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怎样把“标语”写出了诗情画意？
——浅析胡世宗《红军标语》的成功之处
作者 杨铁光
翻到《胡世宗长征诗历》的“二月诗”是《红军标语》，是胡世宗在1975年10月完成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全诗5段20行150多字，简约而有内涵，它是接地气有泥巴味儿的乡土诗，是尽兴抒怀朗朗上口的朗诵诗，是有金石之声有干云之气的政治抒情诗，当然也是作者长征诗中的精品。
其实，触目到“红军标语”这个题目时，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诗不好写，容易空洞抽象，变成“标语口号诗”，这可是写诗的大忌啊。当我读完全诗，继而朗诵，继而研读，继而思考，竟咀嚼出个中三味：
这么难写的题目，作者没有写“虚”写“空”，而是写的有滋有味、有情有理、有感有悟，这里蕴藏着功夫、艺道和机巧。我粗浅感觉这里有三个“妙”。
一是选题之妙：小切口大主题
红军长征传奇故事不计其数，许多构成了我们党精神财富的经典与传家宝。胡世宗在重走长征路上注重“打捞”，也注重“筛选”，瞄定最典型最形象最抵达人心的事物聚焦、放大、透视，然后呕心沥血、浓墨重彩变成具有历史价值的艺术品展示出来。“红军标语”就是其中一个，写标语是其表，实质是“唤醒民众”。《红军标语》的选题，回溯并彰显了我们党宣传鼓动工作的源头智慧与初心底色，是我们的政治优势最初的一种表现形式。有人说，“红军标语”是警世钟声、暗夜火炬、前行旗帜，一点也不过分。列宁曾对革命者有这样的界定，就是当革命力量遭到围剿，反动势力最猖獗的时候“捍卫革命的原则和口号的人。”（《政论家的短评》）这里，列宁把标语口号直接上升到了原则、宗旨、纲领的层面。毛泽东曾经用诗的语言，通俗而深刻地强调以“红军标语”为代表的宣传鼓动的作用：内可“唤起工农千百万”，外可抵“三千毛瑟精兵”，这也是被革命实践证实了的“制胜法宝”。
你看，这个“红军标语”的小切口是不是蕴含着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大主题”和深刻内涵啊？！
二是表述之妙：生活流入语境
小切口进入，如何表述是个难题，弄不好会进入“八卦阵”，乱了阵脚，弄巧成拙。胡世宗的高明之处就是写宏大主题不搞“宏大叙事”，而是采用“生活流”的方法，以生活本真为底色进行自然叙事，以小写大，以普通事件、生活质感、事物切片给“红军标语”注入生命，展示事情原貌。这样的运作很有代入感，我读着读着，仿佛在看一个纪实“小视频”：作者胡世宗穿越成了一个“小红军”，一手提着“白粉桶”，一手拿着“小板刷”，在长征路上写写画画，一忽儿在地主庄园，一忽儿在新占领的城门，一忽儿在山崖顶，一忽儿在村头大树上……无数个“小红军”，无数幅“红军标语”，让万里长征路，开满“春天的红山茶”，让旧中国，看到了“夜里的大火把”……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就是一个武陵人看见“仿佛若有光”的小山口进入，然后写的是应接不暇的生活琐事，背后是作者“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追求一个平等自由与和谐社会的梦想。胡世宗也是如此，在小切口进入后，通过平平常常细细碎碎的叙事，在润物细无声中完成了自己对“红军标语”的深情礼赞。
三是构架之妙：附题跋拓新意
胡世宗的《红军标语》开头有“题记”：“当年红军有规定：每人每天要写三条标语……”诗的后面还有个附言（也可以说是“小跋”）：此生最难忘两次重走长征路……听老红军说，他们不仅行军作战，还要宣传群众，不论文化深浅，写标语也是自我教育，也是学文化……
开头的题记与后面的“附言”让读者加深对这首诗写作背景的了解，也便于延申阅读与拓展联想空间。
看了《红军标语》感觉到长征路上“标语”的威力，看了“题记”与“附言”，加深了解“红军标语”不是哪个人的突发奇想，那是红军的硬性规定；不是“偶发”的稀有事件，是那时中央红军明确的政治任务：写标语、画壁画、编报刊、演节目……哪里有红军走过，哪里就有歌声与口号响起，哪里就有“红军标语”像火苗一样燃烧，哪里就有老百姓发自内心地拥戴与追随，长征因此成为“地球上的红飘带”，成为革命的“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
由是我还想到，“救国”的万里长征，我们有“红军标语”，从而取得了民族解放，“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伟大胜利；“建国”伊始，我们有“五一口号”，那是最凝练的“建国宣言”，团结了全国民众，建设了伟大祖国；在今天“强国”的伟大事业中，我们更应该“不忘初心”“不负使命”，固本强根，这样我们在新时代的新长征中就能行稳致远。
2026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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