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年我跟女民办教师在学校躲暴雨，她把门关上：反正下雨回不去了

86年我跟女民办教师在学校躲暴雨，她把门关上：反正下雨回不去了

一九八六年，我二十二岁，在乡里的砖瓦厂当会计。

说是会计，其实跟打杂的差不多。厂长是我二舅，我妈心疼我高中毕业后在家闲着，就在饭桌上跟我二舅念叨了好几回，二舅抹不开面子，给我在厂里安排了个记工的差事。每天早上五点半起来，骑着一辆二八大杠走八里土路到厂里，晚上踩着星光回来。砖瓦厂的活又脏又累，窑里的煤灰漫天飞舞，工人们一个个被熏得像从煤窑里掏出来似的，我也好不到哪去，一张脸成天灰扑扑的。

但我心里憋着一股劲。我爹走得早，是娘一个人拉扯我长大的。供我念到高中毕业，在村里也算头一份了。那年头高中毕业在乡下就算是个文化人，可这文化人的名头听着好听，实际没什么用——城里工厂招工轮不到我们农村户口，考大学差了几分没考上，我娘嘴上不说，但我知道她心里盼着我能出息。所以砖瓦厂的活再脏再累我也干，至少一个月能拿三十来块钱工资，交给我娘的时候，她脸上有光。

砖瓦厂旁边是一所村小。

说是一所学校，其实就是三间砖瓦房加一个黄泥操场。操场上的篮球架是两根木头桩子钉块破木板，篮筐歪歪斜斜地挂在上面。教室的窗户没有玻璃，冬天用塑料布蒙着，风一吹哗啦啦响。全校一共五个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有的班上十来个人，有的班上只有七八个。全校就两个老师，一个是五十多岁的老校长，姓郭，瘸了一条腿，走路拄拐杖；另一个是民办教师，叫顾青萍，比我大三岁。

顾青萍是外乡人，前年才分来这个村小。她爹原来是镇上中学的语文老师，后来得肺病走了，家里就剩她和她娘。她初中毕业后考了民办教师资格，本来能分到条件好一点的乡镇小学，但她没关系没门路，最后被塞到了我们这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村里人对她挺客气，毕竟在乡下，教书先生走到哪都受人尊重。但背地里也有人嚼舌根，说她眼高手低，都二十四了还不嫁人，怕是要当一辈子老姑娘。

这种闲话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不太舒服。

说起来，我跟顾青萍第一次搭上话，还是因为学校的电线。村小的电线老化得厉害，三天两头跳闸。有一次郭校长在操场上喊了一嗓子：“谁会修电？”我正在砖瓦厂门口记账，听到这话就放下笔过去了。高中时候我物理成绩最好，电路图什么的都懂一些，换个保险丝、接个电线什么的难不倒我。那之后，学校里有什么桌椅板凳坏了、门窗合页松了、屋顶瓦片漏雨了，郭校长都来喊我帮忙。我反正也是闲着，随叫随到。一来二去，就跟顾青萍熟了。

她跟村里别的女人不一样。她不嚼舌根，不说东家长西家短，闲下来的时候就坐在教室门口看书。她书架上那几本书我都看过书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红岩》，还有一些我看不太懂的，什么《教育学入门》、《中国古代文学简史》。她有一本新华字典，翻得书脊都裂了，用透明胶布粘了好几道。她说教书不能误人子弟，自己底子薄，得天天看、天天学。我有时候听她在教室里给孩子们上课，声音清脆得像山涧里的溪水，念课文的时候一字一顿，好听得让人挪不动步子。那些平时皮得像猴崽子一样的村娃，在她课堂上规规矩矩的，背着手坐得端端正正。

我想，这大概就是文化的力量。

砖瓦厂午休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去学校那棵大槐树底下坐着乘凉。槐树有几百年了，树冠遮出小半亩地的荫凉。顾青萍吃完饭也会在那里改作业，膝盖上摊着一摞皱巴巴的作业本，手里攥着红墨水钢笔，一个字一个字地批改。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她跟我讲城里的事，讲她读过的书，讲她以前在镇上中学读书时候的日子。我跟她讲砖瓦厂的窑是怎么烧的，讲我小时候下河摸鱼、上树掏鸟窝的事，她听了就笑，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笑声被风送出去老远。

“你这样有文化的人，窝在砖瓦厂可惜了。”有一次她合上作业本，忽然冒出来这么一句。

“不可惜，一个月三十块钱呢。”我笑着说。

她摇摇头，看着远处砖瓦厂烟囱里冒出来的滚滚黑烟，眼睛里有一种我当时读不懂的东西：“你应该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很大。”

“去哪儿看？”

“县城，省城，或者更远的地方。”她低下头，继续改作业，声音忽然变得很轻，“我也想走，可我不知道去哪。我娘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

那是我第一次在她脸上看到一种和年龄不符的沉重。

从那以后，砖瓦厂午休的那一个小时，成了我一天里最盼望的时光。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就是觉得跟顾青萍待在一起的时候，时间过得特别快。她说话慢条斯理的，声音不高不低，讲什么都清清楚楚。有时候她不说话，就静静地坐在那里改作业，风吹过来的时候，翻动她压在作业本上的那本红封面的书，书页哗啦啦地响。她在阳光透过槐树叶子的碎影里微微皱起眉头，红笔在一道错题旁边画一个圈。那个画面特别好看，好看得让我每次离开的时候都要在厂门口站一会儿，回回神。

但我也没往深了想。人家是老师，是吃公家饭的，我一个砖瓦厂的临时工，一个月三十块钱，拿什么想那些有的没的？再说了，她在村里教书，我在厂里做账，平日里隔着那道矮矮的黄土墙，各有各的日子。

直到那个夏天的傍晚。

七月的天，说变就变。那天是周五，砖瓦厂赶一批订单加了班，工人们都走了之后，我留在厂里对账。傍晚的太阳还金灿灿地挂在天边，我正对到一半，天忽然阴了下来，乌云从西山那边压过来，层层叠叠的，低得像是要压在烟囱顶上。空气里弥漫着暴雨来临前特有的土腥味，闷得人喘不上气。

我赶紧放下账本，跑到院子里去收晒在外面的砖坯。砖坯不能淋雨，淋了就全废了。我手忙脚乱地搬了几摞砖坯往棚子里堆，风已经大了起来，吹得院子里的槐树东倒西歪，树叶哗哗地响，几片叶子被风撕下来，打着旋飞到半空中。一道闪电劈开了天幕，紧接着就是一声炸雷，那雷声大得像是有人在头顶上放炮，震得我耳朵嗡嗡响。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砸下来，砸在砖坯上，砸在铁皮棚顶上，砸在地上溅起一朵朵泥花。

我搬完最后一批砖坯，浑身上下已经湿透了，雨水顺着头发淌进眼睛里。正想回办公室躲雨，忽然心里一动——村小那边地势低，一下大雨就进水。上次下暴雨的时候，郭校长一个人搬沙袋堵门，差点把那条瘸腿又摔断了。郭校长这几天去县里开会，学校里就剩顾青萍一个人。

我披了一条装化肥的蛇皮袋，一头冲进了雨幕里。雨大得像是天被人捅了个窟窿，白茫茫的一片，三米之外什么都看不清。脚下的土路已经变成了泥浆河，每一脚踩下去都要用力拔出来。我跑到学校门口的时候，看到三年级的教室门大敞着，狂风裹着雨水直往里面灌，窗户上的塑料布已经被吹飞了一大半，几本课本掉在地上，已经被雨打湿了。

顾青萍正一个人用课桌堵门，雨水已经漫过了门槛，教室地上积了脚踝深的水，桌椅板凳的腿都泡在水里。她浑身湿透了，碎花衬衫紧紧贴在身上，头发湿漉漉地粘在脸颊上，嘴唇冻得发白。她咬着牙推着一张课桌往门口挪，水流的力量把门板冲得咣咣响，她一个人根本推不动。

“顾老师！”我冲过去，帮她把课桌推到门口堵住。又跑到操场边搬了几块砖头压住门板底下，用泥巴把门缝糊上。雨水顺着我的脖子灌进去，衣服里全是水，沉甸甸的。

“还有那边的窗户！”她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指着窗户那边喊。

我又跑到窗户边上，把吹飞的塑料布重新拉回来，没有钉子，我拆了扫帚把上的铁丝临时拧了几个钩子，把塑料布勉强固定在窗框上。雨水还是往里渗，但至少挡住了大部分。做完这些，教室里的水已经淹到小腿肚了。我和她都站在水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不行，这水还得涨！”顾青萍看了一眼外面越来越大的雨势，转身推开了隔壁办公室的门。那间办公室同时也是她的宿舍，中间拉了一道布帘子，帘子这边是一张办公桌和两把椅子，帘子那边是一张窄窄的行军床和一个木头箱子改的床头柜。

“进来！先把重要的东西搬上去！”她说着就抱起桌上的课本和作业本往高处放。我也跟着帮忙，把她的书、教案、那台老式手摇电话机，都搬到了桌上。行军床太矮，我把她的被褥卷起来放在了办公桌上。布帘子被风吹得飘来飘去，她的脸在布帘后面若隐若现。

等忙完这一切，外面的雨更大了。天空已经完全黑了，不是傍晚的那种黑，而是暴雨把天光全部遮住之后那种密不透风的漆黑。雨点砸在瓦片上，声音大得像是有人拿锤子敲，密集到听不出单颗雨点的节奏，只有一片轰隆隆的、绵延不绝的巨响。办公室的窗户也被风吹得哐哐响，玻璃上糊了一层雨水，什么都看不清。

她站在门口，看着外面铺天盖地的暴雨，忽然说了句：“反正下雨回不去了。”

然后她把门关上了。

那扇老旧的木门在门框里卡了一下，她用力一推，门闩咔哒一声落了槽。那一声在暴雨的轰鸣里本来微不足道，但我听得格外清楚。因为它同时敲在了我心上。办公室里一下子暗了下来，只有窗户透进来的一点微弱天光，和偶尔劈开的闪电带来的瞬间惨白。

她转过身，靠在门板上，低着头看着自己湿透了的布鞋。雨水沿着她的发梢一滴一滴地落在地面上，在已经积了一层浅水的泥地上打出细小的涟漪。空气忽然变得稀薄而滚烫。我的心脏开始狂跳，跳得我自己都能听见。

“这雨……怕是要下一阵子。”我的声音干涩得不像自己。

她点了点头，还是没抬头，弯腰拧着自己衣角的水。她的手指修长，拧衣服的动作很慢，像是在拖延什么，又像是在酝酿什么。

沉默了几秒，她从床底下拖出来一个搪瓷盆，又从抽屉里翻出一块干毛巾递给我，毛巾上有一股淡淡的皂角味。她说：“擦擦吧，别感冒了。”然后又递给我一件外套，“你先穿上，把湿衣服换了，不然会生病的。”

那是一件藏蓝色的中山装，袖口磨得有些发白了，但洗得很干净，叠得整整齐齐。

“这……”

“我爹的。”她别过头，声音低了下去，“你先穿着。湿衣服脱下来搭在椅子背上，雨停了就能干。”说完她就转过身去，面对墙角那排书架，留给我一个湿漉漉的背影和不断滴水的发梢。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脱掉了湿透的衬衫，用毛巾胡乱擦了擦头发和胸口，把那件中山装披上了。衣服有点小，袖口短了一截，肩膀上紧绷绷的，但带着一股樟脑球和旧书页混合的气味。那种气味让人莫名地安心。

“好了吗？”她背对着我问。

“好了。”

她转过身来，看到我穿着她父亲的衣服，眼神微微闪烁了一下，像是有某种情绪从眼底掠过，但很快就被她藏起来了。她从墙角拿出一个煤油炉，点着了火。煤油炉的火焰是橘黄色的，小小的，但在昏暗的办公室里却显得格外明亮。那团火光照在她的脸上，她的睫毛在脸颊上投下两道细密的阴影。她又从床底下翻出一个小铝锅，接了点干净的雨水，放在炉子上烧。

“办公室里没什么吃的，只有一把挂面和两个鸡蛋。鸡蛋是学生家长送的，本来想留着明天早上吃。”她蹲在煤油炉旁边，往锅里下面条，动作不紧不慢的，筷子在锅里搅了两圈，把面条搅散了。她的湿发垂在脸侧，水珠滴到地上，她用手背把头发别到耳后。

我看着她忙碌的背影，心里忽然涌上一股很复杂的情绪。这间小小的办公室，外面是风雨飘摇的世界，里面却是一个姑娘在给我煮面。煤油炉的火焰在锅里投下晃动的光斑，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冒着泡，面条在沸水里翻滚。那种温暖的、带着烟火气的画面，让我有那么一瞬间的恍惚——好像这不是一场暴雨中的困守，而是某个寻常傍晚，我下班回家，她在厨房里等我吃饭。

“顾老师，你一个外乡人，到这么苦的地方来教书，后悔过吗？”我坐在她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鬼使神差地问了这么一句。

她搅面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搅。沉默了一会儿，她开口了，声音混在煤油炉的嗡嗡声和外面的雨声里，显得很轻很柔，但每一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

“刚来的时候，天天后悔。没水没电，窗户漏风，冬天冷得夜里要穿着棉袄睡。学生们穷，有的孩子大冬天还穿着单鞋，脚趾头冻得通红。课本不够用，三个人挤一本。作业本是用废纸自己钉的，正面写完写反面，反面写完了擦掉再写。有一回我发高烧，烧到三十九度多，躺在床上想，要是我死了，得三天才有人发现。”

她往锅里打了两个鸡蛋，蛋黄在沸水里慢慢凝固，变成了两轮小小的太阳。

“后来不后悔了。因为有一个孩子跟我说，顾老师，我长大了要跟你一样，当老师。他家是村里最穷的，他爹在矿上打工，一年回来一次。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亮晶晶的，跟天上的星星一样。那一刻我就想，值了。”

她把煮好的面条捞进两个搪瓷缸子里，端给我一份。面条很素，放了点盐和酱油，但那股热腾腾的香气是我这辈子闻过最好闻的味道。她把筷子在衣服上擦了擦递给我，自己在床沿上坐下来，端着另一只搪瓷缸子小口小口地吃。

“你呢？”她忽然抬头看着我，“我听郭校长说你高中毕业，成绩一直很好。你真打算在砖瓦厂干一辈子？”

我嚼着面条，沉默了很久。外面的雨似乎小了一些，打在瓦片上的声音从密集的鼓点变成了稀疏的滴答声。煤油灯的灯芯噼啪响了一下，火光晃了晃，把两个人都吓了一跳，然后重新稳定下来。

“不是打算，是没办法。”我把搪瓷缸子放在桌上，缸子里的面条已经吃完了，只剩一点汤，“我娘身体不好，我得养她。砖瓦厂的活虽然累，但每个月都有工资。再说了，我一个农村户口，城市里招工轮不到我，考大学又没考上，外面的世界再大，跟我没关系。”

“有关系。”她放下搪瓷缸子，认真地看着我，目光在煤油灯的光晕里显得格外坚定，像是两颗被火焰点燃的星星，“你比我见过的很多人都聪明。你修得好电路，看得懂账本，还会写字，你写的字比乡里那些干部写的都好看。你不能一辈子把自己埋在这堆砖头里。”

“埋在这堆砖头里怎么不好了？”我笑了笑，“一个月三十块钱呢。”

“你又来了。”她叹了口气，但嘴角微微弯了一下，“每次跟你说正经的，你就拿钱搪塞我。我看得出来，你心里有想法，就是不敢。你在这厂里待久了，连想都不敢想了。”

我低下头，看着搪瓷缸子里剩下的面汤。汤里映着一小团煤油灯的倒影，橘黄色的，微微晃动。

“你说得对，”我的声音很轻，“我是怕。怕出去了混不好，怕我娘没人照顾，怕最后什么都落不着。”

沉默在两个人之间弥漫开来，煤油炉烧完最后一点煤油，火焰忽闪了几下，灭了。办公室里只剩下窗外透进来的一点微光，和雨声。

“你知道吗，”她在黑暗中开口，声音轻轻的，像一片羽毛落在水面上，“我也怕。我怕我这辈子就困在这里了。我二十五了，村里人都在背后说我是老姑娘。我娘托人给我介绍了好几个对象，有乡里的干部，有镇上的个体户，条件都不差，但我都没答应。”

“为什么？”

她没有回答。黑暗里，我看不清她的表情，但我能听到她的呼吸声，比刚才更重了一些，也更快了一些。空气里有一种紧张的东西在发酵，像暴雨来临前那种沉闷的寂静。

“陆远。”她忽然叫我的名字。

这是她第一次叫我的名字。以前她要么叫我“小陆”，要么什么都不叫。她用那把软软糯糯的嗓子念出这两个字的时候，声音里有一种克制了很久的颤抖，像是在小心翼翼地捧起一件易碎的瓷器。

“你有没有想过，”她顿了顿，黑暗中我听到了她深吸一口气的声音，“我们俩，其实挺合适的。”

一道闪电在窗外亮起，惨白的光从窗户的缝隙里挤进来，照亮了她半张脸。在那不到一秒的时间里，我看到她的眼睛正直直地看着我，那里面有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和一种被藏了很久很久的温柔。闪电灭了，黑暗重新涌上来，但那个画面已经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脑海里。

“我比你大三岁。”我的声音干得像砂纸。

“那又怎么样？”

“我没钱，没房子，就是个砖瓦厂的临时工。”

“我问的不是你的工作。我在问你。”她的声音忽然拔高了一些，带着一种被压抑太久的急切，然后迅速降了下来，降得很低很低，低到快要被雨声盖过去，“陆远，你敢不敢？”

你敢不敢。

这四个字像一块石头投进了我心里那口深井里，沉闷的回声在胸腔里一圈一圈地扩散开来。我看着她——在黑暗中看不清她的脸，但我闻到了她头发上皂角的清香、煤油灯熄灭后残留的煤油味、雨水的气息和旧书的霉味。这些气味混在一起，构成了那个夏天最深刻的记忆。

我不敢吗？我怕什么？怕穷？可是再穷，能穷到哪里去？怕没有未来？可是未来是什么，不就是两个人一起走出来的路吗？怕别人说闲话？可是别人说的闲话，能当饭吃吗？

我站起来。椅子腿在泥地上划出刺耳的声响。我走到她面前，蹲下来，借着窗户透进来的微弱天光，努力分辨她的轮廓。她坐在床沿上，微微仰头看着我，眼睛在黑暗中闪着水光。

“顾老师，”我叫她的名字，然后停了一下，“青萍。”

我伸手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很小，很凉，指尖上沾着潮湿的雨水。在我握住的一瞬间，她的手指猛地蜷缩了一下，然后慢慢地、慢慢地，反扣住了我的手。力道不重，却坚定得像是抓住了某样永远不想松开的东西。

“我不是顾老师的时候，也有人叫我青萍。”她的声音带着鼻音，“我等你这么叫我，等了很久了。”

那天晚上，雨一直没有停。煤油灯重新点亮了，小小的火苗在玻璃罩里安静地燃烧着，橘黄色的光晕笼罩着我们两个人。我们面对面坐着，说了很多话，从她小时候跟着她爹在镇上读书，到我在高中时最喜欢的物理老师；从她刚来村小时连粉笔都不敢领怕花钱，到我第一年进砖瓦厂时被砖坯砸了脚趾疼得三天没下床。我们之间的那些遮掩和距离，像那场暴雨里的泥墙，一块一块地被冲刷干净了。我们其实都是被命运丢到角落里的人，一个在砖瓦厂，一个在村小，隔着那道矮矮的黄土墙，各自孤独地守着各自的骄傲和卑微。

她握着我的手，在昏黄的灯光下看着我的眼睛，说：“以后，我们一起往外走。你走多远，我就陪你走多远。”

我说：“好。”

那场暴雨下了一整夜，天亮才停。雨后的清晨，阳光穿过被雨水洗过的空气，格外干净明澈，像是重新开始的世界。我推开办公室的门，看到操场上积着没过脚踝的水，水面上漂着几片被风雨打落的槐树叶。几排教室的墙壁都被雨水浸湿了，墙根处洇着一圈一圈的深色水渍。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青草被雨水泡过之后特有的清香。

顾青萍站在我身后，也看着这片狼藉的校园。她没有叹气，没有皱眉，只是静静地说：“等水退了，我们把教室收拾一下。”

“嗯。”

一个月后，我辞了砖瓦厂的工，去县城找活干了。

我娘起初不同意，说砖瓦厂好歹有个稳定收入，你二舅还是厂长，你不干了去哪？我跟我娘说，娘，我不能一辈子窝在那个厂里。我爹活着的时候说过，人往高处走。我娘沉默了很久，最后叹了口气，从柜子里翻出一个布包，里面是她攒了好久的钱，有零有整，一共四百多块钱，塞到我手里，说，去吧，别给你爹丢人。

顾青萍把她那本翻烂了的新华字典送给了我，扉页上用钢笔写了一行字：赠陆远，愿你前路坦荡，不负此生。她的字迹和她的人一样，工整、清秀、一笔一划都不含糊。

我在县城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家刚开业的五金店里当店员。老板姓钱，是个温州人，瘦瘦小小的，但特别精明。他看我能写会算，人又老实本分，很快就让我管账。我在五金店干了一年多，学了不少做生意的门道。钱老板说，小陆，你这人靠得住，以后自己开店，我支持你。

一九八八年底，我用攒下的钱和钱老板借给我的一部分，在县城开了一家小小的水电维修部。门面只有十来个平方，在一条偏街的巷子里，租金便宜。我修水龙头、换电灯泡、通下水道，什么脏活累活都接。刚开始没生意，我就骑着一辆破三轮车满大街转，看到哪家窗户漏水、哪家店铺招牌灯不亮，就主动上去问。头三个月，挣的钱还不够交房租。最难的时候，我口袋里只剩五块钱，晚饭买了个馒头就着自来水啃，但我没告诉我娘，也没告诉青萍。

那时候青萍每个周末都会坐班车来县城看我。村小到县城四十里路，她一早出发，颠簸两个小时才到。她给我带来她自己腌的咸菜、她娘蒸的馒头、还有她在学校里种的青菜。她帮我把那间又脏又乱的维修部收拾得干干净净，工具分门别类地摆好，账本重新誊了一遍。她不嫌弃我穷，也不嫌弃我满身油污。有一次她来看我，我正趴在客户家的水槽下面通下水道，脏水溅了一脸，臭得不行。她站在门口，没进去，就在外面等我。等我忙完出来，她从包里掏出一块干净的手绢递给我，说，擦擦吧。那块手绢是白色的，角上绣着一朵小小的兰花。我接过手绢，没舍得擦脸上的脏水，先把它叠好放进了口袋里。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维修部那间狭小的店铺里，头顶只有一盏日光灯，嗡嗡地响着。她在帮我补一件磨破了的工作服，针线在她手指间一上一下。我忽然说：“青萍，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你还跟着我，亏不亏？”

她咬断线头，抬头看我，认认真真地说了一句让我记了一辈子的话：“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但你有手有脚，有脑子，肯干，比什么都强。我等的不是你现在有什么，是你将来能成为什么人。”

那话像一剂强心针，直接打在了我的心脏上。我转过身去假装整理货架，不想让她看到我眼角发酸。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的维修部终于有了起色。因为干活实在、收费公道，街坊邻居们口口相传，我的客户越来越多，积攒了一笔真正意义上的本钱。正好赶上县城旧城改造，我咬牙贷了一笔款，把维修部升级成了一个小型的建材店，从省城进货，卖瓷砖、水管、电线、五金配件。那时候县城里盖房子的越来越多，建材生意好做。我白天在店里卖货，晚上骑着三轮车去送货，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青萍来看我的时候，看到我嘴上全是干裂的口子，眼圈发黑，心疼得不行，说你别这么拼命，身体要紧。我笑着说，不拼不行，我得攒钱娶你。

她说，我不需要你攒多少钱。

我说，但我需要。我陆远娶媳妇，得光明正大、风风光光。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的建材店从一家开到了两家。我把其中的一家抵押给银行，贷出钱来开了第三家。生意最好的时候，我手底下有十几个工人，三辆送货的货车，在县城建材市场里也算是一号人物了。

那时候青萍已经调到了县城的一所小学，不用再在村小那座破教室里受苦了。她在县城教书，我在县城做生意，我们离得很近，走路十来分钟就能见面。但我们都很忙，她忙着教书，我忙着生意，有时候一周只能见一次面。每次见面，她都给我做饭吃。她的手艺不算好，炒出来的菜不是咸了就是淡了，但我每次都吃得精光。

有一回吃饭的时候，她放下筷子，忽然问我：“陆远，你现在有钱了，会不会变？”

“变成什么样？”

“变成那些有钱人那样，嫌贫爱富，在外面找年轻的。”

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我陆远这辈子，就认定你一个人。不是你，谁都不行。”

她低头笑了笑，用筷子戳着碗里的米饭，没有说话。但我看到她的眼眶湿了。

一九九一年的秋天，我和青萍结了婚。婚礼不大，在我新买的房子里办的，请了两边的亲戚和我们各自的朋友。青萍那天穿了一件红裙子，头发盘起来，别了一朵红绢花，美得我差点认不出来。郭校长拄着拐杖来了，喝了两杯酒，说了一句让全场都安静下来的话：“我这辈子见过的年轻人里，小陆是最有志气的一个，青萍是最有眼光的一个。你们俩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那天晚上，宾客散去，我和青萍并肩坐在阳台上，看着县城里星星点点的灯光。远处的灯火在新铺的马路上投下橘黄色的倒影，偶尔有一辆摩托车突突地驶过。青萍靠在我肩膀上，说她有点不真实，好像还在那间漏雨的办公室里，怕一睁眼就发现这是一场梦。

“不是梦，”我握紧她的手，她无名指上那枚金戒指温温热热的，“那年暴雨把你关在那间屋子里，就是老天爷给我最好的安排。”

此后的日子就像溪水汇入河流，平稳、安详、一点一点地向前流淌。我们的儿子出生了，虎头虎脑的，哭声震天响。青萍坐月子的时候，我每天早上去菜市场买最新鲜的鲫鱼给她炖汤，笨手笨脚地给儿子换尿布，常常被儿子一泡尿滋一脸。青萍躺在床上看着我手忙脚乱的样子，笑得直抹眼泪。

又过了一些年，我们的建材店变成了建材公司，青萍从小老师变成了教导主任。我们换了更大的房子，买了车，儿子也上了小学。日子越过越好，但有些东西一直没变。她的书架上还是摆着那几本老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脊上又多了一道透明胶布。我的工具箱里还收着那张包过挂面的旧报纸，上面沾着煤油的印迹。每年夏天暴雨的时候，我们都会默契地停下手里的活，静静地听一会儿窗外的雨声。

如今我六十出头，她也六十好几了。头发白了，腰也弯了，但她的眼睛还是那么清亮，笑起来还是跟当年在煤油灯下吃挂面时一模一样。

前几天傍晚，又下了一场暴雨。雨势来得又急又猛，跟当年那场雨如出一辙。她坐在客厅的摇椅上看书，我坐在沙发上喝茶。雨点打在落地窗上，噼里啪啦地响。她放下书，摘下老花镜，看着窗外的雨幕，忽然笑了。

“老头子，你说，要是那年没下那场雨，咱俩现在在干啥呢？”

我想了想，放下茶杯，说：“不敢想。”

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眶微微泛红，但嘴角挂着笑：“那你想啥？”

“想你在煤油灯下给我煮的那碗面，”我走过去，在她旁边的沙发上坐下，握住了她满是皱纹的手，“鸡蛋没煮熟，蛋黄还是溏心的。”

她愣了一下，然后伸手轻轻打了我一下，力道轻得像那年她在我肩膀上弹掉的一颗灰尘。

“陆远，这辈子跟着我，你后不后悔？”

我抹了一把脸，手心湿湿的。我笑骂了一声，这该死的雨，总往屋里飘。然后我把她的手攥紧了一些，指腹摩挲着她无名指上那枚戴了半辈子的戒指，说出口的话，跟当年在那间漏雨的办公室里一样，一点都没变。

“不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