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庆典——不同背景的人们走到一起，觉得这个国家确实有值得庆祝的东西。但197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纪念最具标志性的时刻，其实出现在两年前。1974年8月9日，杰拉尔德·福特在总统就职演说中说：“我的美国同胞们，我们漫长的国家噩梦结束了。”
福特是在理查德·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后不久说出这番话的。对一个已因越南战争创伤和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动荡而严重分裂的国家来说，这番话意在起到安抚作用。但这番表态也为美国建国200周年全国纪念活动定下了基调。这场筹备长达10年的庆典最终举行时，确实带来了这个国家迫切需要的一种情绪宣泄和疗愈。
人们通常会通过一些视觉场面来记住1976年的建国200周年纪念活动，比如纽约港的高桅帆船巡游：16艘传统船只和100艘来自世界各地的现代船只沿哈德逊河航行。美国两个历史最悠久盟友的国家元首也为此访美，分别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法国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
福特本人在7月4日的演讲中，还曾用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来形容《独立宣言》：“它不是对政府本身的抗议，而是对政府越权的抗议。”他还向共和党内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人士发出一则含蓄信息，其中包括后来成为总统的罗纳德·里根：“政府未必是邪恶的，但它是必要的善。”
不过，在历史学家看来，1976年的周年纪念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颂扬了美国政治制度的韧性和延续性。许多人认为，这套制度在逆境中依然发挥了作用。而在唐纳德·特朗普时代，这种感受显得遥远而陌生。
50年前的主流情绪，或许可以从纽约报纸专栏作家吉米·布雷斯林一本书的书名中得到最好的概括：《好人最终如何获胜》。这本书写的是国会和法院如何追究尼克松责任。
尼克松的下台，可能还以另一种方式决定了1976年庆典的基调。一些历史学家提出一个颇有意味的反事实设想：如果尼克松挺过“水门事件”并继续执政，那么建国200周年纪念活动或许会更像特朗普为美国建国250周年安排的那些充满党派色彩的活动。
美国前驻外大使、近期出版的新书《旗帜依然在那里》合著者戴维·麦基恩说：“毫无疑问，那种感觉会非常不同，也会更像今天。分歧会多得多，整个氛围会非常对立。”这本书讨论了1776年以来美国几个重要周年纪念时期。
事实上，尼克松当年确实试图掌控建国200周年的筹备工作，这一点与特朗普如今主导建国250周年纪念活动的方式颇为相似。批评者认为，特朗普所呈现的是一种僵化且高度选择性的美国历史解释。
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一周内，就下令改组“美国革命建国200周年委员会”。这个由国会在3年前设立、负责组织庆典的两党机构，经过改组后，便于他把盟友和支持者安插到关键岗位。
华盛顿美国大学历史学教授MJ·里姆沙-帕夫洛夫斯卡说：“理查德·尼克松最初想怎样庆祝建国200周年，与特朗普现在想怎么做，两者之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可比之处：两个政府都采取微观管理的方式，试图对这种自上而下的爱国纪念活动施加极大控制。”
但尼克松的做法最终引发反弹。批评者指称其中存在腐败和财务不当问题，也抱怨企业势力“接管”了庆典，并讥讽其为“购买200周年”。在广泛批评之下，甚至连共和党内部也有不满声音。随着“水门事件”逐渐吞噬尼克松的总统任期，国会最终在他仍在白宫期间撤销了该委员会，另设新机构，承诺支持全国各地社区举办小规模、分散化的地方活动。
她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至少在联邦层面，完全不是那样。它体现的是一个不断以各种方式集中权力和影响力的政府。”里姆沙-帕夫洛夫斯卡表示，1976年那场管理相对宽松的建国200周年纪念，给了美国人足够空间去“找到自己的意义”，既可以“庆祝”，也可以“反思”。
她说：“美国历史是复杂的。人们完全可以批评美国革命承诺中未能兑现的一些部分，同时仍愿意庆祝它取得的成就。我认为，人们当时就是这样做的。”
正是在这种多元主义氛围中，亚历克斯·黑利那部探讨其家族奴隶制血缘历史、获得普利策奖的小说《根》出版后广受赞誉。这种宽容、和谐的氛围之所以更显突出，还因为它恰逢经济前景开始转暗。事后看来，这种变化预示了长期发展趋势，而这些趋势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成为民粹力量崛起的催化剂，最终被特朗普所利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持续的繁荣和经济增长，在1973年石油危机后开始失速。这场危机在整个西方工业化国家引发通货膨胀和失业上升。历史学家詹姆斯·罗伯纳尔特说：“人们对经济状况感到不确定和不满，但对政治局势，我认为他们总体上感觉不错。”他曾与尼克松前白宫法律顾问约翰·迪恩合著一本关于这一时期的书。迪恩因在“水门事件”中的角色入狱。
罗伯纳尔特说：“当时有通胀、停滞、滞胀，人们觉得自己正处在困难时期。同时，经济上也处于转型之中：这个国家曾经拥有大量工业、充满活力的商业环境，还有农民等等，但随后正一步步走向中西部‘铁锈地带’，贸易在开放，工厂却在关闭。这是一次巨大的转型。”
不过他补充说，把建国200周年时的氛围与建国250周年的背景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他说：“现在的感觉非常像是，人们不知道国家要往哪里去。人们觉得这个国家带着一点马戏团般的氛围。如今你的政治对手真的被视为敌人——而那时候，政治对手只是政治对手。”
麦基恩认为，最接近当下的周年纪念参照，其实可能是整整100年前的1926年。那一年，美国庆祝建国150周年，同时也有15000名身穿白袍的三K党成员沿宾夕法尼亚大道游行至白宫。那个时代弥漫的本土主义气氛，也让人联想到特朗普“美国优先”的言辞。
美国其他一些周年纪念也发生在国家经历黑暗时期之际。其中包括1876年，也就是建国100周年那年。那一年，阿姆斯特朗·卡斯特将军在小大角战役中打出著名的“最后一战”；同年，拉瑟福德·海斯在一场有争议的选举后成为总统。回看美国历次“生日”留下的经验，教训令人警醒，但并非毫无希望。
麦基恩说：“在那个时期，我们其实并没有一个完全成型的民主制度。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取得了进步，而现在我认为，我们正看到其中很多成果以不同方式被逆转。是的，我认为民主正受到围攻，但我也认为，这种情况我们以前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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