了。从山里跑出来到现在，整整六年。我从一个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全的山里丫头，变成了一个正正经经的高中毕业生。
不管成绩怎么样，我都觉得自己赢了。
出成绩那天，我在学校门卫室的公共电话前等了整整一个下午。电话响的时候，我差点从凳子上跳起来。周老师在电话那头说了什么，我一个字都没听清，只听到最后一句——
“小梅，你考上了。”
我握着话筒，张了张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眼泪从眼眶里涌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淌，流进嘴里，咸的。
“省师范大学，”周老师的声音也在抖，“汉语言文学专业。小梅，你考上了，你真的考上了！”
我挂掉电话，蹲在学校门卫室的地上，嚎啕大哭。门卫大叔被我吓了一跳，连忙过来问我怎么了。我哭得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哭了好半天才缓过来。
大叔以为我是考砸了，还安慰我说没关系，明年再考。我使劲摇头，一边哭一边笑：“叔，我考上了。我考上大学了。”
大叔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从抽屉里掏出一包花生米，非要塞给我庆祝。
“丫头，你行啊！”他使劲拍我的肩膀，“厉害了！”
我揣着那包花生米，一路跑着回了宿舍。路上经过了省城最繁华的那条街，街两边的橱窗里摆满了漂亮衣服和鞋子。以前路过这里的时候，我只能站在橱窗外头看看，连进都不敢进去。但今天不一样。今天我看什么都是亮的，都是美的。
我觉得自己终于活成了一个人。
那天晚上，我拿出张老师给我写的那封信，又看了一遍。信的末尾有一句话，我看了很久很久——考上了，我送你一枚校徽。
张老师，我考上了。我终于能戴上你的校徽了。
第9章 谁说不读大学就没出息
大学四年，是我这辈子过得最奢侈的四年。
说我奢侈，不是说物质上的奢侈。大学的图书馆，是我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东西。几层楼高的书架，上百万册的藏书，想看什么书就借什么书。我第一次走进图书馆的时候，站在门口愣了好几分钟，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借书处的老师看到我的样子，以为我是迷路了，问我需要帮忙吗。我说老师，我不知道该先看什么书，因为每一本我都想看。
老师笑了，说了句我到现在还记得的话：“慢慢看，有的是时间。”
有的是时间。这四个字对别人来说也许是句客气话，但对我来说，却重得不得了。因为我太知道这四个字的分量了。为了能“有的是时间”看书，我付出了多少，没有人知道。
大学里，我选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别人选这个专业可能是因为就业压力、调剂或者兴趣使然，但我不是。我选这个专业，是因为我想做一件事——我想当老师。我想当杨老师那样的人，当张老师那样的人，把那些像我一样被遗忘在山沟沟里的女孩子，一个一个地拉出来。
大学期间，我申请了助学贷款，平时在学校图书馆勤工俭学，周末去做家教。生活费和学费勉强能自给自足，虽然还是紧巴巴的，但比起以前洗碗搬货的日子，已经是天上地下了。
大二那年暑假，我没有回家——其实我也没有“家”可以回。我报名参加了一个支教项目，去了贵州一个偏远的山村小学。那个地方比我们村还要偏，从镇上走过去要四个多小时，路上全是悬崖峭壁。我们一行八个人，背着帐篷和干粮，走了一整天，到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第二天一早，我站在那所破旧的小学门口，看着来上学的孩子们，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一下。那些孩子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背着洗得发白的书包，有的连书包都没有，用塑料袋拎着课本。他们的眼神和我当年一模一样——胆怯，又渴望。
我看到了我自己。
支教的一个月里，我教语文，也教数学，偶尔还客串一下体育老师。孩子们很喜欢我，因为我讲课的时候总是蹲下来跟他们说话，从来不站着。有一个老师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我小时候个子矮，老师站着跟我说话的时候，我总觉得老师在训我。我不想让孩子们有这种感觉。
支教结束那天，一个叫小花的女孩拉着我的衣角不肯松手。她今年九岁，和我当年遇到张老师的时候一样大。她上头有三个姐姐，底下还有个弟弟。她爸说，等她再大一点，就不让她上学了，回家帮忙带弟弟。
“陈老师，”她仰着脸看着我，“你还会来吗？”
我蹲下来，看着她的眼睛，很认真地回答她：“会来的。老师一定会来的。”
回学校的路上，支教队的同学问我以后想干什么。我说我要考公务员。
他们都愣住了。一个学中文的大学生，天天念叨着当老师，突然说要考公务员，换谁都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要考公务员？”队长问我。
“因为我想做点实事，”我说，“当老师，可以影响几十个孩子。但如果我能进体制，就能影响更多的人。你看那些政策文件，每一项好的政策，都能帮到成百上千的人。我没办法改变所有山区的教育，但我可以从体制里推动一些事情，哪怕只是一点点。”
队长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很复杂，像是在看一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但他什么都没说，只是点了点头。
大四那年，我开始准备公务员考试。每天泡在图书馆里刷题、背申论、看时事政策。一起备考的同学都说我疯了——一个助学贷款还没还完的山里姑娘，居然想考公，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你知道现在考公有多卷吗？”一个同学跟我说，“几百个人抢一个岗位，那些一本、985的考生都考不上，你一个师范生凑什么热闹？”
我没吭声。我知道他是为我好，但他不懂。他不懂一个从小被叫做“来弟”的人，对命运有多大的执念。几百个人抢一个岗位又怎么样？我这么多年，哪一步不是从几百个人里抢出来的？九岁抢读书的机会，十二岁抢活下去的机会，十六岁抢上大学的机会。抢了一辈子，不差这一次。
笔试那天，我提早两个小时到了考场。考完出来，我在考场门口坐了很久，脑子里反复过着刚才的答案。行测的时间没够用，有五六道题没做完，我心里没底。
等成绩那半个月，是我人生中最煎熬的半个月。比高考等成绩还煎熬，因为高考的时候我知道自己考得怎么样，但公务员笔试，我一点底都没有。
成绩出来那天，我正在做家教。手机上弹出通知的时候，我手抖得差点把手机摔了。打开一看——笔试成绩，岗位第一名。
我当场在学生家里哭了出来。学生家长吓坏了，以为出了什么事，连忙给我倒水。我一边哭一边说没事没事，我就是太高兴了。
面试也顺利通过了。政审、体检、公示，一路绿灯。拿到录用通知书那天，我把通知书拍了张照片，发给了所有帮过我的人——杨老师、王婶、林涛、李老师、周老师，还有张桂梅老师。
张老师第一个回的。她发了一条语音，声音又大又亮：“我就知道你能行！你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好好干，干出个样子来！”
我回了一句：“张老师，校徽呢？”
语音发出去不到三秒，张老师又回了一条，这回嗓门更大了：“急什么急！等我给你寄！”
我对着手机笑了好久。
第10章 原来你也在这里
我被分配到了省厅下属的一个业务处室，是事业编制，不是行政编。说是临时工，那是老周抬举我，实际上连临时工都算不上——我是通过人才派遣公司签的合同，性质是“劳务派遣”，工资比正式工少一大截，福利待遇更没法比。
不过我不在乎。能进省厅工作，哪怕只是个编外人员，对我一个山里跑出来的女孩子来说，已经是天大的造化。
处里的人对我还不错，尤其是钱科长，把我当徒弟带。他说我脑子清楚、做事靠谱、写材料有一手，比那些正式编制的大学生强多了。我知道他是真心夸我，也知道他没办法给我解决编制——体制内的事情，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
所以我拼命干活。别人不写的材料我写，别人不加的班我加，别人推三阻四的事情我抢着干。有人说我傻，说我一个编外人员那么拼命干什么，干得再好也没用。
“你不懂，”我跟他们说，“我是在攒本事。”
是的，我是在攒本事。这些年在体制边缘摸爬滚打，我太知道一个道理了——编制可以卡住你的身份，但卡不住你的能力。本事学到手了，谁也抢不走。
这一年多来，我经手了大大小小上百份材料，对本处室的业务比我自己的手掌心还清楚。钱科长经常开玩笑说，哪天他要是倒下了，我顶上就行。
谁知道他真倒下了。
急性肠胃炎，连夜送进医院，省厅的检查组第二天就到。老周急得团团转，最后把我推了上去。
然后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王处长站在我面前，推了推眼镜，上下打量着我说：“你……你是张桂梅老师的学生？”
我愣在那里，完全反应不过来。王处长认识张老师？张老师的学生？等等，他刚才说“那年我跟着张老师去你们村做家访”——他是当年跟着张老师去我们村的大学生？
记忆像潮水一样涌回来。那天张老师来我们村，身边确实跟着几个年轻人，有男有女，都穿着白衬衫，拿着本子挨家挨户地做记录。我那时候缩在墙角里，只知道盯着张老师看，根本没注意到其他人。
“您是……”我使劲想了想，但实在没印象，“对不起，我记不起来了。”
“你当然记不起来，”王处长哈哈大笑，“你当时眼里只有张老师，看都不看我们一眼。后来你追了三里地给张老师塞红薯，我在后头追你们俩，差点摔沟里去。你不记得了？”
会议室里响起一阵低低的笑声。我的脸一下子红了，不是因为被笑话，而是因为那句“追了三里地给张老师塞红薯”——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到了。
王处长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过身去，对会议室里的所有人说：“各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陈小梅同志，是张桂梅老师当年从贵州山区拉出来的学生。九岁才上小学，十二岁就一个人跑到县城打工，半工半读上完了初中、高中，后来考上省师范大学，又以笔试第一的成绩考进我们系统。这样的人才，你们要好好珍惜。”
会议室里安静了大约三秒钟，然后不知道谁带头鼓起了掌。掌声从稀稀拉拉到热烈，响了好一阵子。
我站在那里，脸烧得通红，眼眶烧得发酸，手里捏着的材料差点被我揉烂了。这种场面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被人当众介绍、肯定、赞扬，像做梦一样。
王处长转过身来，重新看着我，目光柔和了很多，但语气又变回了检查工作时的严肃：“小陈同志，你刚才的汇报我听了，情况介绍很全面，但问题分析还不够深入。测算依据这块你下去再梳理一下，整理好了报给我。”
“是！”我下意识地站直了身体。
“还有，”王处长推了推眼镜，眼里闪过一丝笑意，“刚才有人告诉我你没上过大学——这个说法不对。以后不管是谁问，你就说你是省师范大学毕业的，堂堂正正的大学生。听明白没有？”
“明白。”我说，声音有点发抖。
王处长走后，会议室里的人陆陆续续散了。老周走的时候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都没说，但我看到他眼睛红了。我们处里的几个同事围过来，七嘴八舌地说着刚才的事情，语气里全是惊叹和兴奋。
“小梅你也太厉害了吧？张桂梅的学生？”
“天哪我还以为你跟我们一样，普通二本毕业的……”
“那你刚才说的那些，都是真的？”
我点了点头，忽然很想一个人待一会儿。我找了个借口去卫生间，关上门，对着镜子里那个红着眼眶的自己，轻轻地说了句话。
“陈小梅，你做到了。”
镜子里的人没有回答我，但她的眼睛在发光。
下班的时候，我经过单位门口的保安室。老张正在里面整理出入登记表，看到我，笑着招了招手。
“张师傅，”我走过去，忽然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您……您怎么认识王处长的？”
老张放下登记表，笑了笑。他笑起来的时候，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看着特别慈祥。
“我跟老王是老战友了，”他说，“当年一起跟着张老师跑山区支教，后来他考了公务员，我就来这儿当保安。你来的第一天，我登记你的名字，看到‘陈小梅’三个字，就觉得耳熟，但没想起来在哪儿听过。后来有一次，老王回来说他们去贵州做家访的事，提到你追了三里地给张老师塞红薯的事，我才确认是你。”
我愣在那儿，半天说不出话。原来这一年多，张师傅一直都在暗处看着我。看我加班到深夜，看我抱着材料跑来跑去，看我在食堂吃最便宜的饭菜，看我在工作群里被@得团团转。
“您怎么不早告诉我？”我问。
张师傅摇了摇头：“告诉你做什么？你是凭自己本事走到今天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过是个看大门的。”
“张师傅——”
“行了行了，”老张摆摆手，从抽屉里摸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我，“这个是老王让我给你的。他说是你的东西，寄到了他那里。”
我接过信封，拆开一看，里面是一枚小小的校徽。红色的底，金色的字，上面写着——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女子高级中学。
校徽下面压着一张纸条，上面是张老师歪歪扭扭的字迹：小梅，这是答应你的校徽。戴上它，让所有人看看，山里的女孩子也能顶半边天。
我的眼泪终于没忍住，一下子涌了出来。
老张慌了，赶紧站起来给我找纸巾：“别哭别哭，你这丫头怎么跟小时候一模一样，动不动就掉眼泪——”
“我没哭，”我擦了擦眼泪，把那枚校徽紧紧攥在手心，“我是高兴的。”
走出单位大门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路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把整条街照得通明。我站在路边，抬头看着远处楼宇间透出来的万家灯火，忽然想起了杨老师当年给我描绘的那个世界——县城里有楼房、有汽车、有大马路；再往外走，还有更大的城市，有高楼大厦，有大学。
杨老师你看，我全都见到了。
我拿出手机，翻到一个很久没拨过的号码，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按了下去。电话响了五六声，那头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带着浓浓的困意和一点不耐烦。
“谁呀？大晚上的——”
“妈，”我说，声音很轻，轻到我自己都快听不见，“是我。”
电话那头沉默了。过了很久，才传来我妈的声音，比刚才清醒了不少，也比我记忆中苍老了不少：“是你啊……你……你还好吗？”
“好着呢，”我说，“我在省城工作，今天还见到省厅的领导了。”
“哦，好，好。”我妈的声音有点干，“你在外面好好的就行。家里……家里也挺好的。你弟上初中了，成绩还行。你爸去年腰不太好，现在干不了重活了……”
“妈，”我打断她，“过年我回去一趟。”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然后我听见我妈吸鼻子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像是哭了。
“行，”她说，“回来吧。屋里还有你小时候睡的那张床，一直给你留着。”
挂了电话，我站在路灯下，仰头看了好久的天。省城的天灰蒙蒙的，看不到几颗星星。但我记得山里的星星，又多又亮，密密麻麻地铺满了整个天空。
那枚校徽被我别在了胸口，硌得慌。但那种硌的感觉，让我觉得自己真真切切地活着。
真好。
创作声明：本文为“老老”原创创作，基于现实题材进行艺术加工，人物情节均为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本文旨在传递积极向上的价值观，鼓励每一个在困境中坚持的人——你的来路也许崎岖，但你的前路一定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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