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幕，李涯从天津站高高的楼顶坠落，重重砸在地面上。
很多人看到这儿，心里头都不是滋味。
特别是瞅见这人直到临了，耳朵上还挂着监听耳机，还在拼命给那所谓的“党国”干活，不少观众眼眶子一热，差点掉泪。
坊间更是有个说法，把他捧成了保密局里唯一的“顶级劳模”，说他是个为了信仰把自己烧干了的悲情英雄。
这话听着是挺煽情，可要是咱把那点同情心先收一收，拉把椅子坐下来，一笔笔核算李涯这辈子的账单，你会发现一个让人后脊梁骨发凉的真相。
李涯哪是什么“劳模”啊，他分明就是天津站那个最大的“坑”。
他最后摔得粉身碎骨，根本不是因为信仰太纯粹，而是因为心里的那个算盘珠子拨得太响，最后把自己给算计进去了。
咱们先瞧瞧这人身上有个极不正常的现象。
在天津站，李涯活得像个苦行僧。
不爱钱、不近女色，甚至连个像样的家都没安，一天到晚窝在办公室的行军床上凑合。
在那个大家都忙着捞“五子登科”的浑浊世道里，他看着简直清白得像杯白开水。
可怪就怪在，这么一个看似“无欲无求”的主儿，居然敢在站长吴敬中面前挺直了腰杆子撂下一句：“我在南京是有朋友的。”
这话里面的门道可就深了。
在国民党那个烂透了的官场，特别是军统、保密局这种特务窝子里，交朋友靠的是啥？
靠咱们志同道合？
靠那一腔热血？
别逗了，靠的那是真金白银，是黄灿灿的金条，是绿油油的美金。
李涯从青浦班一出来就被扔到延安当“佛龛”，回了天津又摆出一副只要工作不要命的架势。
要是他真的一尘不染，两袖清风，他在南京那些能帮他在关键时刻递话的“朋友”，他是拿什么通的关节？
其实，这里头藏着一笔见不得光的账。
还记得吗？
有一天，李涯随手就甩给余则成一对玉镯子。
那成色，那是相当足，换几头大牲口都不在话下。
李涯送出手的时候，那是眼皮子都不带眨一下的，而且大大方方跟余则成透了底：这是我收上来的。
这才是面具底下真实的李涯。
他表面上以办公室为家，吃的是大锅饭，但这不过是他在刻意打造一个“拼命三郎”的人设。
在这个人设的伪装下，他对财富的胃口一点都不比吴敬中这个老狐狸小。
因为他心里跟明镜似的：想在仕途这根杆子上往上爬，光靠傻干是不行的，兜里没钱，怎么去南京打点关系？
要是看透了这一层，他在天津站干的那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事儿，就全都有了解释。
李涯在站里上蹿下跳折腾了那么久，看着是忙得脚不沾地，可实际上呢？
战绩是个大鸭蛋。
掌握核心机密的叛徒袁培林，在他眼皮子底下被人做掉了；想绑个核物理学家钱思明，结果箱子一打开，钻出来个比他还楞的混混刘闪。
但这还不是最要命的。
最能把李涯骨子里那点东西抖落干净的，是他怎么处置“汤四毛”。
这绝对是一场教科书级别的利益博弈。
汤四毛是个什么人？
这可是个懂延安发报路数的叛徒。
在情报战这盘棋里，这人就是个无价之宝。
要是留着他，顺藤摸瓜，搞不好能把中共的地下电台连根拔起，甚至捣毁整个网络。
这对于天津站来说，那是泼天的功劳。
这时候，摆在李涯面前有两条路：
第一条路：留活口，利用汤四毛为天津站立大功，但这么搞，情报处长陆桥山也能分一杯羹，甚至可能把功劳抢走。
第二条路：宰了汤四毛，伪造假情报，给陆桥山挖个坑，彻底把这个竞争对手干趴下。
如果你真心是为了那个所谓的“党国”效力，傻子都知道该选第一条。
可李涯呢？
眼都没眨，直接选了第二条。
他编了一套瞎话，拿汤四毛当诱饵把陆桥山引进了圈套，然后为了死无对证，转头就把汤四毛给秘密枪决了。
为了自己那点权力斗争的私欲，他不惜把组织最核心的情报资源当成一次性筷子给掰断了。
这笔账，李涯算得那是相当精明：天津站的利益那是公家的，毁了也就毁了；但只要陆桥山一倒台，副站长那把交椅空出来，那就是我李涯私人的红利。
这也能叫“劳模”？
这分明就是一个精致到了极点的利己主义者。
他口口声声的“拼命工作”，拼的根本不是破坏对手的组织，拼的是怎么踩着同事的尸骨往上爬。
有人可能会纳闷，李涯这么疯魔地想当官，图个啥？
这就得说说他心里的第二个魔鬼：权欲。
那时候的天津站，马奎栽了以后，副站长的位置一直空着。
够格去争这把椅子的也就俩人：行动队的中校队长李涯，情报处的中校处长陆桥山。
至于机要室主任余则成，那会儿还是个少校，李涯压根就没正眼瞧过他。
李涯的小算盘是这么打的：先干掉陆桥山，自己顺理成章晋升上校，然后屁股就能坐到副站长的位子上。
只要当上了副站长，哪怕以后不在天津混了，凭着“上校副站长”这个资历，外放去其他的乙种站、丙种站，弄个一把手当当也是稳操胜券。
或者回南京局本部，学学当年的徐远举，混个处长当当也不是没可能。
为了肩膀上那颗“上校”的金星，李涯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他杀汤四毛是为了这个，后来杀盛乡，也是为了这个。
盛乡那个案子，李涯心里比谁都清楚，那根本不是什么“峨眉峰”。
可他为什么还要演一出假装遇袭的戏，当场把盛乡给毙了？
因为他怕啊。
盛乡要是活着被送到南京受审，到了那个“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地方，万一盛乡把他天津站私底下的那些烂账、那些脏钱的来路给抖搂出来，他李涯在南京的那些“朋友”也保不住他。
杀人灭口，既保住了自己两袖清风的假象，又显得自己除奸雷厉风行。
这又是一笔为了私利把真相踩在脚底下的烂账。
这种对权力的疯狂渴望，最后甚至让他连基本的理智都丢了。
李涯最后那惨烈的一跳，说到底，也是死在这个“独吞功劳”的贪念上。
当他监听到余则成和廖三民的电话，拿到了余则成就是“峨眉峰”的铁证时。
按理说，这时候要是为了抓潜伏者，正常的流程绝对是立马冲进站长吴敬中的办公室汇报，调动全站兵力封锁现场抓人。
可李涯没有。
他谁都没告诉，既没跟站长通气，也没跟手下透风，就那么一个人憋着坏，想要自己单枪匹马把这事儿办了。
为啥？
因为他心里的算盘珠子又开始拨弄了：要是告诉了吴敬中，人抓住了，那是站长领导有方；要是告诉了别人，功劳又要被分薄。
只有自己悄悄地把事儿办成了，把铁证往吴敬中桌上一摔，这才是能在南京邀功请赏的独家猛料，这是他晋升上校最后一张也是最硬的王牌。
结果呢？
他揣着这个惊天秘密，被廖三民抱着一起跳下了楼。
他死的时候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大，那不光是因为恐惧，更是因为不甘心——他的那本账还没算完呢，他的高官厚禄还没到手呢。
回过头来再琢磨李涯这个人，你会品出一种深深的荒谬感。
他在延安潜伏了那么些年，那里就像个大熔炉，多少国民党的顽固派进去了都被感化，脱胎换骨成了新人。
可李涯这块顽石，硬是在那里面泡了好几年，愣是一点都没变。
有人说这是因为他信仰坚定。
错了。
真正的信仰是建立在对国家、对百姓的热爱之上的。
李涯所谓的“信仰”，其实是一种深度的妄想症。
他在延安的时候，支撑他熬过每一个漫漫长夜的，根本不是什么主义，而是“完成任务回去升官发财”的执念。
他嘴上挂着“想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这简直是整部剧里最大的笑话。
他在延安待了那么久，难道看不到是谁在真正为穷苦百姓打天下？
难道看不到是谁让那些孩子们有了学上、有了饭吃？
他看得见，但他装作看不见。
因为一旦承认了这一点，就意味着他梦寐以求的高官厚禄、金条美金全都成了肥皂泡。
所以，他只能一条道走到黑，哪怕前面是万丈深渊。
李涯这种人，放在任何一个组织里那都是灾难级别的存在。
表面上看，他是最勤奋的员工，哪怕睡觉都不离办公室半步；实际上，他是破坏力最强的害群之马。
因为他的勤奋根本不是为了组织的目标，而是为了通过恶性竞争来实现个人权力的最大化。
为了这个目的，他可以牺牲情报、牺牲同事、甚至牺牲整个组织的安全。
如果天津站真的有三个李涯，那根本用不着余则成动手，他们自己互相挖坑埋雷，早就把天津站炸成渣了。
白居易有首诗写得真好：“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李涯死得早，给大家留了个“悲情劳模”的假象。
但要是我们把时间的尺度拉长，把他做的每一个关键决策都摊开来晒晒，剥去那层“勤奋”的伪装，你会看到一个被贪婪和权欲扭曲了的灵魂。
他不是死于不幸，他是死于算计。
他在算计别人的时候，其实早就把自己的命，也填进了那本永远也算不平的账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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