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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边疆是一个在学术与地理上似乎都很“遥远”的概念。在学术层面，边疆问题研究受关注度不高，属于冷门，乃至绝学领域，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专项设置之初，就把边疆研究作为重要内容；在地理层面，鉴于我国疆域辽阔，边疆的确距离内地相对遥远，亦是不太被关注的区域，或者说一般人了解不多。这种“遥远”感，也间接导致边疆治理所积淀的独特文化未能被广泛认知与深入挖掘。进入新时代，边疆在我国整体的安全与发展中地位重大，统筹“两个大局”下的中国边疆问题复杂多样，边疆的有效治理和现代化建设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全局中地位突出，意义重大。党中央高度重视边疆问题，提出“治国必治边”的重要战略思想，并强调要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而边疆治理文化作为边疆学的核心内涵之一，其挖掘与梳理成为建构这一知识体系的重要支撑。在这一过程中，我国边疆研究取得了突出成就，边疆学从冷门学科正在成为“显学”，一个充满活力并拥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新兴学科——中国边疆学正在茁壮成长，边疆治理文化的研究也随之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随着时代的发展，边疆与内地之间的交流极为密切，陆海联通也更加紧密，这种深度交融不仅拉近了地理与空间的距离，更让沉淀千年的边疆治理文化走出“边陲”，走进大众视野。其实，边疆自始至终都不“遥远”，一直是不同时期中央政府重点关注领域，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而历代中央政府对边疆的治理实践，不仅奠定了我国辽阔疆域的基础，更孕育了独具特色、内涵丰富的边疆治理文化，这种文化贯穿于边疆治理的全过程，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体现。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边疆就在身边，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到达边疆地区，开展各种活动，边疆与内地经济文化相互作用影响，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而这种交融本身，就是边疆治理文化滋养的结果。比如，我们身处的北京，汉唐时期这里都是中央治理边陲的要地，设幽州，不仅是管理东北边疆的重要机构，也是中原通往东北的交通要道，更是边疆治理文化的重要孕育与传播节点。也正因如此，很多边塞诗歌源于幽州，高适的《燕歌行》、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李白的《幽州胡马客歌》等名篇，既描绘了边疆的壮阔与戍边的情怀，也承载着当时边疆治理的时代印记；时至今日北京还有怀柔、顺义、大兴等地名，这些名称背后一定程度蕴含着“安抚边疆、稳固疆土、通达四方”的治理理念，更是边疆治理文化的直接体现，默默诉说着历代边疆治理的智慧与积淀。
AI根据“安抚边疆、稳固疆土、通达四方”生成的图片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边疆地区一个不能少，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显然边疆治理意义重大。而要实现新时代边疆治理的现代化，离不开对历史经验的借鉴，更离不开对边疆治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一背景下，系统总结我国历史上的边疆治理历程，挖掘其时代价值与当代启示，对于今天边疆治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下文笔者结合自身的浅显认识，对我国历史上的边疆治理文化提出一些不成熟的认识，不当之处还请批评指正。
一、我国古代疆治理的方略与思想
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曾指出：“任何民族的生息繁衍都有其具体的生存空间。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上。这片大陆的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这个地区在古代居民的概念里是人类得以生息的、唯一的一块土地，因而称之为天下，又以为四面环海所以称为四海之内。”在这样一个“天下”和“四海之内”的相对封闭空间中，随着历史的演进和政权的产生，出现了天下治理、国家治理和边疆治理的思想与观念。
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智慧，是中华文明在独特地理单元与多民族共生背景下淬炼出的治国精髓。从先秦“五方之民”的天下观，到秦汉“大一统”的政治实践，再到清代“多元一体”的疆域整合，历代王朝始终以“政治一统”为终极目标，通过“守中治边”定位中央与边疆的层级关系，以“因俗而治”尊重地方差异，以“经营开发”推动经济文化融合，并以“恩威并用”的辩证策略维系长期稳定。这些思想不仅塑造了历史上辽阔而稳固的疆域格局，更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基础。
中国边疆治理方略始终在“政治一统”的总目标下，秉持“守中治边”“用夏变夷”的基本理念，将边疆视为整体国家战略格局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定位超越了单纯的军事防御思维，而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维角度构建边疆与中原的联动关系。同时，中国边疆治理方略又呈现出“多元一体”的鲜明特征。这一理念承认边疆地区在族群构成、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等方面的特殊性，不强求整齐划一的治理模式，而是通过军事威慑、文化包容、制度调适等方式实现边疆与内地的有机融合。历代王朝在坚持国家统一的前提下，给予边疆地区一定的发展空间，这种“和而不同”的治理智慧，既维护了中央权威，又尊重了地方特色，为多民族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了制度保障。
（一）“政治一统”思想
早在夏商周三代到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的先人就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天下观”和“大一统”思想，这是“政治一统”思想的开端。在东亚这个独特的地理单元中，中国古人在生产生活过程中产生了极为朴素的“天”“地”“中”的认识，随着文明的演进和国家的产生，出现了天下治理的观念，即中国的传统“天下观”。根据《大戴礼记·曾子天圆》中的记载，曾参回答单居离的问题时就明确说道：“如诚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掩也。且来，吾语女。参尝闻之夫子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圆曰明。’”可以发现，在古人的视野之中“天圆地方”“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样一个闭合的地理空间是最形象的表达。
“大一统”观念由来已久，根植于夏、商、周三代天下观思想沃土，见诸早期诸子百家文献之中。《道德经》载：“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孔子在与子贡的对话中对春秋时期“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给予肯定，这进一步表明孔子对以周天子为核心实现“一匡天下”的支持。墨子认为：“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荀子则强调：“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在当时，无论是儒家、道家、法家，还是杂家，都不同程度提出天下归一的主张，这是先秦大一统政治观产生的思想基础。大一统概念正式出现在《公羊传·隐公元年》中：“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可以看出，大一统强调的是王的绝对权威和天下政令的统一，政令统一的表现为历法的统一。针对这一记载，后世多有解释，其中西汉王吉的解释比较典型：“《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
古本《公羊传》
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使秦朝成为第一个将“大一统”思想付诸实践的王朝，他通过推行郡县制、一体化改革、修筑驰道等措施，建立了具有广阔的疆域的多民族的国家。秦王朝的“大一统”实践不仅奠定封建制度基础，更为后世政治体制提供范式。汉承秦制，汉武帝为构建“大一统”王朝，兴兵弭平南越、闽越和东瓯之间的纷争，设置交趾、九真、日南等九郡，将郡县推广到了今越南中部地区；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东征卫氏朝鲜，设置乐浪、真番、玄菟、临屯等四郡，将郡县推广到了东邻日本海地区；为实现“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的政治理想而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等等。为了迎合汉武帝构建“大一统”王朝的需要，董仲舒倡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从天、地、人和谐的视角，董仲舒对始于秦始皇的以“皇帝”为核心天下秩序的正当性诠释。
魏晋画像砖《驿使图》
秦汉之后，中华大地存在着诸多王朝或政权，它们也存在不同形式的疆域和边界，特别是被称为“正统”的历代王朝大都试图构建以自己为中心的“大一统”统治体系，并以秦汉的疆域为标榜。《新唐书·地理志》《宋史·地理志》《元史·地理志》《明史·地理志》《清史稿·地理志》在记载相应的王朝疆域时多以秦汉的疆域为参照，或者作为突破的基点。正是这种“大一统”疆域观的影响，激励着中华大地上诸多王朝或政权的统治者在秦汉郡县的基础上，开疆拓土，将更大范围的区域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的轨道。最终到清代，清朝作为边疆民族建立的政权，在弥合族群之间差异，塑造“天下臣民”、整合中华文化的基础上，改变了传统王朝对边疆民族的管理模式。通过不断丰富发展“大一统”思想，从时间层面将中华大地的“大一统”推向了顶峰。一方面，通过采取“改土归流”、变“因俗而治”为“有法而治”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将“大一统”的理念落实到国家治理的各个层面，促成了统一多民族主权国家中国最终定型；另一方面，通过与邻国及藩属国的勘界划疆，清朝辽阔的疆域开始有了清晰的边界，中国疆域由传统王朝时期的“有疆无界”，转变为了近现代主权国家的“有疆有界”。1840年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清王朝的主权国家转型进程在殖民势力扩张过程中被迫中断。经过百余年的斗争，中华民族突破重重困难，最终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也形成了960万平方公里领土和300万平方公里领海的国家疆域。
总之，“政治一统”思想对边疆的有效治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夯实了“华夷一体”文化认同，缔造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形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数千年来，“大一统”理念早已根植于中华各民族的心灵深处，形成了一种无形而强大的向心力。
（二）“守中治边”思想
先秦时期，中原诸侯国自称“华夏”或“诸夏”，认为自己是周礼的继承者，文化上以“礼乐制度”为标志，将四方部落称为“夷狄”，认为他们缺乏礼仪、文化粗野。这种区分并非基于血缘或种族，而是以“文化认同”为核心。例如，《春秋公羊传》提出“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即夷狄若接受华夏文化，便可被视为华夏；反之，华夏族若背离礼制，也会被贬为夷狄。同时，以“天子居中央”的“天下观”构建秩序，如《周礼》中的“五服制”（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将夷狄置于边缘的“荒服”，象征其与中央的疏离。除“五服”说外，《周礼》还提出“九服”说，大意是王畿为国家广阔辖地之中心，由王畿向四面扩展，每隔五百里依次为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与藩服。郑玄《周礼注》谓：“服，服事天子也。”对《禹贡》的“五服”说以及《周礼》之“九服”说，提出以王畿为国家之中心，自王畿向四周扩展，由近及远将统治推向四方，远近不同地区的管理形式，以及对国家承担的义务均有不同，其义务由近及远逐渐减弱。先秦时期提出的“五服”说或“九服”说，反映出论者已具有“守中治边”的初步意识。
董仲舒形象
汉朝借助董仲舒公羊学的理论要义，完成了“王者无外”边疆思想的理论构建，使“守中治边”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汉代边疆政策包括对内实行郡县制、属国等制度，对边疆地区设置西域都护、护羌校尉、使匈奴中郎将、护乌桓校尉等特设机构，兼具军事管控与文化融合双重目的。
唐朝提出“华夷一家”思想，淡化华夷界限，主张文化融合，进一步发展“守中治边”思想。唐太宗时期，通过对突厥的军事行动实现了“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的局面。唐太宗晚年在总结治国经验时，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可以说，在唐太宗的治理理念中，“夷夏之防”的观念已经逐步淡化了，更注重构建华夏与四夷的大一统格局。
经五代十国和宋辽金分裂时期的不断碰撞和融合，到了元代，元武宗颁布的诏书进一步强调：“仰惟祖宗应天抚运，肇启疆宇，华夏一统，罔不率从。”明朝建立过程中，朱元璋起兵为确立正统凝聚人心，尽管高呼“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但在实践层面却强调“华夷一家”，尝试将华夷进行整合，朱元璋曾高度评价忽必烈“昔元世祖东征西讨，混一华夏，是能勤于政事”。最典型的是在永乐皇帝朱棣给日本的诏书中出现了“中华人”的表述。虽然这一“中华人”概念没有明确其是否包括全部夷狄，但从“华夏”到“中华人”的变化，已经足以表明明朝对所辖人群进行整合的目的。
清朝建立后，特意将“满洲”定义为“犹中国之有籍贯”。皇太极言“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康熙皇帝言“朕视四海一家、中外一体”；雍正皇帝言“满洲、汉军、汉人、朕俱视为一体并无彼此分别”；乾隆皇帝更是指出其一体观念是继承于先祖，并进一步强调指出：“夫人主君临天下，普天率土，均属一体。无论满洲、汉人未尝分别，即远而蒙古蕃夷亦并无歧视。本朝列圣以来，皇祖皇考，逮于朕躬均此公溥之心，毫无畛域之意，此四海臣民所共知共见者。盖满汉均为朕之臣工。则均为朕之股肱耳目。本属一体、休戚相关。”可以说清朝统治者，作为边疆政权入主中原，更加强调“一体”，消弭“华”“夷”之间的界限，将“守中”与“治边”的统筹融合发挥到了极致。可以说“守中治边”思想在我国历史上突出表现为从“华夷之辨”到“华夷一体”的逐步转变。
（三）“因俗而治”思想
我国地域广袤，不同地理环境孕育出各具特色的民族群体，如北方游牧民族、东北渔猎民族、西北绿洲民族、南方山地民族等，他们在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和社会组织结构上差异显著。尽管历代王朝统治者将“政治一统”作为边疆治理最高政治追求，但治理边疆的现实却是要面对着如何管理文化各异的边疆人群，于是“因俗而治”就成为了历代王朝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
身着鱼皮衣的东北赫哲族人
早在先秦时期，中原农耕地区的古人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有了按照物质文化的不同而划分人群的做法。《礼记·王制》对此有明确的记载：“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依据居住方式、饮食习惯、服饰、语言等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将中华大地上的人群分为“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成为“因俗而治”的现实基础。但是“因俗而治”不等于放任不管，所谓“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强调在整治政教的同时不改变边疆地区的习俗，在统一政令的同时不改变边疆地区的行政体制。
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针对边疆民族的“因俗而治”成为重要的国家治理思想，历代对中原农耕地区和边疆实施不同的治理方式即是突出表现。汉朝在郡县之外的边疆区域设置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西域都护、使匈奴中郎将等特殊机构进行管理。唐朝在国家治理中对直接管辖区域实施府州治理方式，而对辽阔的边疆地区则采取在安东、安北、单于、安西、北庭、安南等都护府体制下设置众多羁縻府州进行羁縻统治。元朝首创的土司制度堪称因俗而治的新典范。在西南地区，朝廷授予当地首领宣慰使、宣抚使等官职，允许其世袭统治并保留原有社会组织。明朝则任命边疆民族首领为宣慰使、宣抚使、土知府等世袭官职，同时设立卫所加强控制。清朝奉行“因其俗而柔其人”策略，在边疆地区任用土官，实行盟旗制、伯克制，在地方官员中任用一些边疆民族首领管理本地区本民族事务。
值得关注的是，从历代王朝的具体实践看，虽然依据“因俗而治”的思想将辖境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不同的管辖区域，但直接管辖区域不断向边疆拓展，王朝对边疆的控驭能力持续强化成为一种明显的发展趋势。
（四）“经营开发”思想
“经营开发”强调通过移民屯田、交通建设、经济扶持等方式，使边疆地区逐步融入中原王朝的经济社会体系，从而实现长治久安。“经营开发”理念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政治哲学。早在先秦时期，儒家“修文德以来之”的主张，为边疆开发提供了道德基础；法家“富国强兵”的思想，则为边疆经营注入了现实动力。秦汉两朝创造性地提出并实施屯田戍边，通过经济与政治手段并重，实现迁徙者“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进而达成屯田戍边的目的。之后屯田戍边制度为历朝历代奉行不悖，成为历史上边疆治理的重要举措。隋朝“盛行屯田”，唐朝建立了完善的屯田组织和军屯制度，元、明、清三朝将移民屯垦政策发展到极致，出现军屯、民屯、商屯等多种形式。
从历史演进来看，边疆“经营开发”思想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秦汉时期主要着眼于军事屯垦和交通建设，开发思想尚处于初级阶段；唐宋时期开始注重经济文化交流，开发思想内涵更加丰富；到明清时期，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系统性开发理念。在这一过程中，开发思想从单纯的实用主义，逐步发展为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多重考量的复合型思维。
边疆“经营开发”思想塑造了中国特色的边疆治理模式。这一思想与因俗而治一同形塑了中国古代的边疆治理独有特点，既维护中央权威，又尊重地方特色；既推动一体化发展，又保持文化多样性；既维护国家统一，又促进边疆繁荣。这种模式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历史上常见的边疆分离问题，为多民族国家的长治久安夯实了物质基础。
（五）“恩威并用”思想
早在先秦时期，“恩威并用”的思想便已萌芽。周朝对四方部族采取“修文德以来之”的怀柔政策，通过文化感召和经济交流吸引边疆民族归附，但对于不服从统治的部族，则保留武力征讨的权力，如周昭王南征荆楚、周宣王北伐猃狁。这种“德化”与“征伐”并用的策略，成为后世“恩威并用”思想的雏形。
AI生成“周昭王南征荆楚”
汉代是“恩威并用”思想制度化的重要时期。在“威”的方面，汉朝通过军事征服确立权威，如汉武帝北伐匈奴、设立河西四郡，东汉窦宪燕然勒石，均以武力震慑边疆；同时修筑长城、推行屯田戍边，构建防御体系。在“恩”的方面，采取和亲、册封、关市贸易、施以金钱等怀柔政策，并移民实边、设立郡县，促进边疆开发与民族融合。唐代在边疆治理上进一步发展了“恩威并用”的思想，尤其是“羁縻府州”制度的推行。元朝在边疆治理上采取“因俗而治”的策略，但也在关键地区驻军镇戍，这种“尊重习俗与军事控制”结合的模式，为明清所继承和发展。清朝则将“恩威并用”思想推向顶峰，形成“多元一体”的边疆治理体系。
历代边疆“恩威并用”思想取得成功，关键在于对“恩”与“威”的灵活运用。“恩”的层面包括文化认同、经济依赖和政治笼络；“威”的层面则体现为军事存在、政令统一和军事征讨，二者的平衡，既避免了单纯怀柔导致的边疆离心，也防止了过度武力引发的长期对抗。
（六）“德治教化”思想
教化四夷历来是边疆治理的重要方面。孔子称“有教无类”，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强调“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秦朝奉行教化理念，《琅琊刻石》有“欢欣奉教，尽知法式”的记载。汉武帝将“广教化、美风俗”的德治教化政策施行于边疆治理，采取“宜以厚德怀服四夷，举明义博示远方”之策。东汉光武帝在边疆地区推行“因其来降，羁縻畜养”的德治政策；以“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拒绝大臣们谋攻匈奴的主张。唐太宗指出“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并在“修文德以来之”之后，加上了“被声教以服之”。到了清朝时期，“德治教化”思想进一步深化，康熙发布《圣谕十六条》，包括“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弥盗贼，解雠忿以重身命”。通过圣谕宣讲，十六条深入边疆地区，成为“化导”边疆民族，使其“范围礼教”的重要方式。康熙强调“朕惟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因此，“化民成俗”成为清代边疆治理的重要方针。比如，连阳县令李来章在其《连阳八排风土记》中，自作《圣谕衍义三字歌》，“使瑶童熟读，知孝弟忠信之义”。据台湾凤山县儒学教谕朱仕玠的记述，台湾县、府“番童”考试“只令录圣谕广训二条”。而在云南土司义学教育中，“先令熟番子弟来学，日与汉童相处。宣讲圣谕广训，俟熟习后再令诵习诗书”。可见，儒学教化在边疆地区普及之广，而这一治理策略经久不衰，一直延续到清末。
在德治教化政策涵养下，历朝历代形成“礼分华夷”“怀柔远人”的礼仪制度，实行了以推广儒学为核心的边疆文教措施。通过皇室宫廷礼仪、朝贡礼仪、使者来往礼仪、册封授受礼仪等，各边疆民族上层在政治上、文化价值观上被整合进大一统的天下秩序中，形成文化上的共通和认同感。通过在边疆地区的文教政策，达到了“渐陶声教”的目的。唐开元十九年（731），吐蕃使者以金城公主名义请求赐予《毛诗》《春秋》《礼记》等书，裴光庭认为：“赐以《诗》、《书》，庶使之渐陶声教，化流无外。”有唐一代文献中，关于边疆各族子弟入太学，“使习华风”的记载屡见不鲜，学习儒家经典在唐代蔚然成风。明代在西南、东北、西北各边疆地区设立儒学，广泛招收少数民族子弟。清代继承明代制度，继续在边疆地区设立儒学，形成官学和社学两大系统。东北、内蒙古地区、回疆、驻藏大臣辖区、甘青川滇所辖藏族聚居区以及西南苗疆地区，都开办了官学和义学。义学所授内容多为四书五经，教学语言则是汉语。
二、我国古代边疆治理
的政策与举措
在边疆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历代中央政府基于治理需要和边疆实际逐步形成了一套系统而灵活的治理体系，这是历代王朝巩固统一、维护稳定的重要任务。中原王朝通过设置州县、都护府等机构强化直接管辖，并采用羁縻、册封等制度尊重地方习俗，实现“因俗而治”。此外，移民实边、互市贸易推动了边疆开发与经济联系，而和亲联姻与德治教化则进一步巩固了政治纽带与文化认同。这些举措相辅相成，不仅保障了边疆的长治久安，也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融合与发展，为中华文明的赓续提供了重要支撑。鉴于前文笔者在探讨边疆思想时已经不同程度涉及到政策和举措问题，下文笔者主要从四组逻辑关系具体阐释我国古代的边疆治理举措机制，以便理解边疆治理的政策与制度的互补逻辑，彰显我国古代边疆治理的特殊性。
（一）军事征讨与怀柔羁縻
在中国古代，中原地区时常面临来自边疆民族或政权的威胁，这些威胁严重影响到中原王朝的安全与稳定。北方游牧民族由于其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具有较强的机动性和攻击性，常常南下侵扰中原地区，掠夺人口、财物和土地。战国时期，匈奴频繁侵扰赵国北部边境，给赵国的边疆安全带来巨大压力。同时，一些边疆地区的地方势力为了谋求独立或扩张，也会与中原王朝产生冲突。此外，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拓展疆域以及宣扬国威等因素，也是中原王朝进行军事征讨的重要动因。秦朝统一六国后，为了巩固边疆，秦始皇派遣蒙恬北击匈奴，收复河套地区，将秦朝的疆域向北拓展。汉朝时期，汉武帝为了消除匈奴对边疆的威胁，派遣卫青、霍去病多次出击匈奴，沉重打击了匈奴的势力，使匈奴远遁，自此“漠南无王庭”，保障了汉朝北方边疆的长期安定。唐朝国力强盛，在边疆军事征讨方面取得了诸多辉煌成就。唐太宗时期，派遣李靖等将领出兵灭亡东突厥，解除了北方的一大威胁。唐高宗时期，唐朝又对西突厥进行军事行动，经过多年征战，最终平定西突厥，控制了西域地区，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加强了唐朝与中亚、西亚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元朝在边疆治理上不断军事扩张，极大地拓展了疆域，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控制。明初为消除北方威胁，朱元璋、朱棣多次北伐，虽未能彻底征服蒙古，但削弱了其反扑能力。在西南，明廷通过军事征讨推动“改土归流”，强化中央控制。清朝对边疆的军事经略更具系统性，清初通过征服漠南蒙古、三征噶尔丹，彻底解决蒙古问题；乾隆时期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叛乱，并设伊犁将军管辖新疆。在西南，雍正、乾隆两朝以武力推行“改土归流”，终结了土司割据。清朝通过“驱准保藏”和反击廓尔喀入侵，确立驻藏大臣制度，实现直接管理。此外，雅克萨之战抵御沙俄，施琅平台统一台湾，均展现了清朝军事经略边疆的主动性。
故宫博物院藏《万树园赐宴图》，描绘乾隆在避暑山庄万树园宴请蒙古、西域各部少数民族首领
怀柔羁縻政策有着深厚的思想根源。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强调“仁政”“德治”，主张以道德感化和怀柔手段来治理国家、处理民族关系。《礼记·中庸》中提到“柔远人则四方归之”，体现了对远方民族采取怀柔政策的理念。怀柔羁縻政策的内涵主要包括对边疆民族进行安抚、笼络，尊重其原有的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通过和亲、册封等方式，加强与边疆民族的联系，以实现边疆的稳定与民族融合。
和亲是中国古代怀柔羁縻政策的重要方式之一。汉朝时期，为了缓和与匈奴的关系，自汉高祖开始便多次与匈奴进行和亲。唐朝时期，和亲政策得到进一步发展，文成公主入藏与松赞干布联姻，不仅加强了唐朝与吐蕃的政治联系，还促进了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将中原地区的先进技术和文化传播到吐蕃，推动了吐蕃社会的发展。清代，满蒙联姻成为常态，清朝的满族统治集团与蒙古王公之间展开了长期且大规模的通婚活动。这种联姻关系，对清廷有效统辖与治理边疆蒙古地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册封指的是中原王朝通过册封边疆民族首领，承认其在当地的统治地位，以换取他们对中原王朝的臣服。例如，西汉时期匈奴贵族率众归附之后，朝廷对其首领封侯拜爵，并在西北地区设置“属国”。元狩二年（前121），浑邪王率众附汉，汉天子封浑邪王万户，为漯阴侯，并按照匈奴习俗安置归附匈奴部众，给予他们较大程度的“自治”权。汉朝这些举措不仅给予归附匈奴部众极高待遇，也稳定了汉朝西北边疆。唐朝时期，先天二年（713年）册封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统辖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这一册封使得渤海国成为唐朝的藩属国，促进了东北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明朝时期，对西藏地区的宗教领袖进行册封，如永乐帝册封噶玛噶举派黑帽系五世活佛得银协巴为“大宝法王”，加强了明朝对西藏地区的联系与影响。清朝对西藏首领的册封制度是其强化边疆管理的重要策略。顺治十年（1653年），顺治帝正式赐予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达赖喇嘛”封号，并颁发金册金印。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帝册封五世班禅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确立其宗教地位。册封之后，历代达赖与班禅的转世均需经中央政府批准，彰显清朝对西藏的主权管辖。与驻藏大臣（1727年设立）、金瓶掣签（1793年确立）共同构成清朝治理西藏的三大核心制度，巩固了边疆的稳定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二）直接管辖与因俗而治
中国古代边疆地域广袤、民族众多、地缘政治复杂，边疆治理直接关乎国家兴衰与社会稳定。历代统治者基于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需求，不断探索和完善边疆治理体系，形成了州县、军府、属国、特设机构、羁縻府州、藩属等多种治理举措。这些举措各具特色，直接管辖与因俗而治相互补充，构成了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丰富图景。
郡（州）县制度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体制下对地方进行直接管理的基本行政制度，其在边疆地区的推行是国家强化边疆控制的重要体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一些诸侯国就开始设立县制。秦国商鞅变法时，普遍推行县制，为秦朝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奠定了基础。秦朝统一六国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将边疆地区纳入中央直接管辖体系，如在岭南地区设置桂林、象郡、南海三郡，标志着中原王朝对边疆地区实施直接行政管理的开端。此后，历代王朝不断完善和发展郡（州）县制度，在边疆地区的适用范围也逐渐扩大。在边疆地区实施的郡（州）县制度，与中原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其特殊性。相同点在于都遵循中原王朝统一的行政管理制度，设置郡（州）、县等行政机构，任命官吏进行管理，征收赋税，推行法律等。不同点在于，边疆州县往往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在行政管理上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例如，在人口稀少、经济落后的边疆地区，州县的设置规模相对较小，行政管理的强度也有所减弱。同时，边疆州县还承担着防御外敌、维护边疆安全的重要职责，往往配备一定数量的军队。例如，唐朝在边疆地区设置的羁縻州，虽然带有一定的自治性质，但仍纳入郡（州）县管理体系，体现了中央对边疆地区的主权管辖。明清时期在西南地区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就是系统性地完善郡（州）县管理制度，强化中原王朝在边疆地区的治理体系。
郡（州）县制度加强了中原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直接控制，促进了边疆地区与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通过在边疆设立郡（州）县，中原王朝将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化教育和行政管理经验传播到边疆，推动了边疆地区的开发和发展。同时，郡（州）县制度的实施也有利于边疆地区的民族融合，加速了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原文化的认同。
除州县制度外，军府制度也是中国古代加强边疆地区管理重要机构，军府以军事职能为主，兼具行政管理职能。西汉时期，为了加强对西域地区的管理，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丝绸之路。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设立西域都护府，作为管理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西域都护府负责管理汉朝在西域的军队，统领西域诸国，保护丝绸之路的安全，调解西域各属国之间的矛盾，组织屯田等。东汉改设西域长史府，军事职能削弱，对外交流职能提高。唐朝在边疆地区设立安东、安北、单于、安西、北庭、安南等六大都护府，负责军事驻防、抵御外寇，管理各羁縻府州。元朝时期，在边疆地区设置都元帅府，主要负责镇守地方，协调军、政机构，处理对外事务。明朝在边疆地区设立都司卫所，主要管理军事和卫所屯田。清朝在边疆地区设立黑龙江、吉林、盛京、乌里雅苏台、绥远、伊犁六大将军府，是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兼管军事、少数民族事务、赋税、户口、教育等。军府模式在边疆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地维护了边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强化了中央对边疆地区的军事控制，促进了边疆与内地的军政一体化进程。
明宫廷长卷《丝路山水地图》局部
属国制度是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采取的一种特殊管理方式。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属国的雏形，一些诸侯国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承认其相对独立的地位，使其成为附属国。西汉时期，属国制度正式确立。汉武帝时期，大量匈奴人归附汉朝，汉朝政府设立属国安置这些归附的匈奴人，允许他们保留原有的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和军事力量，但要接受汉朝中央政府的节制。此后，属国制度在东汉、魏晋南北朝等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属国的管理方式具有独特性。在政治上，属国保留一定的自治权，其首领由本民族内部产生，但需得到中原王朝的册封和认可。属国要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接受中原王朝的政治领导。在军事上，属国拥有自己的军队，主要用于维护本地区的安全，但在必要时要听从中原王朝的调遣，参与对外战争或平叛活动。在经济上，属国与内地保持一定的经济联系，通过贸易等方式互通有无。
属国制度在边疆民族管理中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它为边疆少数民族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有利于缓解民族矛盾，促进边疆地区的稳定。同时，属国制度也加强了边疆少数民族与内地的联系，推动了民族融合。然而，属国制度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属国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当中原王朝实力衰弱时，属国可能会出现离心倾向，甚至脱离中原王朝的管辖，对边疆稳定造成威胁。
此外，羁縻政策、藩属制度也是治理边疆的举措类型，只是与前面提到的各种制度交叉一起同时作用，这里对其特点作简单说明。羁縻政策是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采取的一种以怀柔、笼络为主的柔性管理政策。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华夷之辨”和“大一统”观念。儒家思想强调“仁政”“德治”，主张以道德感化和怀柔手段来治理边疆少数民族，实现“天下归心”。羁縻政策的内涵主要包括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特殊的行政管理机构，任命当地首领担任官职，允许其保留原有的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中原王朝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手段对其进行间接统治。藩属制度是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一种特殊模式。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当时中原王朝与周边部落或方国存在一定的朝贡关系。秦汉时期，随着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藩属制度逐渐发展起来。唐朝时期，中国国力强盛，周边许多国家纷纷向唐朝称臣纳贡，成为唐朝的藩属国。明清时期，藩属制度达到鼎盛，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
州县、军府、属国、羁縻、藩属等多种边疆治理举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的联系在于都是中国古代边疆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边疆稳定，促进边疆地区发展，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区别在于它们的管理方式、适用范围和自治程度不同。州县制度是直接管理模式，中央集权程度最高；军府兼具军事和行政职能，对边疆地区进行双重管理；属国制度、羁縻政策和藩属制度则相对强调边疆地区或周边国家的自治权，中原王朝通过间接方式进行管理。
（三）移民实边与互市贸易
中国古代在长期的边疆治理实践中，移民实边与互市贸易成为历代王朝维护边疆秩序、促进边疆发展的重要手段。移民实边通过人口迁移与定居，充实边疆人力、开发边疆资源；互市贸易则以经济往来为纽带，加强边疆与内地、边疆与周边地区的联系。这两种举措相互配合、相互影响，共同推动着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塑造了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独特模式。
移民实边政策的兴起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从政治层面看，边疆地区常面临外部势力侵扰与内部不稳定因素，移民实边可增强边疆地区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巩固统治基础；在经济方面，边疆地区往往地广人稀、开发程度低，移民实边能够引入劳动力和先进生产技术，促进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缓解中原人口压力与资源紧张问题；从文化传播角度，移民实边有助于中原文化在边疆地区的传播，推动边疆地区的文化发展与民族融合，强化国家的文化认同。
秦朝建立后，秦始皇派蒙恬北击匈奴，收复河套地区后，“徙谪，实之初县”，将大量罪犯、贫民等迁徙到河套地区，充实边疆人口。同时，在岭南地区设置郡县后，也组织了大规模移民，这些移民将中原的农耕技术、建筑技艺等带到岭南，促进了当地的开发。汉朝时期，汉武帝为了巩固边疆，多次组织大规模移民。汉朝在河西走廊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后，从关中迁移大量人口到河西地区，进行屯田垦荒。这些移民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使得河西走廊逐渐成为重要的农业产区，也加强了汉朝对西域的控制。
唐朝在边疆地区推行屯田制度，吸引大量人口前往边疆。在西域地区，唐朝设置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组织军民进行屯田。例如，在伊州（今新疆哈密）、西州（今新疆吐鲁番）等地，大量士兵和内地民众参与屯田，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唐朝还鼓励商人、手工业者等前往边疆，促进边疆地区的商业和手工业发展，推动了边疆地区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清朝中后期，随着沙俄对东北边疆的不断侵扰，清政府逐渐放开封禁，鼓励移民实边。如1860年，清政府宣布东北弛禁放垦，大量内地民众移民东北，开垦荒地，建立城镇。移民的到来不仅促进了东北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增强了边疆的防御力量，有效抵御了沙俄的侵略扩张。
互市贸易主要是指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之间进行的商品交换活动，包括官方主导的互市和民间自发的贸易。这种贸易活动通过互通有无，满足双方生产生活需求，加强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进而推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交流。
官方互市是中国古代互市贸易的重要形式。汉朝时期，在边疆地区设立关市，与匈奴等民族进行贸易。汉武帝时期，“罢关市，绝和亲”后又恢复关市，通过互市，汉朝用丝绸、粮食等物品换取匈奴的马匹、皮毛等。唐朝时期，官方互市更加规范和繁荣，在边疆地区设立了多处互市场所，如在西北边疆设置了互市监，负责管理与中亚、西亚等地的贸易往来。唐朝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如突厥、吐蕃等也开展了大规模的互市贸易，双方交换的商品种类繁多，包括茶叶、马匹、金银器等。
克孜尔石窟丝路商旅壁画
除了官方互市，民间贸易在边疆地区也十分活跃。宋朝时期，与辽、西夏等政权在边境地区形成了许多民间贸易集市，如雄州（今河北雄县）、霸州（今河北霸州）等地的榷场贸易。民间商人在这些集市上进行商品交易，交换的商品不仅有生活必需品，还包括文化用品、手工艺品等。明清时期，民间贸易进一步发展，晋商、徽商等商帮活跃于边疆地区，他们与边疆少数民族进行贸易，将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运往边疆，又将边疆的皮毛、药材等带回中原，促进了边疆与中原的经济交流。
移民实边在政治上充实边疆、强化中央控制、维护稳定；经济上带来劳动力与先进技术，推动边疆农工商发展及资源开发；文化上促进中原与边疆民族文化融合，增强民族认同感。互市贸易则推动边疆经济繁荣与城镇化，加强边疆与内地经济联系、促进全国经济一体化，同时增进民族间了解信任，减少矛盾，推动民族融合与中华文化多元发展。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助力边疆治理与发展。
（四）和亲联姻与文教整合
中国古代边疆地区民族众多，在长期的边疆治理实践中，和亲联姻与边疆文教是两种极具特色且影响深远的治理举措。和亲联姻通过建立血缘纽带，缓和民族矛盾，促进政治关系的稳定；边疆文教则通过文化教育的传播，增强边疆地区对中原文化的认同，提升边疆地区的文明程度，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和亲联姻是中国历代王朝治理边疆、协调民族关系的重要政治策略，始于西汉，贯穿隋唐、辽夏金元至明清，历时两千余年，深刻影响着边疆的稳定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其核心是通过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上层联姻，搭建政治互信桥梁，化解民族矛盾，推动边疆地区的有序发展，但同时也存在一定历史局限性。
和亲联姻是平息边境战乱、维护边疆稳定的重要手段。西汉初年，刘邦采纳刘敬之议与匈奴和亲，换取了边境安宁，为国力恢复赢得时间；汉元帝时昭君出塞，使汉匈维持半个世纪和平，出现“边城晏闭、牛马布野”的盛况。隋唐时期，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巩固了唐与吐蕃的政治联系，推动双方达成和平盟约；清代满蒙联姻成为基本国策，形成“满蒙一体”的格局，强化了中央对北方边疆的控制。和亲通过“甥舅之亲”的血缘纽带，将军事对抗转化为战略妥协，有效降低了边疆治理成本。
唐阎立本《步辇图》，描绘吐蕃大相禄东赞赴长安觐见唐太宗、为松赞干布求娶文成公主
和亲联姻推动了边疆与内地的深度交融。和亲公主随行带去的中原农耕技术、养蚕缫丝技艺，促进了边疆地区农业、手工业发展，助力丝绸之路的畅通与繁荣。同时，中原的礼仪、服饰、建筑文化传入边疆，边疆的音乐、宗教、游牧文化也影响中原，形成独特的和亲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内涵。文成公主入藏后，传播中原文化与生产技术，推动吐蕃社会进步，成为民族交融的千古佳话。
边疆文教政策的实施，源于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思想观念以及儒家“以文化人”的理念。边疆文教的内涵主要包括在边疆地区设立学校、推广儒家经典、培养人才等，通过这些方式提升边疆地区的文化教育水平，促进边疆社会的发展。
汉朝时期，在边疆郡县设立官学，教授儒家经典，培养当地人才。唐朝在边疆地区设立了众多州县学，如在西域地区设置学校，传播汉文化。明朝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立卫学、府学等，招收少数民族子弟入学，学习儒家文化和中原礼仪制度。同时，中原王朝也通过向边疆地区赠送儒家经典书籍、派遣学者讲学等方式，推广儒家文化。清朝时期，在边疆地区广泛设立书院，讲授儒家经典，培养了大批熟悉中原文化的边疆人才。朝廷还鼓励边疆少数民族学习汉字，参加科举考试，为边疆地区的优秀人才提供进入仕途的机会。
边疆文教政策对边疆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促进了中原文化在边疆地区的传播，增强了边疆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推动了民族文化的融合；培养了大量人才，提高了边疆地区民众的文化素质，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进一步巩固了中原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统治，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三、我国古代边疆治理
的经验与启示
综观数千年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实践历程，可以提炼出若干具有普遍意义的治理经验与历史规律。这些经验超越具体朝代与个别案例，凝聚着中华文明处理多民族国家边疆问题的政治智慧，对于当代边疆治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一）强调刚柔并济
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首要经验，在于形成了以“刚柔并济”为核心的复合型治理范式。这一范式的精髓在于，军事威慑与文化浸润双向互动，制度规范与习俗尊重有机统一，从而在维护统一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降低治理成本、巩固治理成效。
“刚”的层面体现为强大的军事威慑与必要的武力征讨，这是维护边疆安全的战略基石。从秦汉的北击匈奴、开拓西域，到隋唐的平定突厥、经略漠北；从元朝的军事扩张、明朝的北征蒙古，到清朝的平定准噶尔、驱准保藏。历代王朝始终将军事存在作为边疆治理的武力后盾。这种军事威慑并非单纯的暴力压制，而是通过战略主动权的掌握，确立中央王朝在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主导地位，为和平治理创造前提条件。
“柔”的层面则体现为文治教化的深远影响与文化向心力的持续构建。和亲政策开启的跨民族联姻网络，儒学传播构建的文化认同体系，册封制度形成的政治共同体，超越军事征服形成了更为持久的文化向心力。这种文化浸润不仅作用于边疆上层，更通过官学教育、圣谕宣讲、礼仪规范等方式深入基层社会，使边疆民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念，形成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刚柔并济”的深层智慧在于二者的辩证统一，没有军事威慑作为后盾，文治教化便失去支撑；没有文化认同作为根基，军事征服终难持久。刚柔相互为用、彼此强化，既避免了过度武力引发的长期对抗，也防止了单纯怀柔可能导致的边疆离心。这一治理传统，从秦汉奠基、隋唐发展到明清完善，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理经验。
（二）采取因地制宜
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又一核心经验，在于始终秉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在坚持国家统一这一根本目标的前提下，针对不同地区的特殊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治理方式。
这一经验的哲学基础，是承认边疆地区在地理环境、民族构成、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等方面与内地的客观差异，不强求整齐划一的治理模式。从秦汉时期的“郡国并行”，到唐代的羁縻府州，从元朝的土司制度，到清代的盟旗、伯克、驻藏大臣等多轨并行的治理体系，历代王朝的治理实践始终贯穿着“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核心理念。这种因地制宜的治理方式，既维护了中央权威和国家统一，又尊重了边疆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有效避免了因强制同化可能引发的矛盾冲突。
因地制宜的治理经验体现在制度设计的弹性上，既有直接管理的州县，也有间接管理的羁縻州府、土司领地；既有中央派遣的流官，也有当地世袭的首领；既有通行全国的律例，也有适用于特定地区的律例或番例条款等专门法规。这种制度弹性使中央政府的治理举措能够更好地适应边疆地区的实际需求，提高了治理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值得注意的是，因地制宜并非放任自流，而是在统一国家框架内的多样性安排。历代王朝在给予边疆地区一定自治空间的同时，始终通过军事驻防、官员任命、法律监督、定期朝贡等方式保持对边疆的有效控制，确保国家的统一和政令的畅通。
（三）坚持动态调整
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第三个重要经验，在于始终坚持动态调整、因时制宜的治理理念。面对边疆地区复杂多变的政治、经济、民族形势，历代王朝不固守一成不变的治理模式，而是根据形势变化持续进行制度创新和政策调适。
这种动态调整体现在多个维度：从羁縻到州县的转变，反映了中央集权的逐步强化。汉唐时期推行的羁縻政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利于维持边疆稳定，但随着边疆与内地联系的日益紧密，其松散性逐渐显现，明清时期逐步向州县制过渡，加强直接管理。移民置州通过人口迁移与经济开发巩固边疆治理，不仅促进了边疆经济发展，也加速了民族融合进程。从部落体制到盟旗制度的创新，是清朝对蒙古部落的成功改造——既保留游牧传统，又将各部落纳入国家行政体系，有效防止了分裂势力的形成。改土归流更是动态调整的典型案例，明清时期针对土司势力膨胀、威胁国家统一的问题，逐步废除世袭土司，改派流官，设立府县，强化了中央对西南地区的直接控制。
动态调整的成效显著：一是通过持续强化中央权威，有效维护了国家领土完整；二是通过不断缩小边疆与内地的发展差距，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社会进步；三是通过制度创新推动民族交流交融，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些经验充分表明，成功的边疆治理必须兼顾政策稳定性与制度灵活性，既要有长远的战略定力，也要有应变的制度弹性。
（四）倡导文化认同
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最高智慧，在于始终重视文化认同的构建，将“以文化人”作为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层根基。这一经验的核心理念在于边疆治理不仅是行政管辖和军事防御问题，更是文化融合和心灵归属问题。
“以德为政、德教为先”的理念贯穿于历代边疆治理的实践之中。这种文化认同的构建，通过多层次、多渠道的方式持续推进，在中央层面，通过册封礼仪、朝贡制度、皇室联姻等，将边疆上层整合进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在地方层面，通过官学、书院、义学等教育机构，培养熟悉中原文化的边疆人才；在基层方面，通过圣谕宣讲、儒学普及、礼仪教化等，使普通民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念。
文化认同的意义在于，超越了血缘、地域、族群的局限，以文化为纽带将众多民族凝聚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当边疆民众“渐知向化”，当边疆子弟熟读四书五经、认同孝悌忠信的价值，这种文化认同所产生的向心力，比任何行政强制和军事威慑都更为持久、更为深沉。正是这种文化认同的深层构建，使中华民族虽历经磨难而始终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使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回顾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千年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边疆治理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巩固和发展的深层支撑。从“政治一统”的最高准则，到“守中治边”的层级定位；从“因俗而治”的包容智慧，到“经营开发”的务实举措；从“恩威并用”的辩证策略，到“德治教化”的文化感召——这一整套治理思想与实践，共同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边疆治理文化体系。
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治国必治边”的重要论断，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未来发展的战略指引。推进新时代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治理文化，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获得启示。要坚持政治一统的根本原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善于刚柔并济、因地制宜，提高边疆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要高度重视文化认同的构建，以中华文化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唯有如此，才能确保边疆的长治久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保障，让沉淀千年的边疆治理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
中国边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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