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这些年是如何庆祝独立的，美国革命250周年纪念活动将于7月4日正式全面展开，相关筹备计划近来在美国受到媒体密切关注。其中一个反复被讨论的问题，是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这种关注背后，是外界认为特朗普正试图将这一纪念活动纳入自己的政治议程。尤其引发议论的是，据称特朗普政府将国会于2016年设立、无党派性质的“美国250”委员会边缘化，转而扶持与之竞争的“自由250”组织。
看起来，250周年纪念已经成为一处激烈争夺的政治场域。。这并非全无先例。正如历史学家迈克尔·哈特姆在2024年出版的《“76”的记忆》一书中所说，美国人长期以来一直围绕美国革命的教训和遗产争论不休。这种争论可以追溯到18世纪晚期，当时美国政治开始呈现出一些今天人们已十分熟悉的对抗性特征。
1790年代，这类争论主要发生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领导的联邦党人与托马斯·杰斐逊领导的民主共和党人之间。联邦党人希望重建与英国的关系，因此在7月4日的庆祝活动中，往往更强调秩序和强有力的政府。
而对民主共和党人来说，这一纪念日则提供了一个机会，用来批评他们眼中联邦党人对英国的效忠。因此，7月4日的纪念活动常常带有鲜明的党派色彩。
此后几十年里，围绕7月4日的竞争性诠释反复出现，尤其是在19世纪50年代，当时美国南北之间的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加剧。奴隶制正是这些紧张关系的核心。对非裔美国废奴主义者而言，《独立宣言》所阐述的理想，为他们批判南方奴隶制这一罪恶提供了有力武器。最典型的例子，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1852年的一场演讲。他尖锐地发问：“7月4日对于奴隶意味着什么？”
1861年内战爆发后，围绕7月4日的南北分歧进一步加深。许多南方白人甚至把南方在联邦中的处境，与北美13个殖民地在大英帝国中的地位相提并论。按照这种看法，正如美国殖民者曾认为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统治带有压迫性，并将征税和限制性立法归咎于他一样，南方也同样受到北方压迫，因为北方拒绝容许奴隶制继续扩张。
历史学家保罗·奎格利指出，通过建立这种联系，这些南方人借助7月4日宣称“自己才是真正的美国人，而北方人是叛徒”。这是一种借1776年的记忆为脱离联邦辩护的做法。而时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的看法则完全相反。在他看来，真正继承7月4日理想的是联邦本身。
到了1876年美国独立百年纪念之际，围绕革命历史的争论仍在继续。那次纪念活动发生在经济衰退时期，也接近所谓“重建时代”的尾声。那一时期，联邦政府一方面让南方各州重新加入联邦，另一方面也试图保障此前被奴役者的权利。
对一些北方白人而言，百年纪念被视为推动与南方和解的机会。其结果之一，是非裔美国人在革命中的贡献被边缘化，而黑人社群也积极对此提出抗争。
在波士顿等城市，当地精英试图主导7月4日纪念活动的做法，也引发了新近移民和少数族裔群体的反弹。他们决心确保自己能够被纳入纪念叙事之中。正因这些角力，历史学家杰克·诺伊将1876年的百年纪念形容为一个“尚未和解国家在地区、党派和种族层面的深刻分裂”的时刻。
1976年两百周年纪念。与100年前相似，1976年的纪念活动同样发生在一场极具撕裂性的冲突之后，那就是越南战争。也与19世纪70年代相似，这一纪念活动展开之际，美国正处于经济不确定时期。1973年，中东产油国实施石油禁运，引发石油危机，随后很快出现经济衰退，并持续到1975年。
当时，负责筹办200周年纪念的“两百周年委员会”甚至被指存在腐败问题，并被认为与尼克松政府的活动有关。该委员会于1973年被解散，改由一个名为“美国革命两百周年管理局”的新机构取代。因此，两百周年纪念同样是一次充满争议的周年活动。纽约、费城和华盛顿都举行了备受瞩目的大型活动，其中一些活动有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出席。
经历越战时期的社会动荡，以及“水门事件”引发的政治危机——这一事件最终导致理查德·尼克松于1974年辞去总统职务——许多美国人在爱国主义怀旧情绪中寻求慰藉。这次周年纪念甚至引起海外关注。英格兰北部兰开夏郡的沃顿村，因为与乔治·华盛顿家族渊源深厚，还专门举办了为期10天的庆祝活动。
但在其他地方，200周年纪念再次暴露出美国国内的分裂。左翼方面批评活动过度商业化。历史学家杰西·莱米什就把大量相关产物称为“两百周年商业化产物”。
在美国一些城镇和城市，纪念活动同样显露出社会失和。比如在波士顿，这一周年纪念就与当地围绕学校取消种族隔离的紧张局势纠缠在一起。
在美国，革命历史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角力场，尤其是在党派政治尖锐对立、社会动荡和经济前景不稳的时期。从这个角度看，250周年纪念与此前几次重要纪念活动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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