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七品知县的年俸为四十五两银子。这个数字看上去还可以，但是换成现在的购买力的话，大概就是三万到四万元人民币——一年，对，一年，掌管全县几十个姓氏的地方官员，他的合法收入比不上现在的普通白领。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古人靠工资养活自己可以吗？
第一部分是汉朝的情况。西汉时期实行的是秩石制，官员的俸禄是以粮食来计算的，一个县令大概有四百石到六百石左右，用实物来表示就是每年2万斤粮食，听上去很多了，但是汉代官员要自己养幕僚、养车马、养家丁，这些都是从俸禄中支出的，就相当于公司给你发工资但是办公费用你自己出。扣除以上各项之后，所得就很少了。
到了唐代情况好一些，唐代官员除了基本俸禄，还有职田——朝廷划一块地给你，收的租子归你。一个七品官的职田大约是350亩，按当时亩产折算，光职田收入就能顶好几倍工资，说白了，唐代官员的主要收入不是工资，是地产收益。这跟现在有些岗位工资不高但福利很好是一个道理。
宋代被认为是高薪养廉的时代，包拯担任开封府知府的时候，各种收入加在一起（月俸、餐钱、薪炭钱、添支钱等等），一年下来大概有上万贯。按照宋朝的标准来计算的话，包拯一年的收入大约为现在的五六百万元人民币，查阅了《宋史·职官志》中有关内容之后发现，宋朝对于高级官员的待遇很优厚。但是付出的是什么代价呢？养了一大批冗员，财政压力很大，到了南宋就承受不下去了。
明代画风突变。朱元璋出身贫苦，对官员极为苛刻，一个正七品知县月俸7．5石米，折合现在大约一千五百块一个月，这个数字放在明初物价水平下也只能勉强糊口。要我说，明代大规模作风问题不是偶然的——当制度性收入低到无法维持体面生活，贪腐就从个人选择变成了结构性问题，县令收火耗银、收常例钱、收各种灰色进项，朝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大家心知肚明：光靠俸禄，这个官当不下去。
清代搞出了养廉银制度，试图从正面解决这个问题，一个知县的养廉银从六百两到两千两不等，是正俸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雍正推行这个制度时说得很直白：给你钱，别伸手，效果如何？前期确实有效，但到乾隆中后期又故态复萌。为什么？因为养廉银成了固定收入后，官员的期望值也跟着涨了，新的灰色需求又冒出来。
回头看这两千年的俸禄变迁，我觉得有一条规律非常清晰：工资高不一定清廉（宋代照样有贪官），工资低几乎必然作风问题（明代是铁证）。养廉从来不是靠钱就能解决的，但没钱一定解决不了，这个矛盾，到今天依然值得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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