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晋书》，[唐]房玄龄等撰，中华书局，2026年6月出版，全十册，780.00元
贞观二十年闰三月《修晋书诏》虽指摘诸家旧《晋书》各有所短，如云“荣绪烦而寡要，行思劳而少功”，实际操作中仍“以臧荣绪《晋书》为本，捃摭诸家传记而附益之”，最终形成了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卷的规模。若作进一步分疏，西晋一朝的史事，由于中朝沦丧、文献散佚，史料不足的窘困，东晋初年的史家已感棘手，如虞预私撰《晋书》，因长于东南，不知中朝事，数访问于王隐，最终干脆借王隐之书一抄了事。然而王隐《晋书》本身评价也不高，《晋书》本传讥其书次第可观者，皆其父王铨所撰；文体混漫义不可解者，则出自王隐的亲笔。近年于溯的研究又补了一刀，认为王铨远离洛阳官场，又兼门第寒微，从未进入世族累世交往通婚形成的网络，私录的晋事及功臣行状，恐怕也层次不高（于溯《中朝往事：文献环境与司马氏创业史的形成》，《中古时期的历史文献与知识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东晋部分，聂溦萌以传记排列为线索，指出其主体具有家传特征，当本自何法盛《晋中兴书》，东晋初的传记或仍承自王隐《晋书》，晋末如“情非造宋”诸人则取材于刘宋国史（聂溦萌《中古官修史体制的运作与演进》第六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至于载记则源于《十六国春秋》。
于溯著《中古时期的历史文献与知识传播》
聂溦萌著《中古官修史体制的运作与演进》
《晋书》来源的驳杂，客观上有隔代修史的局限，倒正好隐喻了晋朝在中国历史上定位的摇摆。学界虽惯以魏晋连称，绝大多数时候实际指涉的是曹魏和西晋，东晋一般被归入偏安南方的六朝史脉络。至于以载记为名附存十六国的兴替，虽号称仿班固叙平林、新市、公孙述事的先例，但席卷南下的五胡部落，绝非晋的驱除，而是掀起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生逢两个四百年的“中间点”
按照内藤湖南的假说，后汉后半期到西晋属于上古到中世的过渡期，是中国文化暂时停止向外发展的时代，五胡十六国至唐中期的中世，其特征是外部种族觉醒，文化力量在反弹的作用下而及于中国内部的时代（内藤湖南《中国上古史》绪言，收入夏应元选编并监译《中国史通论》，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年）。围绕时代分期问题，战后日本学界产生了激烈的论战，但内藤湖南关于过渡期的提法，似未得到太多的回应。
时间是进入历史最基本的维度，或因中国历史过于漫长，使普通人反易生出一种客体性，较少有以及身量度过去的自觉。平日上课讲到这段，我常常会问学生，现在是公元2020年代，上溯四个世纪是什么时候，稍有茫然后的答案很简单，1620年代，此时不但满洲人尚未入关，甚至后来吊死煤山的崇祯在1627年方登上皇位。进一步假设自1620年代以来我们都生活在同一王朝的统治之下，大家会不会默认这个王朝是千年帝国，如果这一王朝曾一度为人篡夺，很快又“中兴”了，是否会强化这种永恒感，而魏晋人悲剧性的宿命恰是生活在从永恒走向崩解的洪流中。
“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魏蜀吴三国虽然在政治上、军事上互为敌手，皆自云承袭汉的正统，无论是兴复汉室的旗号，还是削平群雄的努力，我们耳熟能详的三国英雄人物大体也是以恢复汉王朝“旧貌”为目标的，当然天子可以不必再姓刘。三家归晋，重建一统之后，这一目标乍看也达成了，尽管学者大体遵从田余庆的看法，认为西晋的统一不过是一个低层次的统一。确实西晋初年政治上的诸种弊端，当时士大夫已有相当直率的揭露与批判，大体上可归为因统治阶级的固化而连带产生的裙带腐败与奢靡放荡。晋武帝竭力扶植“不惠”的太子司马衷继位，更加剧了朝野上下的不安感，招致了普遍的批评。借助“倒放电影”的办法，我们不难指出西晋不过是从汉末至隋初四个世纪漫长分裂中的短暂一统，汉帝国最后的回光返照，甚至可以恶俗地套用一下福煦那句名言“这不是统一，这只是二十年的休战”。政治的朽烂确如沉疴痼疾，但难道一定会导致短促而亡？晋惠帝的愚痴自然加剧了权力运作的不确定性，起码他还会思考蛤蟆鸣叫是为公还是为私，东晋安帝据说“自少及长，口不能言，虽寒暑之变，无以辩也”，也照样登上了大位，甚至没有引发太多的议论。事实上，无论武帝君臣还是晋初政治的批评者，仍自以为生活在汉的余荫中，恐怕谁也没有意识到此刻正处于疾风骤雨的前夜，不仅是易姓改号，而是天崩地解，按照顾炎武的定义，是属“亡天下”。
五胡入华是造成这一前所未有变局的直接原因，这一变化本身却是草蛇灰线、伏延千里。东汉建武中，南匈奴附塞，逐渐进入山西北部，羌人徙居关中，则能追溯至马援。西晋前期秃发树机能、齐万年在西北起事，波及广泛，扑灭艰难，已呈尾大不掉之势。面对长期形成的胡汉杂居形态，即使遵循江统《徙戎论》的先见，乘着兵威方盛，国势犹存，将关中的羌氐强制迁出，虽不能说会提前开启十六国的乱世，肯定将引起大大小小的“齐万年们”揭竿而起。在这一学者熟悉的背景中，仍有两点值得抉出，一是晋末十六国初活跃的胡族领袖，绝大多数并非塞外野蛮精悍之精血，而是来自塞内。其次自汉末以来，割据的各方也经常借用鲜卑羌戎之属的武力或煽动对方控制区域内的部族起事，即汉地统治者对这些力量并不陌生，有加以收编运用的悠久传统，这也是八王之乱后期顺势将胡人部族引入内战的惯性所在。因此，八王之乱初如一个个小的气旋相互激发，五胡入华则是一个巨大的加速运动，最终酿成了预见之外、破坏力惊人的飓风，所激起的未有之剧变，虽呈现出巨大的断裂，影响其间的诸种变量却多渊源有自，很难说是全新的。
除了以上时人或多或少有所觉察的“势”与“风”外，还有一个因素是局内人浑然不知的。到东汉时代即公元之初，我国天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直到第三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公元280至289年的十年间达到顶点，当时每年阴历四月份降霜（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但是环境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东汉以降胡族入塞浪潮背后隐而不彰的动力，如小冰期与明朝灭亡的关系一般，言人人殊。
断裂与延续
在旧有秩序瓦解，北方各种政权、势力旋起旋灭的动荡时局中，两晋又被目为中古士族社会发育成熟的时代，尤其是东晋，形成了皇权与士族共天下的局面，田余庆将其定义为门阀政治。如何理解崩坏与延续之间的张力是其中的一大关节。
汉魏、魏晋两次王朝革命以禅让的形式展开，客观上使官僚阶层在易代过程中没有受到大的损失，在保持政权稳定的同时也造成了“世官”现象的普遍存在，约在一个世纪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稳定延续的政治受益群体。西晋初，官僚阶层经过汉魏两代的生长发育，已经形成了一个通过婚姻、交游、同僚、征辟等方式凝结起来的共同体，加之汉晋间玄学清谈的兴起，这些官僚家族除了政治利益外，在文化上也逐步形成了共同的趣味与认同。
落脚在西晋这一短暂稳定时期，仍有一些悬而未定的变化值得一观。如众周知，西晋统治阶层的重要特征是封闭与保守，即左思所谓“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而九品官人法则为这一仕进上的优势提供了准制度性的保障，但也要注意当时清论对此的批判。唐长孺、胡宝国皆指出刘毅批评九品中正制上疏“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中的势族与世族并不能等同（《士族的形成和升降》，《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魏西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将无同》，中华书局，2020年），势族盖指公侯之子孙，当涂之昆弟，是当朝高官子弟。由于汉末至晋初政治上的延续性，朝中贵戚多数出自汉魏以来的世家，甚至不少是党人名士的后裔，名士、世族与贵戚互有交集，但过度倚仗政治上的优位以垄断选举，“计资定品”，仍会招致舆论抨击。从汉末以来人物评论的风气而言，直至晋世，名族与名士并未完全合流，出身寒素的单士，仍有机会得到清论的激赏，获得中正二品，如刘沈升霍原为二品事即为其例。尤可注意的是世家子弟在其中的扭捏之态，“贵游子弟闻而重之，欲与（霍原）相见，以其名微，不欲昼往，乃夜共造焉”（《晋书》卷九四《霍原传》）。一方面汉末人物评论以士人操守德行为先的本色犹在，另一方面在具体行为上已受到中正品第造成的身份区隔之影响。
唐长孺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胡宝国著《将无同：中古史研究论文集》
如果将九品官人法目为保障士族子弟仕进特权的制度设计，恰在西晋一朝，不少制度上的受益者对此颇有讥弹。时人多将九品官人法目为权宜之制，“九品始于丧乱，军中之政，诚非经国不刊之法也”，司空卫瓘等也曾上表废除九品选人，“复古乡议里选”（《晋书》卷四五《刘毅传》），而将不能立即恢复旧制归因于“人物播越，仕无常朝，人无定处，郎吏蓄于军府，豪右聚于都邑”（《晋书》卷四六《李重传》），即汉末以来因战乱造成人物流徙的局面犹存。实际上，在晋初舆论中去魏之弊法、循汉之故事才是政治正确，假如西晋政权长期维持，是否会恢复察举制，是一个颇有意味的反事实假设。
玄学清谈则被视为西晋士大夫社会中另一重要特征，田余庆在讨论陈郡谢氏的崛起时曾指出，由儒入玄是成为名士的必要条件，谢鲲一改父辈的儒素习尚，渐入元康玄风，这是谢氏家族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玄学与事功二者兼备是王、庾、桓、谢诸族立身的根本（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玄学无疑是时代的潮流，但这一新潮是否能囊括一切？《钱神论》一文或折射出当时人的观念。文章以司空公子与綦毋先生的问答引出话题，司空公子先后问綦毋先生是否学过《诗》《礼》《易》，一一做出肯定答复后，綦毋先生又自诩“吾将以清谈为筐篚，以机神为币帛”。若遵循问答的先后次序，儒家经典仍是士人学问的根底，清谈则是跻身士人交游网络的敲门砖，玄学和儒学间未必是取代或对立，而是递进关系。玄儒兼修的现象既往多被学者目为折衷从权，是思想史的支流，但或许这才是当时士大夫社会的主流。自鲁迅以来的研究者多瞩目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非汤武而薄孔周、反抗名教的一面，但这种形象凸显的本身也是近代学术史上进步主义取向的一部分。
田余庆著《东晋门阀政治》
魏晋之际士人转向玄学，多数仍属个体的选择，而非家族文化的转向，以汉末最具声望的颍川陈、荀、钟三家而论，虽有子弟如荀粲、钟会等沾染玄风，整体仍维持儒学家族的面貌。在玄风兴起的时代，也有不少举足轻重的政治家族，不为时风移易，维系旧观，司马家的外戚泰山羊氏便是一例。羊氏本身是典型的两汉名族，《后汉书·羊续传》云其先七世二千石卿校，羊续本人曾被党锢牵累，幽居十余年，复出后一度有三公之望，因不愿输钱东园而未拜，而羊陟更名列八顾之一，规划灭吴的羊祜便是羊续之孙，司马师、司马衷两娶羊氏为后。无论家世德行，还是官爵事功，兼又卷入魏晋政治的核心，是时羊氏无疑可跻身一流家族的行列。西晋羊氏家族的家学传承是书法，《世说新语·巧艺》云：“羊长和（耽）博学工书，能骑射，善围棋。诸羊后多知书，而射奕余艺莫逮。”羊耽颇有武艺，赵王伦遣使者迫其为相国参军，羊耽“矢左右发，使者不敢进”，不失将门气概。羊氏沾染玄风实际上要晚到东晋之后，家族地位早已中衰，羊耽曾孙羊孚雅善理义，曾与殷仲堪谈《齐物论》。当然皇室司马氏家族本身也没有太多的魏晋风度。若以西晋一朝的本位而言，以八达为代表元康玄学的影响，特别是对士大夫社会主流的影响，恐怕仍可探究。
通向贵族制论的几条路径
学者大都观察到东汉中后期，察举渐为地方豪强垄断，所谓“选士而论族姓阀阅”，汉末公孙瓒更有愤激之言“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贵之，皆自以为职当得之，不谢人善也”，不难看出长久形成的风气。此类豪强大族在仕进中的优势，其实历朝皆有，而且会随着政权的长期稳定而得到强化，东汉后期的现象很难说是特例。历朝打破这种优势乃至垄断最直接办法便是动乱导致的贵贱易位，如公孙瓒的做法，“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使困在穷苦之地”（《三国志》卷八《公孙瓒传》引《英雄记》）。两晋之际无疑是一个动荡尤剧的时代。不少名族确实随着中朝沦亡而淡出政治舞台的中心，如汉魏间望实俱隆的颍川荀氏便是典型。与历代动乱不同的是，两晋之际的天地翻覆，虽然扫荡了许多世家显宦，但在结构上却强化了士族在政治上的优势。因此，从汉末到东晋的一个多世纪中，更具连续性的线索或是皇权的衰落，特别是军事能力的下降，无论是朝廷本身掌握的兵力，还是对地方势力的控制，至东晋更以流民帅武装为基础的北府作为主要的依傍。
关于士族社会的形成，中日学者切入的角度是不同的，中国学者抓住了皇权衰落这一线索，以政治史为本位，考察皇权与士族之间的消长，田余庆将士族与皇权的共治，即所谓的“共天下”，视为皇权政治的变态。日本学者则更关心社会文化的层面，内藤湖南的提法是贵族政治，而最早使用贵族制一词的是冈崎文夫，指出这是一种社会制度，他将南朝视为典型的贵族制时代，在宋齐达到了鼎盛，越智重明曾把西晋称为贵族制最完备存在的时代，皆与政治史为中心的观察形成了错位。在论战中发展起来诸种实证研究，大约在两个层面支撑起了贵族制论，首先以川胜义雄、谷川道雄为代表，以乡论、自律性等为纽带，构建起了从地方名望家到贵族的社会史路径，其次则是宫崎市定对九品官人法的研究，强调乡品与官品的联系，由此形成了对于士族仕宦特权的制度性保障。
如果将“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视为一种构建排他性社会身份的权力，其本身确实未必是与皇权盛衰同步的，而“清”这一概念的兴起，大概是汉末士大夫留给中古社会最重要的遗产。从汉末清议到魏晋清谈，形式虽有变化，最核心的要素是“清”。从官僚体系而言，阎步克注意到魏晋以来出现了“清途”的观念，士人对起家官日益重视，逐渐成为身份高下的重要标志（《察举制度变迁史稿》第六章，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目前来看，宫崎市定关于乡品与起家官相差四等的假说，恐怕难以成立，胡宝国曾敏锐地观察到乡品二品对应的是某一类起家官，如在西晋多从东宫掾属、诸王文学、公府掾起家，其背后的实质亦是清途或清官（《九品中正制杂考》，《将无同》，中华书局，2020年）。通过官分清浊，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官僚的等级及迁转次序，形成了与以官品高低为核心的官僚科层体制相抗衡的社会文化。除了“宦”之外，士族相对封闭的婚姻圈，也可以被视为维持“清”的一种手段。
阎步克著《察举制度变迁史稿》
中村圭尔在回顾贵族制论战时曾指出，日本学界对何谓贵族制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把贵族制看作是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代和社会的体制，或者说是规定着这个时代与社会性质的体制；另一则只是把贵族制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所有历史现象中的一部分（《六朝贵族制论》，《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2卷，中华书局，1993年）。在魏晋时代，一方面是统治阶层的固化，由此引发关于士族社会的讨论，而在社会基层，随着动乱的持续，大量小农成为国家或豪强的依附人口，唐长孺恰恰是从客的卑微化与普遍化来构建其魏晋封建论学说。社会顶端与底层之间的变动无疑是有联系的，破产农民所依附豪强中的很大一部分可以被归入广义的士族行列，由此引发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哪一种变化塑造了魏晋南北朝社会的本质。
从政治史时间而言，西晋无疑是一个短命的失败王朝，上文谈及统治阶层的固化与朽败，底层民众的流离与依附，无疑是传统史学将其称为一个黑暗时代的基本元素，然而造成诸种变化的结构性的因素与结构化的偶然交错其中，既短暂又漫长，反倒构成这一时代在学术上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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