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魏涵：印度武器“换靠山”，为何越换越难？|伊尔|伊朗|俄罗斯|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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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魏涵

整理|佳仁·云丹吉

本期编辑| 陈子珩

本期审核|江怡

摘要

在国际武器转让关系中，进口国或比出口国承担更大的经济、军事和政治风险，因此从武器进口国视角把握武器转让概念及军备依赖关系互动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别于外交关系破裂直接导致的被动型转换，武器进口国的主动型依赖转换是需求国为规避过度武器依赖造成的产品类风险和战略类风险而启动的防范行为。成功的依赖转换需要同时具备能力和机会条件，前者指武器进口国对进行转换的政治和经济成本的承担能力，后者则包含国际可替代进口选择和国内自给自足的武器市场机会，以及包含政治兼容性、国际安全环境、现实机遇等要件的国际政治机会。避免武器来源过于集中、弱化武器依赖杠杆影响是武器依赖转换的两个核心要素，强化本土自给自足能力、多元化进口来源、利用相互依赖的反向杠杆作用是破解武器高度依赖困境的三大路径。印度的武器进口依赖经历两次转换过程:20世纪60年代完成了从英国转向苏联的过程，而冷战结束后，印度积极尝试弱化对俄罗斯的高度军备依赖，但因转换成本过高，这一过程缓慢而又艰难。

关键词：印度武器转让进口国依赖国际军售转换成本

图源：金融时报

对于武器进口国来说，当其主要武器系统依赖进口，且不容易被其他产品替代，同时可供选择的武器供应商有限，本土武器生产能力又很弱，就容易产生对外武器依赖问题。印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武器进口国，其在2020—2024年的武器进口量约占全世界武器进口总量的8.3%，印度当前武器进口有两个变化:一是来源日趋多元，源自俄罗斯的武器仍排第一，但从法国、以色列和美国进口的武器逐步增加;二是自主武器生产能力有所提升。历史上，印度曾在20世纪60年代初完成过一次武器依赖转换过程，即从依赖英国转向依赖苏联，近年来的变化似乎又表明印度正在逐步摆脱高度依赖俄罗斯的局面。如何理解印度的这一行为?这两次的转换逻辑又有何异同?

武器转让是一种涉及国家安全关键资源的供求关系，当代武器转让已超越了过去单纯的枪炮买卖，更多的是军备竞赛驱动下的侦察、威慑和防御类武器转让，在当前全球化与技术高速扩散背景下，武器转让研究有了新的时代意涵。由于武器出口国往往为工业实力基础较好的国家，因此武器转让研究多从武器出口国视角分析其武器出口的外交政策、经济动机及后果，而从武器进口国视角进行的讨论并不充分。本文尝试从武器进口国角度出发，以印度为观察对象，从更加中微观的层面探求武器需求国转换对外军备依赖的逻辑，即依赖转换的动机、条件和路径，拓深对武器转让关系的理解。

一、文献回顾

武器转让研究从20世纪初至今历经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即20世纪初至60年代初。这一时期军贸研究主要集中于讨论武器制造商的角色和影响，尝试梳理国际军备贸易体系和特征等，但由于数据流通性不足和意识形态氛围紧张，这一阶段军备贸易研究进展甚微。第二阶段，即20世纪60年代中至70年代初。这一时期军备贸易的激增催生出了更加系统严密的军贸研究，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SIPRI)开始出版《世界军备与裁军年鉴》(SIPRI Yearbook)，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IISS)也开始定期出版《军事力量对比》(The Military Balance)。学者开始通过数据和案例来研究国家军工产业或国家间军备贸易，并达成共识，认为军备贸易是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第三阶段，即20世纪70年代中至1991年。这一时期军备贸易研究进入到爆炸式增长期，所涉国别、议题和方法迈入新阶段，出现了三个研究流派:一是以美国学者为主导的军贸“外交工具化”派，关注军备贸易的政治动机和影响，鲜少讨论纯粹的经济因素;二是受欧洲政治经济学传统影响的学派，他们从国家间依赖关系和帝国主义秩序的视角，全面分析军备供求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动机;三是区域国别学派，以区域国别为视角讨论中国、苏联、法国、以色列等国家军贸政策等，强调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研究结论的有限性。第四阶段，即1992年至今。随着苏联解体、多极化格局出现，此阶段的研究将军备贸易纳入到更广泛的国际关系框架内考察，如探讨盟友结构内的军备合作，同时将军备贸易与新技术发展、人道主义、地区安全格局和非传统安全议题相联系。

武器转让依赖是一种相互依赖模式，可分为“进口国依赖”和“出口国依赖”。既有关于武器转让关系的研究多关注武器的供应方，其中经济学领域的文献主要研究涉及供应国武器出口增长效应等的国防经济学议题，国际关系学领域的文献则关注武器供应国的动机、影响和国内政治过程。在动机方面，既有研究认为战略考量、经济利益和国内政治是武器出口国对外武器转让的主要驱动因素。其中，共同安全利益和地区军事平衡是重要的战略考量因素，国防工业、规模经济和就业等是重要的经济驱动因素、决策制度、国家领导人和公众舆论等则是影响国家武器转让的重要国内政治因素。在影响方面，既有研究关注到了武器转让对人权保护、地区稳定、反恐等的潜在负面影响。

也有少部分研究关注武器需求国，但多从体系结构视角、以整体为对象分析其中的互动关系，该议题在冷战期间达到高峰。相关研究可分为三个流派:帝国主义流派、依赖扩散流派和联盟行为流派。帝国主义流派认为，武器转让关系是国际体系结构的一部分，反映出国家间权力关系，即外围国家依赖中心大国的武器供应。霸权国家维持的帝国主义体系下的武器转让关系很难发生根本性变化，第三世界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武器依赖会进一步生成经济和技术依赖。依赖扩散流派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对来自发达国防工业国家的武器转让依赖会逐步扩散到其他领域，如军事组织、军事战略和国家安全概念方面，甚至扩散到一些民用领域，其结果是这些国家的国防工业不得不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扭曲镜像”。联盟行为流派则从大国和小国之间的联盟结构考察武器转让关系，认为武器转让合作虽然不是正式联盟，但却蕴含了不同程度的联盟意涵———武器转让包含了大国对小国不同程度的安全承诺，是小国以牺牲自主能力为代价换来的额外安全保证。上述流派试图从宏观层面总结普遍性的集体互动规律，但在当前追求中微观的国家行为研究趋势下，对武器进口国的探求有待进一步精细化。

二、武器进口国依赖转换的过程分析

武器进口依赖转换指的是需求国改变与既有主要武器供应国的依赖关系，是一种包含削弱既有依赖关系比重、增加其他外部合作关系及增强本土自给自足能力等过程的系统性行动，不过针对某种特定武器更换进口供应商的行动并不能称为武器进口依赖转换。武器需求国从首次向供应国购买军备，再到形成武器转让依赖，最后转换依赖模式，其间包含下述问题:武器进口依赖如何产生?武器需求国为什么要转换某个依赖关系?武器依赖转换在什么情况下才能成功?武器依赖转换有哪些途径?本文认为，武器需求国转换对外依赖逻辑包含转换动机、转换条件和转换路径等环节。

（一）

依赖的产生条件

国家间的武器转让合作从初期接触到深入发展至依赖关系，既伴随着客观环境的自然塑造，也同样受供应国主动调整的策略影响。在具体的武器转让情形中，威胁感知、自给自足能力、供应来源多样化程度是影响需求国对现有供应国依赖程度的主要因素。首先，武器需求国对于国内外威胁的认知会影响其武器需求程度。威胁程度越大、情形越紧迫，需求国对供应国的依赖就会越深，与供应国间的任何嫌隙都会削弱其军事能力。其次，武器需求国的自给自足能力包含两个维度，一个是本国的武器自主生产及迅速扩大生产的能力，另一个是配套能力，具体包含零备件生产、武器维护和保养、武器应用培训及将替代武器迅速纳入现有军队系统的能力。自给自足能力越弱，需求国对外军备依赖越强。再次，武器需求国的供应来源越单一，其对现有武器供应国的依赖程度也越深。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某些特殊情形，即武器系统来源过于多元也可能影响军事效率，有时候会损害需求国与特定供应国的外交和军事合作潜力。需求国更换供应商需要考虑转换所带来的沉没成本，很多时候仅仅传递更换供应国的信号反而可能比采取实际行动带来更高的要价能力。

（二）

转换动机

对于武器需求国而言，武器依赖转换包含两类，一是被动型转换，二是主动型转换。前者事发突然并缺少理性决策，后者则多发生于精巧的利弊平衡情形下。被动型转换多发生在武器供需双方外交关系破裂时，军备合作不得不因此暂停。被动型转换情景中，需求国并没有主动解除对供应国的武器依赖，武器依赖转换是作为其他突发事件的附属品而存在。例如，20世纪70年代，埃及和苏联关系破裂后，苏联暂停了对埃及的武器供应和维护服务。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1979年伊朗革命期间，美国和伊朗关系的破裂导致美伊武器转让关系中断，伊朗的大量美式进口装备因此陷于瘫痪之中。

主动型转换则是需求国为规避过度武器依赖造成的风险而主动进行的调整，这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主动型转换需要规避的风险包含两类，一是从短期利益出发的产品类风险，二是从长期利益出发的战略类风险。产品类风险与供应国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质量有关，交易流程体验(如交付时间、合同稳定性等)、技术转移限制、武器质量、价格优惠力度等都是影响需求国购买体验的重要因素。战略类风险则与需求国如何评估供应国借武器转让影响其战略自主性有关，当需求国感受到的因武器转让依赖而导致的外交、军事和政治领域的限制和风险越多，成本和收益性价比越低，则其转换依赖的动机就会越强烈。

（三）

转换条件

转换能力和机会是需求国发起实际转换行动的关键因素。能力因素主要指的是需求国的经济能力，经济资源是武器进口国更换供应商的基础。依赖转换需要高昂的经济成本，需求国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主动进行依赖转换的可能性比较低。冷战期间，当时的武器生产大国通过军事援助、优惠支付政策等与不少需求国建立了武器依赖关系，优惠政策缓解了当时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财政问题，有些优惠政策一直延续到现在。如果需求国财政资源紧张，那么它对武器价格、支付优惠等方面要求会更高，这客观上会缩小其对外选择的范围。

机会因素则涉及武器市场机会和国际政治机会。首先，武器市场机会指的是国际可替代选择和国内自给自足能力，这些都决定了主要武器进口来源的可替代性。国际可替代选择，指的是找到了现有供应商之外的潜在国际进口来源。现实是，武器系统越高端越复杂，可供选择的供应商就越少。此外，在考虑可供选择的供应商时，即使某供应商具备生产和出口某类武器的能力，其在高强度冲突期间的军工生产动员能力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当然，国内武器生产自给自足能力也是重要因素。但以国内生产替代进口并不是一个破除既有武器转让依赖的方法，尤其在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很少有国家拥有全面的国防生产能力，而且从经济效益考虑，这也并不是最优选。

其次，政治兼容性、国际安全环境、现实机遇是国际政治机会的要件。政治兼容性指的是需求国与备选供应国在意识形态、战略目标上的兼容程度。冷战期间，意识形态兼容性是需求国在选择武器供应商时的重要参考依据，但冷战之后意识形态的影响大大降低，两极格局的瓦解给了需求国更多的选择机会。政治目标灵活的国家往往拥有更加广泛的替代选择，而外交被孤立的国家则选择较少。国际安全环境也会影响依赖转换的程度。需求国所感知的外部威胁越多，那么其短期内发生依赖转换的可能性会越低。现实机遇指的是国际政治环境在降低依赖转换成本方面的助力程度，有利的现实机遇可以减少依赖转换对需求国与原武器供应国间关系的损害，同时降低沉没成本并保障稳定的系统维护和升级。例如，20世纪70年代，埃及和苏联的武器依赖关系破裂后，依靠两极竞争格局，美国和西欧国家的军工企业都曾参与保障埃及本土苏制装备运行，大大减少了埃及武器依赖转换的经济成本。

（四）

转换路径

避免武器来源过于集中、弱化武器依赖杠杆影响是武器依赖转换的核心诉求，由此出发，需求国若要主动摆脱对当前武器供应国的依赖，则需要从强化本土自给自足能力、多元化进口来源、利用相互依赖的反向杠杆作用来制定长期战略。

首先，需求国可通过降低武器需求或增加国内生产来增强武器自给自足能力。国家的武器生产能力取决于本国的工业基础、财政状况和政府能力等要素。民用工业基础良好的国家更易发展本土国防生产，如汽车工业是生产装甲车和军用卡车的有利基础。国家在关键武器领域的生产能力由低到高可分为三个水平:一是低等级的生产水平，即可以维修进口武器，在国内装配进口组件;二是中等级的生产水平，即可以在国内进行部分或完全的许可生产，但在许可生产范围和武器的先进性方面受到限制;三是高等级的生产水平，即可以实现完全自主研发和生产。

其次，保持多元化的武器来源。多元化武器来源可以限制单个供应国对需求国形成的风险压力，有可靠的替代来源就可以增强需求国对既有供应国的要价能力。多元化武器来源有几个需要注意的方面：一是多元化供应战略应当在危机发生之前就启动，这样有利于形成买方市场。二是冷战后武器转让不再完全由联盟模式主导，需求国可以自主选择供应商。三是强化政治兼容性可以有效增加可替代选择，过于孤立的政治立场会排除一些潜在的供应国。四是无论是与新供应商实际签订订单，还是仅仅对现有供应商公开表达不满或表示更换的意愿，都能增强需求国与现有供应国的谈判能力。五是需求国若拥有多元化的武器来源，就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经济和人力成本去解决武器协调和额外成本等问题。

最后，发挥相互依赖的反向杠杆作用。供应国通过自身武器资源所塑造的优势会对需求国形成结构性权力，随着依赖程度的加深，需求国解除依赖关系的成本也不断增加，最后不得不默认这种依赖关系。在此情况下，需求国可以通过尝试发挥反向依赖的影响来平衡其与供应国的关系。只要供应国可以持续从既有武器供应关系中获得利益，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就会变得更加平衡，出口国反向依赖的情形亦会加深，其通过操纵这一武器转让关系来威胁需求国的动机就会变小。然而，这一过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需求国自身的资源禀赋和战略价值，大多数在武器转让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缺乏足够的资源来建立反向依赖的影响力。

基于上述逻辑，后文将以印度两次对外依赖转换过程为例，探析其中的转换动机、条件、路径和各自效果，实际观察国家对外武器依赖的变化逻辑。

三、印度对外武器依赖转换的历史过程

印度有过两次不同时期的武器依赖转换尝试，由于动机、条件和路径不同，其结果(或趋势)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印度的第一次依赖转换，即武器转让依赖从英国转向苏联，尽管印度对英国依赖较深，但由于整体规模较小，转换成本较低，最终成功实现转换。然而，印度的第二次依赖转换，即试图破解对俄罗斯的高度军备依赖，尽管有一定的转换条件，但因转换成本较高，很难在短期内实现，仅能做到缓慢削弱高度依赖的不利影响。

（一）

第一次转换:从英国转向苏联

(20世纪60年代初期)

印度在独立初期，其武器供应主要依赖西方阵营，英国是主要武器来源国。1961年之前，英国占据印度主要武器进口市场，而且大部分时间为印度唯一的武器来源。印度独立后继承了英国殖民统治期间留下的大部分国防工业设施，包括16个军工厂、3个造船厂和1个飞机厂(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前身)，大部分低端武器由本土军工厂生产。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发生后，印度对国防装备的需求急剧上涨，但国内自主生产能力捉襟见肘，而此时的武器主要进口国英国已无法满足其军备需求。印度开始考虑降低对英国的武器依赖，寻求新的武器采购伙伴。面对苏联投来的慷慨优惠，印度的武器采购逐步转向苏联。20世纪60年代，英国在印度武器进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下降到30%，其后进一步下降到70年代的19%、80年代的12%，近十年这一比例仅为3%。

1. 转换动机

苏联最终替代英国成为印度的主要武器供应国，产品类风险和战略类风险是驱动印度主动完成这一转换的重要因素。首先，从产品类风险来看，英国供应的武器种类和服务质量已无法满足当时印度的需求。面对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冲突，英国对向印巴提供武器均持谨慎态度，如英国曾连续拒绝向印度转让“闪电”战斗机或出借45型驱逐舰，也不同意印度在本土生产英制飞机。印度在1962年后大幅调整国防发展规划，军事装备需求大幅提高，但英国迟疑而又谨慎的武器供应态度已很难满足其需求。其次，从战略类风险来看，英国等西方国家常以武器供应为手段实现政治目的，这进一步加剧了印度对西方国家武器供应的不信任。例如，在1965年“印巴战争”期间，英国、美国和法国等都对印度实施了武器禁运，使得处于武装冲突中的印度面临极大风险，印度亦因此没能和西方形成长期防务伙伴关系，不得不考虑新的武器转让合作对象。

2. 转换路径

前文提到转换路径主要有三种，即强化本土自给自足能力、多元化进口来源和利用相互依赖的反向杠杆作用。对于当时的印度而言，多元化进口来源是转换对英国武器依赖的关键方式。第一，薄弱的国防工业基础和紧张的国防财政投入限制了印度的国防生产能力。印度自独立起就萌生了实现国防工业独立自主的愿望，但初解殖的印度很难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满足需求的本土生产能力。例如，印度政府曾在20世纪50年代雄心勃勃地希望尽快完成战斗机的本土设计和生产，并因此制定了马鲁特飞机(HF－24 Marut)研制计划。然而，由于国内民航工业落后，印度无法攻克发动机难题。即便从国外获得了生产零件，组装的成本也非常高，从而导致国内组装比直接进口还要昂贵;加上国防部门无法吸引足够的资金，整个项目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第二，印度构建反向依赖的杠杆能力有限。一是“不结盟”政策限制了印度为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提供特殊资源，使得印度对英美西方阵营的吸引力有限。二是印度在英国的武器出口市场占比有限，无法发挥出理想的反向影响作用。自印度独立至20世纪50年代，英国出口至印度的武器量仅占其总武器出口量的9%左右。

第三，从多元化武器来源的路径来看，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阵营划分也使印度的选择有限。印度在美英阵营折戟后，苏联成为其仅有的选择。尽管印度认为印苏之间的武器转让合作仅是包含大量优惠条件的贸易合作关系，但苏联却认为两国军备关系的政治意义远大于经贸意义。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需求，苏联希望通过武器供应影响印度的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构。在苏联影响下，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向苏联承诺会转向社会主义道路，试图争取更多的军备供应。而苏联也在长期的武器转让合作中让印度相信了其可信赖的价值，两国的武器合作关系推动双方在1971年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并建立事实上的盟友关系。

3. 转换有效性

较低的转换成本、较高的政治兼容性和便利的武器市场使得苏联取代英国成为印度新的武器进口依赖对象。首先，从转换成本上来看，印度独立之初，国家财政紧张限制了国防建设，武器采购沉没成本低。在经济资源短缺、国家财政紧张的背景下，尼赫鲁政府必须缩减国防支出以支持其他急缺资金的民生和工业项目。20世纪50年代，印度的国防采购投入处于较低水平，国防开支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左右，1962年之后这一数值才升至4.5%。

其次，从政治兼容性来看，尼赫鲁政府奉行“不结盟”政策及反帝国主义的“和平外交”准则，希望借此口号防止国防开支增加带来经济和财政压力。同时，这一立场弱化了印度的意识形态立场，也使得印度能够在两大阵营之间寻求更大的合作空间，在美苏集团之间选择更佳的武器供应伙伴。

最后，从武器市场机会来看，苏联在武器转让方面的大度让印度渐生好感。斯大林执政时期的苏联有意疏远印度，赫鲁晓夫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后，苏联希望将印度开辟为冷战的“第二战线”，于是开始主动接触印度。苏联自1955年开始大量向印度提供经济援助，两国逐步建立起密切的政治联系。印度向英国等西方国家寻求武器供应接连碰壁后，苏联慷慨地递来了橄榄枝。例如，印度希望通过获得西方战斗机的生产许可来增强本土飞机的设计和生产能力，但英国拒绝印度在本土生产英制“闪电”战斗机的请求，苏联却答应向印度转让6架米格－21战斗机并授权许可生产。尽管米格－21的性能水平较“闪电”落后了两至三年，但苏联在生产许可方面的慷慨大度却及时满足了印度的军备需求，开启了印苏之间武器转让合作的序幕。截至1962年，苏联共向印度出口24架米－4直升机、26架伊尔－14运输机和8架安－12运输机。

除此之外，印度的武器依赖转换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在共同利益方面，苏联认为印度地缘战略位置重要、经济发展潜力较大，因此希望将其打造成抗衡美国进入亚洲的战略力量;印度则希望借助苏联来强化自身国防力量，以防止美国和中国通过巴基斯坦向其施压。其次，在经济利益方面，苏联先进武器的价格比西方国家更加优惠，而且苏联同意延迟付款及易货贸易，这大大缓解了印度的经济压力。例如，印度支付米格系列战斗机时，可以用国内工业制品(如成衣、打印机、冰箱和电视等轻工业产品)出口抵消，这为印度节省了宝贵的外汇，缓解了紧张的财政状况。最关键的是，苏联授权印度进行联合生产，这是与英美等西方国家合作无法企及的高度。印度是当时第三世界国家中唯一获准许可生产苏制武器的国家，这客观上促成了苏印长期的战略合作。

（二）

第二次转换:尝试弱化对苏联

(俄罗斯)的依赖(1991年至今)

自20世纪60年代初，印度从苏联大量采购武器，苏制武器几乎垄断了印度的军武库，截至20世纪末，印度约60%的陆军武器、70%的海军武器和80%的空军武器源自苏联。据估计，1960年至1990年期间，苏联向印度提供了35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大部分交易无须立即付款，而且可使用印度卢比的优惠利率支付。苏印这一高度依赖关系延续到了冷战结束后。1991年至2000年间，印度自俄罗斯进口的武器占其武器进口总量的65%，2001年至2010年间该比例增加到75%，2011年至2020年间再降至63%。2019年至2023年已降至36%，这些数据反映了印度正尝试降低对俄罗斯的武器依赖。

1. 转换动机

对印度而言，俄罗斯的武器供应存在产品类风险和战略类风险，近年来这一风险指数一直在上升。首先，俄罗斯武器供应存在产品质量、交易流程、技术转让限制、价格优惠力度等方面的问题，这影响了印度对双方军备合作关系的满意度。例如，印度进口的米格系列战斗机因其高坠毁率被称为“飞行棺材”，苏－30MKI则被曝发动机和显示系统有问题，T－90坦克未按要求安装导弹发射系统，通古斯卡(Tangushka)防空系统过时，等等。印度官员还私下抱怨俄方经常延期交货、变动价格、要求提前付款、修改合同、限制技术转让等。此外，过去的政治定价模式和“卢布—卢比”交易模式被取消，俄罗斯提供的价格优惠力度减弱，这些均降低了俄罗斯产品的吸引力。

其次，近年来俄罗斯武器断供的可能性增大，这增加了印度的战略风险。冷战结束后，印度经历了三波俄罗斯武器断供危机，每一波都强化了印度要破解对俄军备高度依赖困境的动力。第一波产生于冷战结束初期，尽管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绝大多数的国防生产力，但由于军工生产链断裂(部分重要的原材料供应点、技术研发部门和产品加工厂散落在俄罗斯之外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大量俄罗斯出口印度的装备不得不延迟交付。印度不得不派遣多个代表团前往位于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3500余个军工厂搜寻急需的零部件。这次断供危机强化了印度降低对俄武器依赖、实现武器来源多元化和增强本土武器生产能力的决心。

第二波断供危机出现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期间，欧美国家的多重制裁影响了俄罗斯在全球武器出口市场的份额。2017年美国出台了《通过制裁反击美国对手法案》(CAATSA)，通过打击俄罗斯国防工业及其武器出口来惩罚其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导致俄印在执行合同、支付货款等环节面临重重挑战。

第三波断供危机始于2022年俄乌冲突，由于欧美国家对俄实施制裁和俄罗斯国内武器需求占用大量产能，大量俄罗斯出口印度的武器和零部件不得不延迟交付。2022年4月18日，印度国防部召开了为期四天的会议，讨论俄乌冲突对印度进口武器交付的影响。同年4月29日，印度国防部长公开呼吁加快本土武器的自给自足能力，其他印度官员也在不同场合相继提出俄乌冲突后的进口武器问题。5月8日，由于俄乌冲突导致的俄罗斯武器售后服务问题，印度取消了升级85架苏－30MKI战斗机库存的计划。5月10日，印度陆军参谋长表示俄罗斯部分弹药和零件供应出现了问题，尽管印度目前有足够的储备满足需求，但正考虑寻求其他供应来源。面对欧美制裁带来的支付问题及俄罗斯的交付困境，5月17日，印度宣布暂停向俄罗斯采购10架卡－31预警直升机。俄罗斯方面也承认，俄乌冲突影响其合同执行能力。例如，俄罗斯联合造船公司宣布，由于制裁导致船舰零件采购困难，将推迟约半年交付出口至印度的两艘护卫舰。

2. 转换路径

与第一次转换时仅能依靠武器进口来源多元化相比，印度此次转换可从提高本土自给自足能力、进口来源多元化和施加反向依赖影响三个方面综合施策。虽然印度看似获得了更加主动的转换地位，但实施缓慢，效果并不显著。可见扭转长期以来形成的武器依赖并非易事。

首先，虽然印度本土国防生产能力有一定提升，但仍旧存在诸多问题。历经近80年的本土化努力后，受益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和高科技发展，印度的武器生产能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例如，1983年启动的“综合制导导弹发展计划”(Integrated Guided Missile Developmemt Programme，IGMDP)就是印度本土防御技术研发的成功案例。印度还在生产利安德级(Leander)护卫舰和维贾扬塔(Vijayanta)重型坦克、升级马鲁特(Marut)战斗机等常规武器领域取得了一定成绩。莫迪政府2014年9月推行的“印度制造”计划(The“Make in In-dia”Initiative)为印度国防工业注入了强劲发展动力，如根据国内军备生产情况制定禁止进口清单，要求国防部尽可能从国内采购装备。不过，尽管印度政府对本土生产能力建设野心勃勃，但仍存在诸多瓶颈，如缺乏突破性技术、过度侧重发展武器操作系统和提升维护技能、武器的质量问题突出等。印度在1992年制定了本土武器供应总量达到70%的目标，但2011年仅达到38.5%，2024年度才达到约65%印度的大多数武器仍然需要依赖进口，在战斗机、运输机、侦察机和护卫舰等高水平武器上的研发生产能力鲜有突破，近五年仍旧是世界第一大武器进口国，武器出口更是乏善可陈。

其次，印度的武器来源多元化政策在削弱对俄罗斯武器依赖的同时，也在强化对俄罗斯武器的要价。印度武器来源多元化政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减少对单一国家的过度依赖，二是灵活采购世界先进武器，三是规避欧美对俄制裁带来的“次生灾害”。在这一多元化政策影响下，俄罗斯频失对印武器出口大单。例如，俄罗斯的莫斯科直升机制造厂在竞标约24亿美元的飞机订单时败给了美国波音公司，米格－35在竞标约150亿美元的战斗机合同时输给了法国达索公司，伊尔－76运输机未能竞争过美国的C－17运输机产品。面对更加激烈的竞争市场以及印度趋强的讨价还价能力，俄罗斯也不得不做出一些政策调整，为印度增加一些定制服务，如在印度境内建立专门的托运仓库和服务中心以增强其零部件供应和维修保障能力，允许20余家俄罗斯公司绕过俄罗斯石油公司自行与印度签订零部件和系统升级合同，以减少专卖公司的垄断。

另外，虽然可能会冲击到本国市场，俄罗斯仍不得不对印度实施更加开放的技术转让政策。例如，俄罗斯与印度开展巡航导弹、核潜艇和航空母舰领域的合作;同意在俄制武器中纳入第三方技术力量，在伊尔－78加油机上安装以色列费尔康(Phalcon)雷达，在苏－30MKI多用途战斗机中安装法国和以色列的系统。但俄罗斯并非完全被动，印度也被要求签订更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协议，确保相关技术不会流向第三国。此外，由于长期的武器依赖，尽管印度未来可能不需要那么多的俄罗斯武器，但它仍旧需要大量购买俄罗斯提供的零备件，并依赖对方为其提供升级和现代化服务。印度在追求武器来源多元化的同时，并不希望短期内与现有武器转让体系脱钩，因为这可能会带来潜在的安全风险。

最后，反向依赖的影响也在持续构筑中。印度是俄罗斯重要的武器出口市场，2010年以来，俄罗斯对印度武器年均出口量占俄罗斯武器出口总量的32%，即使欧美制裁和产能限制导致俄罗斯在全球武器市场占比大幅度萎缩，但印度市场仍然维持这一稳定水平，凸显了印度市场对俄罗斯国防工业的重要性。此外，面对俄乌冲突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一系列制裁、谴责，印度仍延续了冷战期间的做法，以宽容、沉默和弃权等方式，无声地在国际场合支持俄罗斯。2023年12月25日，在俄乌冲突正激烈之时，印度外长苏杰生访问俄罗斯，并公开表示在世界政治巨变的80余年间，印俄关系一直稳定不变，这与美西方国家当前的论调和立场背道而驰。在印度方面的运筹下，印俄之间就武器转让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变得更加平衡，俄对印的反向依赖正在加深。

3. 转换有效性

从转换成本的能力来看，印度难以成功破解对俄武器依赖，但从转换机会来看，目前印度处于有利的地位。

首先，印度转换对俄武器依赖的经济和政治成本高。一是目前在印服役的苏制武器占比高，更换武器系统的沉没成本难以估量。印度自1961年以来从苏联(俄罗斯)进口的武器总量占所有武器进口量的69%，排名第二和第三的英国、法国的占比仅为10%、5%。另有统计发现，印度军队现役武器中有约85%来源于苏联(俄罗斯)，推翻了过去所预估的60%—70%这一范围。从各军种来看，从1961年开始计算，来自苏联(俄罗斯)的海军装备共计达总量的62%，其次为空军的50%和陆军的43%。印军的一系列关键武器系统，如主战坦克、航空母舰、战斗机、导弹驱逐舰、护卫舰、核动力或常规动力潜艇、空中加油机等都严重依赖俄罗斯。印度自主设计和生产的装备技术大多基于俄制武器平台，操作和训练形式也严重依赖俄罗斯的架构。

二是大规模武器供应也会潜移默化地将俄罗斯的作战理念渗透到印度的国防战略和军事思想中，这客观上增加了印度转换的难度。例如，印度“冷启动”作战理念中的“快速打击”思想就有苏联“作战机动小组”的烙印。此外，印度选择购买俄罗斯的S－400防空导弹的原因之一，就是其与俄罗斯都主张采取先发制人的限制损害战略来应对核威胁。

三是武器转让关系成为印俄战略关系的粘合剂，两国以此为基础在更广泛的议题上寻求到了共同利益。印俄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达成“互惠沉默”(reci-procity of silence)。例如，印度曾对苏联入侵阿富汗、俄罗斯介入叙利亚冲突保持沉默，以及对克里米亚危机和俄乌冲突给予“辩护”，而苏联(俄罗斯)也曾给予印度大量经济援助，通过声援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敦促印度共产党支持国大党的军事化政策、1971年印巴战争期间派遣军舰与美国军舰对峙、在印度1974年核试验时声援印度、支持印度1989年对斯里兰卡的军事干预行动，等等，对印度展现了巨大的“战略利他主义”，对印度的投资多于其所获得的回报。俄罗斯对印度的支持使其成为印度政府和民众内心所认可的“盟友”，两国还发展出了“特殊和特权战略伙伴关系”，印度一旦转换对俄武器依赖可能会对两国战略关系产生不利影响。

其次，从转换机会来看，目前形势对印度有利。一是武器市场机会，国际武器交易目前处于买方市场，多重竞争有利于印度保持选择的灵活性。武器转让涉及国家安全，因而一般的国际贸易规则难以适用于武器进出口政策。近年来，中国、韩国、南非、新加坡等国家成为新兴武器供应国，增强了世界武器市场的竞争性。印度在上述背景下深化了其武器进口来源多元化政策，目前正加强与法国、以色列、美国和英国的武器转让合作。2019年至2023年间，法国成为印度第二大武器来源国，占印度武器进口总量的33%，第三大武器来源国美国的比例为13%，而第一大武器供应国俄罗斯占比为36%。二是政治兼容性，战略自主的外交政策增强了印度在国际政治中的兼容性，使印度有更大的武器转让合作空间。三是现实机遇，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降低了俄罗斯武器供应市场的吸引力，2022年以来的俄乌冲突更牵制住了俄罗斯的军工产能，虽短期内对印度国内武器装备供应不利，但客观上为印度转换武器进口对象提供了正当理由。

四、结语

印度不同时期的两次对外武器依赖转换尝试，因动机、条件和路径不同，结果或趋势也不同。在第一次对外武器依赖转换中，印度将武器进口国由英国转向苏联，其动机在于英国武器种类与合作方式设限形成产品类风险，政治因素导致的武器禁运构成了战略类风险。印度对英国武器的依赖时段为1947年至20世纪60年代初，转换用时十余年，结果是武器供应主要依赖对象由英国转为苏联。尽管印度对英国依赖较深，但因整体规模较小，转换成本较低，能够实现最终转换。在当下的第二次对外武器依赖转换过程中，印度试图破解对俄在武器方面的高度依赖，其动机在于俄制武器存在产品质量、交易流程、技术转让限制与价格优势丧失等方面的问题，以及容易受到地缘政治与出口管制带来的供应限制。印度对苏联(俄罗斯)武器的依赖时段为20世纪60年代初至今，苏联解体后印度尝试转换这一依赖，但因依赖时间较长仍难以彻底转换，只能缓慢削弱高度依赖的不利影响。

本研究旨在厘清武器进口国对外武器依赖转换的动机、条件和路径，把握其行动逻辑。在本研究基础上，还有若干问题需要在未来进一步解决。一是武器进口国转换依赖的驱动因素中，其对产品类风险和战略类风险的接纳阈值是什么?不同的武器进口国对于风险的接纳程度不一，促使进口国启动转换依赖的决策行动的窗口期在哪里?二是决策者对于转换依赖的政治和经济成本的判断与事实上的能力限度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影响决策者的机会判断又有哪些因素?三是立足于本研究的理论框架，还可以进一步探讨更多的具体案例，如中国的武器供应从主要依赖苏联到高度自给自足、巴基斯坦武器供应依赖从英美转向中国的过程，以及伊朗、埃及等国家对外武器依赖被动转换的具体过程，等等。

作者简介：魏涵，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南京大学华智全球治理研究院、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转载自《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6年第3期文章，原标题为《武器进口国依赖转换的逻辑探析——以印度独立后两次对外武器依赖转换过程为例》。

本期编辑：陈子珩

本期审核：江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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